香港40年流行史制造者

　　词家有道——16位香港词人访谈录 黄志华、朱耀伟、梁伟诗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9月

　　香港词人们的词折射出大众生活与时代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词的历史就是香港人的心态史。

　　□ 周 语

　　词坛不是一个小江湖，而是一个大世界。词是香港文学与文化工业所造就的一个亮丽的体裁。

　　在上海的时候和一个词作家老友喝茶，谈到过香港词人的日常生活。听他们的故事，就像是口述史或纪录片，一盏茶的时光，听完一首曲子，四十年的记忆就浮现上来了。

　　词人的身份，就像是香港这近四十年的文化代言人，香港本土文化的发展、音乐工业的成型与这些词人息息相关。香港流行音乐随着香港的城市发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与国际接轨，到了70年代，词人们开始有了更自由更广阔的空间来用“词”书写这个城市的欢喜与感伤。在娱乐工业迅猛扩张的时代里，“词”的形式和存在成为这个体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词人是音乐工业力量的幕后制作人，隐士般在幕后书写他们所观察到、思考到的爱与痛苦。这本《词家有道》就是一部他们的小型口述历史。

　　在香港，买彩的大妈也会哼几句林夕的曲子，人到中年的机关小干部、商贩、拾荒者、码头渡口的工人、摩天大楼里的白领，他们都哼着林夕、黎彼得的词。词与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如《词家有道》里面黎彼得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是当年我和许冠杰在庙街吃炒蚬，看见看掌相命理的路摊档主，于铁丝网上挂的前人名句。突然，我觉得两句很特别，不知道放入流行曲中效果会如何。”

　　如果从词史的角度来看待香港词人这四十年，他们的人生、性情以及音乐工业的成熟就是一个互为一体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郑国江说，“其实我一直很想写这种具有社会评论倾向的歌词，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我是1941年出生的。我们是战后婴儿，社会条件很艰苦，很少人是一家一主的，山边也有很多木屋区。”林夕说，“自小已很喜欢看香港地图，并把火柴盒当做楼宇，砌成太子道、弥敦道、窝打老道。我对每条走过的街道街名都有感情，要我移民，不能再在铜锣湾逛光盘店，是不可能的事。”李欧梵先生说我从来不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甚至可以说，商业文化也是一种文化。

　　理解香港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词人们，还是需要认真阅读他们的口述资料，聚光灯下采访的八卦新闻是无法与词人的性情和坦然之言相比的。读着佛经的林夕，在尖沙咀散步的黎彼得，做司机的黎彼得、吃龙虾的词人、吃烧烤的词人，词人们并非只在娱乐场过日子。

　　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粹、政治、喜剧，对于民生与政情，词人们几乎每个角落都书写过了，香港经济起起伏伏，心情颠颠倒倒，他们都承担得起，走过来了。词人们依旧是写着词，书写着这个城市的故事与表情。

　　香港词坛对香港人的生活影响与这个城市的性格和未来文化的走向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们的词折射出大众生活与时代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词的历史就是香港人的心态史。尖沙咀、九龙的灯火、岛上看着船只往来，最繁华的世界，词人们保持着难得的淡定。

　　也许对于林夕、黎彼得、潘源良来说，无论到了什么时候，“词”都是一种手工品，需要耐得住人生的寂寞，慢慢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