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文案》

　　这是一部描述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名案例的研究著作。具有非常扎实的案头功夫和探幽索微、引人入胜的写作风格。

　　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紧紧捆绑，制度力量非常强大，写什么和怎样写都取决于文艺政策和部署。当代文艺面对的往往不是人而是物：体制、政策、形势、运动等等。过去研究作家作品的成败，一般从其自身找原因，而在当代，必须从社会总体找原因，其自身原因退居次要乃至微不足道。因此当代文学史不是一部缘创作而延续的历史，而是一部随时被它外部的强大社会现实因素所牵制、影响和操纵的历史。从特殊性言，当代文学史不是作家史，不是作品史；是事件史、现象史和问题史。因此，《典型文案》和以往对文艺和文艺史的研究都强调主体性，把作家艺术家的才能、性情、修养视为原动力不同；《典型文案》一书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关系”的发微、辨析和阐释上。当代文学史上存在一些集中反映了当时文学境状的典型人物，还有桩桩件件交织着错综关系的文学史案例。分析它们，品味它们的诸多细节，成了《典型文案》主要的内容。这本书，是关于新中国六十年当代文学的一份“档案”。其中，无论对人、事、史，均致力于考辨梳拢，抉微索隐，陈其概要。是一部理路谨严、具有思辨光芒和智慧含量然而又文采斐然的作品。

　　作者简介

　　李洁非，生于安徽合肥。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新华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供职。八十年代中期起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后转向专项研究，兼事小说、随笔和史传写作。历年出版著作主要有：《告别古典主义》（1989）、《小说学引论》（1995）、《循环游戏》（1997）、《城市像框》（1999）、《漂泊者手记》（2000）、《龙床》（2006）、《典型文坛》（2008）、《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2010）等。

　　书摘：王蒙、浩然谈刘绍棠

　　1956前后，刘绍棠明显地表现出“亢龙”之相。他是如此志满意骄，以至于任何场合、对任何人都不加掩饰。我们来看看同时代文坛上两个青年俊杰的描述。

　　王蒙在其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中，几处涉及刘绍棠。一处说：

　　在这个会议（指“青创会”—引注）上青年作者们最常说的词儿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发”，可不是如今的发财的意思，指的是发表，谁的什么什么作品发表了。这就立刻显得高人一等，谁的什么什么作品不发表了，就是失败了倒霉了江郎才尽了前途暗淡了。第二个是集子，因为大部分与会者都是写短小作品的，谁作到了把自己的短小作品集合出书，谁自然比仅仅在报刊上印成铅字又高明成功了许多。第三个词是入会，像刘绍棠什么的，早已经加入作协成为会员，又比我辈写了个把东西就来开会强得多阔得多了。

　　这三个“最常说的词儿”，刘绍棠恐怕是唯一尽得风流之人。“发”得最多，也有“集子”，还已经“入会”。而王蒙当时仅仅“发”过两篇作品，舍此再无资本，相形之下，用他的话说“只有汗颜”。不过，体味王蒙行文，这个“汗颜”与其说是他自己觉得，毋如说是在别人炫耀之下被迫觉得。尽管他只是隐隐约约将刘绍棠的名字轻轻点了一下，但那个“强得多阔得多”、大肆炫耀者的身影，还是跃然纸上。

　　假如上面那段话，所指尚嫌朦胧，那么翻过一页，人物形象就变得极为鲜明了：

　　而从刘等人的口中，我也知道他们是怎样地带几分轻狂，轻视和厌恶一心热爱文学，而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他用相当不友好的话对另一个青年作家说：“你就撅他！驳儿他！千万别搭理他！”我和他们最终也无法完全打成一片。我一上来就夹在当间儿啦。

　　这百十来字，是一幅微型肖像画，指名道姓描绘了1956年刘绍棠公开场合的表现。“轻狂”是文眼，“轻视和厌恶一心热爱文学，而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是其具体表现，对话则是所有这一切的形象化。

　　那么，是不是王蒙心怀妒意而刻薄为文，致使笔下有所夸大呢？我们再去看看另外一个人的描述，他便是浩然。从生活文化背景以及创作题材论，浩然、刘绍棠之间的相似性，大于王蒙、刘绍棠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他们彼此的渊源也深得多。所以，浩然对刘绍棠的感受，比王蒙更具参考价值。

　　据说，早在1951年他们便打过交道。那时，刘绍棠以“十五龄童”已经“发”了十几个短篇，还获过奖，在保定当上了《河北文艺》见习编辑。浩然却在蓟县无望地收获连篇累牍的退稿。这些退稿中，有一篇就来自刘大编辑。《刘绍棠传》说，“按当时规矩，退稿信只能加盖编辑部的公章，不许编辑个人署名”，刘却“因对浩然很有好感”，在退稿信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郑恩波先生把这件事当作浩、刘友谊来写，说“浩然把绍棠的这封信保存了多年，即使在天寒地冻、风雨飘摇的年月，也没有舍得毁弃。”然而，查《浩然口述自传》，所涉刘绍棠笔墨甚多，关于此信却只字未提；推测起来，纵有此事，它于浩然恐怕也非“温馨”记忆。

　　若以《浩然口述自传》为据，浩然对刘绍棠的回忆，只有负气和不快。他回忆的起点是1954年，当时，浩然慕刘绍棠之名，托人称刘绍棠“小兄弟”的从维熙牵线，彼此认识一下。丛当即表示不成问题，说大家“都是冀东老乡，你们俩一见面准能成为好朋友”。约好星期天在丛维熙工作单位北京日报社见面。那日，浩然“早早地从通县专区记者组动身”，赶进城来找到北京日报社，在门口左等右等不见人来，眼看是中午，浩然就打听了丛维煕宿舍地址自己去找：

　　我按照门卫的指点，绕到东边拐进头条胡同口，一边往西走一边查看门牌号码。正在走着查着，忽见从维煕从胡同的对面走来，旁边跟着一个人，跟我们一样都是年轻人。那人胖胖的，有点黑，戴着近视眼镜，不用问，他一定就是刘绍棠。我高兴地喊一声“从维煕”，随后大步地迎上前去。从维煕见了我，微微发了一下楞，立刻停住脚步说，你说的事儿让我忘了。他指指身边那个胖乎乎的人介绍说，这就是刘绍棠。我赶紧朝刘绍棠伸出手。刘绍棠看我一眼，伸手跟我握了握，客气地笑笑。从维煕又介绍我说，这是梁浩然，《河北日报》的记者！话未说完，刘绍棠脸上的笑模样像凝住了似的，他打了个难解其意的手势，眼神不再对着我，说他现在很忙，就连中央大报的记者采访，也得事先约定时间，以后有时间约定时间再说吧。话音刚落，他就继续举步前行，不再理睬我了。

　　说起这一幕，晚年浩然自嘲曰“追星族”，被人家当成“纠缠者”，对刘绍棠则以“名人”相称，说他“正处于‘幼稚可笑’而又自视成熟、很了不起的年龄段”。浩然坦言，后来刘绍棠掉落云端，自己内心很长一段时间都“认同别人对他的批判”，“我尤其认同批判他‘狂妄和个人主义’”。

　　连王蒙、浩然当时都从刘绍棠那里受了一肚子气，其待人的轻慢、骄矜以及毫不屑于掩饰，可见一斑。

　　浩然还讲到后来批判会上一个细节：

　　一个上台批判发言的人是刘绍棠在通县潞河中学的入党介绍人。他揭发说，刘绍棠在中学念那会儿，没成名时称他为“×教师”，有了点名气改称他为“同志”，乃至成名入党了，他口吐狂言“共产党吸收我入党是共产党的光荣，如果不吸收我入党是共产党的损失！”

　　未知揭发者属于信口雌黄，抑或言之有据；如果刘绍棠当真讲过那种话，批他一句“口吐狂言”，真不为过。

　　此时他的“自我膨胀”，还有一个突出例证。就在他占尽风头的首届“青创会”上，他高谈阔论、大放厥词，“攻击文艺界领导”。2007年12月《党史博采》一则史料称：

　　当时刘绍棠创作势头正顺风扬帆，不免有些年轻气盛。1956 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大会的一位负责人，将此事告到了团中央。团中央的一位书记要处分刘绍棠，可胡耀邦不同意。这事闹得很大，又牵涉到不归团中央管的文艺界，胡耀邦便把刘绍棠找去谈话。他在肯定了刘绍棠一些观点还不错的同时，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不冷静；还说这是延安时期“轻骑队”的作风；同时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李永军：《胡耀邦与刘绍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的一次谈话》）

　　我所阅资料中，都没有具体指出这位“文艺界领导”是谁，不过，在王蒙自传里看见过闪烁其词的一段，那是1957年2月周扬就《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约见他的情景：

　　……通过开青年作者会（即“青创会”—引注），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样地口出狂言，惹恼领导。这时周皱着眉头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你对此什么看法？

　　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我回答说，谈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有更全面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严肃的立论，而不能随便一说。

　　王蒙下笔羚角挂角，很难判断被刘绍棠“攻击”的文艺界领导就是周扬，不过，从胡耀邦重视和为难的程度看，应该不是“一般”的领导。

　　胡耀邦把刘绍棠叫去“面责”时，还说了一句：“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虽无认真怪罪之意，但刘绍棠之“狂”，着实堪惊。如果再年长十岁，如果人生经验里曾有过一些坎坷，他大概能够避免翌年的厄运。

　　（摘自李洁非著《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