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

时间:2010-09-29 10:46　　　来源：新华读书

　　北平讲学记

　　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分界点，此前像康梁、章太炎、刘师培、林纾等晚清学者，身跨政坛学林引导思想界的风潮。此后，章太炎的弟子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借助《新青年》发出声音。新文化运动之后，前者退出政治舞台，成为相对保守的学者，似乎应了鲁迅的预言：“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后者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在文化界叱咤风云。当年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的弟子，现在已成气候，成了各大学讲坛上的教授。

　　就在章太炎被指为“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之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三省沦陷。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沪宁不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难当头，重新点燃起章太炎的爱国热情。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章太炎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热情赞扬十九路军将士抗战业绩，并指出“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对国民党政府表示极大失望。

　　在这种形势下，章太炎大书篆轴：“吴其为沼乎！”这是春秋吴越争霸的典故，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讲和，伍子胥反对：“二十年后，吴国大概要被越国毁坏成为一片荒凉的沼泽地了。”吴王夫差不听，结果不幸被伍子胥言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起兵灭亡吴国。章太炎以此典故，劝诫警告国民党政府不要不听国人的抗战呼声，以免大片国土沦丧在日寇铁骑之下。

　　章太炎写下此篆轴后，激愤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当时举国抗日情绪高涨，章太炎此行，欲代东南民众呼吁北方将领出兵收复东北失土，也有北上躲避战乱之意。此前，黄侃避寇，已到北平。2月29日，章太炎抵达北平，到5月末南返，居北平约三个月。

　　章太炎先后在京津会见了段祺瑞、张学良、吴佩孚等人。刘文典写道章太炎张学良会见时的情形：“张学良去见他的时候，我在楼下龚振鹏的房里，听见他大声疾呼，声震屋瓦，那种激昂慷慨的声音，现在还留在我的耳朵里。”章太炎对张学良的大声疾呼，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不过从吴佩孚进京见到张学良的谈话可知大概。

　　吴佩孚见面就质问：“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脸色当时就变了：“我有中央命令。”“有命令也不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真丢了你老父的脸。”吴佩孚甩开衣袖接着说：“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张学良这时有苦难言，只得毕恭毕敬地说：“玉帅骂得对，我确是给父亲丢脸了。”{1}

　　章太炎对张学良可能不会像吴佩孚这样强悍和直接，但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却大骂不绝，痛恨蒋是卖国军阀，想来张学良听到这样的骂声，额头不禁汗水涔涔。不论吴佩孚这样的军阀，还是章太炎这样的学者，都对张学良奉命撤兵关内大肆批评，舆论的压力在张学良心头日积月累，这是不是迫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呢？

　　章太炎在北平的政治活动收效显然不如预期的那么大；倒是先后讲学于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各校，引起风气再度转移之中的故都学界连锁反应，影响所及，相当深远而广泛。

　　这一次北平讲学，章太炎是否会想起被袁世凯禁锢期间在北京讲学的情形？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死。章太炎怒不可遏，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后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章太炎到京后，曾摇着用勋章做扇坠的折扇，径闯总统府，以示对袁世凯的反对和蔑视，大有弥衡击鼓骂曹的气概。袁世凯先将章太炎拘于共和党本部，继又囚于龙泉寺，最后则禁于钱粮胡同。1916年3月，袁世凯死后，章太炎重获自由。

　　在被囚禁期间，章太炎在钱粮胡同续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自娱，听讲学子，人才济济，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章太炎讲述内典精义，由弟子吴承仕记录成《菿汉微言》，章太炎阅后，叹为观止，略加润饰，即以自己的名义，编入手订的《章氏丛书》中。黄侃的弟子金毓黻也参加听讲，写成《听讲日记》手稿，为世所重。这次讲学，章太炎在家书中说：“讲学之事，聊以解忧。”前者在北京讲学是无奈中的解忧自娱之举，背景是反对袁世凯窃国和复辟；这次在各大学讲学，是自由之身，更加关心日本入侵的时局。

　　1932年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3月31日，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的历史科学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历史系请章太炎做学术演讲《清代学术之系统》。4月18日、20日和22日，北京大学也请章太炎以《广论语骈枝》为题，连讲三次，演讲地点在松公府研究所讲堂，共设座60个，国文学系占40，研究所国学门占20。

　　章太炎讲学，声势浩大。他名满天下，前来听讲者甚众，所以主办者干脆安排一次大课，满足听者所需。章太炎讲课，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不妨看看张中行回忆的章太炎在北大风雨操场面向北大师生的公开演讲：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吴承仕）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

　　章太炎在北大做学术演讲的情形，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有如下描述：　　

　　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时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则知风气转变，亦洵非咄嗟间事矣。

　　自新文化运动始，众多章氏门生在文化中心的北京学术界长期称雄。民国初年，浙江籍学人占据民国教育部行政要津；1917年，蔡元培长北大前后，刘文典、钱玄同、朱希祖、马幼渔马叔平兄弟、鲁迅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在北大任教，北大国文系章氏门生取代桐城学派，形成“某籍某系”占主宰的局面，以至于引起学者的反感。杨树达日记（1930年8月14日）称“朱希祖、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学校，不图进步，请当局予以警告”。章氏弟子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主张针锋相对，激进者如钱玄同，主张放弃音韵学而弄注音字母和白话文，同门师兄黄侃则强烈反对，钱的主张也超出了章太炎所能容忍的底线，但这并不妨碍师生情感，正如钱穆所说，“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

　　章门人才辈出，得到大师亲炙，治学由识字始，根柢深，则正，学问自然较一般同辈为高。但其中一些人既无著述，讲课也不见得精彩，却不仅能够立足于太学庙堂之上，而且地位极尊，究其实，个人学养尚在其次，主要还是有先生这棵大树的庇护，因而风雨不侵。所谓“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就因为“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1}

　　章太炎这次在北平讲学，无疑是章门弟子聚会的机会，也是问学解疑的机会。《黄侃日记》中多次记录黄侃等弟子宴请章太炎，黄侃和老师交流学问，深夜始散。而章太炎对黄侃赞赏有加，是年3月，《国学丛编》第五册出版，末附广告《黄季刚鬻文》，章太炎“代为润例”，称黄侃“弱冠即从事于学，经训文字之学，能得乾嘉诸老正传，而文辞又自有师传”。

　　章太炎将《章氏丛书续编》稿本交给钱玄同、吴承仕等弟子，于1933年出版。钱玄同《致潘承弼书》：“先师自民五南旋后，惟民廿一之春，复来平一游，弟等又得侍教数月，曾在北大、师大讲学数次，手授《丛书续编》，令弟等梓行。”　　讲学之余，北平的著名学者拜谒、请益章太炎，有助于学术界交流学术成果。根据杨树达的《积微翁回忆录》记载，杨树达和余嘉锡、吴承仕拜谒章太炎，杨树达送章太炎两篇论文，“先生讲《论语》鲁、古异读”，后来见面，“问《汉书》‘壁釭’为何物”。4月6日陈垣、尹炎武、伦明、余嘉锡、杨树达等以京都名席公宴于谭祖任家，吃的是粤菜。谢国桢、刘盼遂（4月13日）、徐森玉（16日）等人亦分别宴请。据周作人的日记记录：“四月十八日，七时往西板桥照马幼渔之约，见太炎先生，此外有逖先、玄同、兼士、平伯、半农、天行（魏建功）、适之、梦麟，共十一人，十时回家。”北平学者以及章门弟子宴请章太炎，酒席上的谈话除了上海的战事和时局，就是论学了，这可从黄侃日记的记录中看出来。　　1932年5月末，章太炎南返，在回上海的途中，道经青岛，为青岛大学的师生做了一次学术演讲。“章氏二十九日晨七时半由济（南）来青（岛），沈鸿烈、葛光庭等均到站欢迎。章谈，此来纯为游历。午后三时，青大请章演讲。”关于这次演讲的情形，天津的《大公报》报道：“章太炎二十九日晨由济来青，午后三时即赴青大演讲，听者颇众。章氏对‘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句意义详加论述，尤对‘耻’字发挥意见颇多，引证亦多。意为人能知耻方能立国，遇难不抵抗即为无耻，因知耻近乎勇，既不知耻即无勇可言云。”

　　章太炎在青岛大学演讲的题目，“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顾炎武所说“行己有耻”，即是要用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博学于文”是顾炎武治学宗旨的一大特色，即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章太炎自革命排满就推崇顾炎武，在演讲中，感慨于时局，有所发挥，围绕国民政府对日本不抵抗主义展开。

　　章太炎的这次北上讲学之旅，和东京讲学时期的故旧门生晤谈，愈发感到自己和弟子思想的隔膜。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言论思想激进，主张以罗马文易中土文；周作人对章太炎曾有《谢本师》一文公开发表；而吴承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弟子的这些做法，章太炎内心深处并不认同。除了黄侃和朱希祖外，他对东京讲学时期的弟子并不满意。钱玄同建议乃师专门编《同门录》，结果编出的《同门录》，包括自己在内的东京讲学时期的多名弟子未予列入，章太炎自称“但凭记忆所及”，绝无深意。但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却大受刺激。钱玄同戏谑地称这个《同门录》为“点鬼簿”。章太炎常引戴震所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由此可见他对早期弟子的失望。于是，晚年章太炎讲学苏州，希望“南徙吴中，与诸子日相磨，若天假吾年，见弟辈大成而死，庶几于心无，于前修无负矣。”

编辑: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