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颓木坏 哲人其萎
梁启超早年拜师康南海门下,是梁的幸运;同样,康有为晚年能拥有梁启超这样的弟子,也是康的幸运。康有为晚年,梁启超执弟子礼甚恭,梁启超事师,可谓尊师典范。
离开政坛的梁启超,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文化教育生涯。梁启超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他的学术精进,培养了大批弟子,比如史学家张荫麟。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写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梁启超在清华园埋首学术,正当他以极大的热忱进行学术救国的时候,一个更猛烈的时代到来了。“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这是1902年12月,梁启超作《三十自述》时开篇的诗。武夫当国,军阀混战,这已经不是康梁的时代,进入到晚年的康梁,师生之间的裂隙渐渐弥合,而死亡的阴影也悄悄逼近。 1924年9月,梁启超的妻子李惠仙因病逝世,给他以沉重的打击,身体衰弱得很快,血压不稳,并有便血,几次进出医院。 1927年,是中国近代学者的死生之年。北伐军声势浩大,由南向北,节节胜利。长沙学者叶德辉被北伐军枪决,同时浙江军政府也籍没了章太炎的家产。北伐军的这种做法给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心理上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惶惑。 1927年3月8日,正值康有为的七十大寿,梁启超和其他当年的同窗,亲自前往上海为老师祝寿。梁撰写了《南海先生七十寿言》的寿文,并奉上寿联: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
梁对老师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将康有为比作“至圣先师”孔夫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康有为寿辰的前一日,徐良由津抵沪,带来溥仪题赠的御笔“岳峙渊清”四字匾额和玉如意一柄,贺康有为七十寿辰。康有为为了向溥仪谢恩,起草《谢恩折》计1181字,由书记杜长铗用小楷清缮,石印千份,分赠祝寿贺客。在一派欢庆的气氛中,康有为却感受到生命气息中的不安,种种征兆表明不祥的音符在隐隐作响。
据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康有为七十寿诞后,离开上海之前,曾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行前还巡视了园中好几遍,说道:我与上海缘尽矣!然后把他的相片分赠给工友们,以作纪念,好像预知自己将永别一样。北伐军所向披靡,康有为想把全家转移到一处安全的地方去,他选择了离沪去青岛。此前,他在青岛买下了一栋别墅,起名“天游园”。
3月29日,康有为在青岛中山路上的粤菜馆英记酒楼,参加广东同乡宴。当他喝了一杯橙汁后,突然腹痛难忍,急忙回家。当夜呕吐不止,请了两位医生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30日,呕吐了一夜的康有为感觉毒已清除,非常健谈,晚上照例夜观天象。可是观看了没多会儿,突然独自大呼:“完了,完了!”之后,又说:“中国无我立足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到31日凌晨5时许,康有为在门人李微尘的怀抱中,“七窍出血而死”。 康有为之死扑朔迷离,各种说法都有,留下诸多历史谜团。康有为身后甚为萧条。在北京的梁启超得知晴空霹雳的噩耗后,立即汇去数百元,使康能草草入殓,葬身象耳山。康有为生前在青岛李村附近买下墓地,认为他是一粒糠,藏在大象耳朵才能安全。4月17日,梁启超还在北京和康门弟子一起,为康有为举行公祭。他写了祭文一篇和挽联一副。挽联曰: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幸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
康有为有“圣人”之名,将其死谓为“天之将丧”,表面寄寓梁启超的沉痛感情,其实是梁感慨时局而发,“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表明了他对当时中国前途的悲观。康梁奋斗几十年,最后几乎一事无成,如今,老师先已作古,弟子也在染病,想必已经成为梁启超不能承受之重。
刚刚送别完老师康有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对梁启超又是一次沉痛打击。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还到学校,让校工去他家取成绩稿本,并与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谈论下学期的招生事宜,时间甚久。后又向侯借大洋两元,因侯当时没现洋,故借给他五元钞票,王国维随即雇车去颐和园。据园丁回忆,王进园后,先在石舫前木坐许久,后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跳湖。从跳湖到得救,其间不到两分钟,湖水很浅,甚至连里衣都没湿,但已无呼吸,一代学者杳若黄鹤西去。王国维死后,人们从他的衣物中发现他留给儿子王贞明的遗书,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园茔地。……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6月2日,王国维自沉而死,梁启超在给梁令娴的家书中写道:
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篁辱,卒置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此封家书中,梁启超流露出对工农暴动的恐惧。此前的梁启超家书中,对北伐的胜利忧心忡忡,“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要做政治的支配者”,“整天介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饭”,面对这样剧烈的社会变革,他无法理解和接受。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对北伐的政治主张,他反对社会主义,同时结怨于国民党。在给梁令娴的家书中,甚至将听到的一些谣言当作事实,王葆心(湖北籍学者)之死是误传。对梁启超而言,1927年的“天”已经变了,整个社会“颠倒过来”,社会急剧动荡,“中产阶级不能自存”,道德观念皆已破产,王国维之死,不亦有因乎?《梁启超年谱》中有不少他对当时社会变化的感受,屡经变法政变,见惯大世面,始终孜孜不倦探寻中国前途的梁启超,这时几乎惊慌失措,对中国前途有茫然之惑。可见刺激之深。 1928年9月24日,梁启超编《辛弃疾年谱》时,突然发病,三天后入京就医。稍好些,出院返回天津,不断有些发烧,心情苦楚。10月12日,又伏案继续作《辛弃疾年谱》。巧合的是恰写到辛弃疾61岁,这年朱熹逝世,辛弃疾前往吊唁,并作文以寄托哀思,梁启超录此文中四句为:“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犹生。”这其实是他在自述自己背后的感受!当梁启超写完最后一个“生”字时,他那支如椽之笔便再也扶不起来了。 11月27日,梁启超又被送往协和医院进行抢救,但效果不理想。1929年1月19日午后2时15分,梁任公与世长辞了。近代中国的一颗巨星陨落了。“成住聚散,人天之常”,这是康有为的名言。由此观康梁生死,是“人天之常”,还是命运无常?
梁启超病逝,“任公我兄千古,故人章炳麟拜挽”:
进退上下,或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
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章太炎的这幅挽联,上联道出了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张勋复辟上的矛盾和恩怨。“或跃在渊”语出《周易·乾》,是说梁启超在政治舞台上,或进或退,或上或下。康有为于1917年8月致书梁启超,对梁民国以来的政治表现大加抨击,梁念师教之恩,他以“屈己”的态度未加辩解。“恢诡谲怪,道通为一”语出《庄子·齐物论》,指原本互相矛盾的东西,但从道的观点来看,却是统一的。章太炎以此句来形容梁启超在一些历史事件中观点和立场多变,但变的结果是变到“共和”这一方面来了。梁启超反对袁世凯恢复称帝,出走两广讨伐袁逆;反对张勋复辟,参加马厂誓师。章太炎赞誉梁启超是再造共和的功臣。 在梁漱溟《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能看到他对梁启超诸多贡献的肯定,也能看到这样坦率而客观的评价:“梁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梁启超的失败,除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民初参政的失败,最令人叹惋和遗憾的,莫过于太过相信西医。 1926年,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林某出现严重失误,病肾依旧在,好肾却被割。梁启超的手术引发中西医论战,为保护刚引进的西医,为西医在中国发展计,1926年6月,梁启超在《晨报》副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这次手术的整个经过,替协和辩解。文章中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除,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可叹,梁任公为保护西医的良苦用心;可惜,梁不能越发健实,说他死于严重的医疗事故也不为过。直到1971年,梁启超长子梁思成才从为父亲治病的医生那里得知真相——原来是医生标错位置,把左右侧弄颠倒了。这一起重大医疗事故真相,如果康梁师生泉下有知,会作何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