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他们接下来花了几天实测佛光寺，“工作至苦”，但每每为发现年代证据和精美构造而惊喜。梁的文字也时常透出深深的悲哀。比如，他们惊诧于佛光寺文殊殿中有一根长达十四米的大梁。一小童引他们登后山丛林中，告诉他们该巨材取自那里。他们却看到，“今林无巨木，幼树离离，终未敢置信”。还有，他们登山到佛光寺后坡去看一座“左右萧条，寂寞自如”的墓塔，发现“佛教迹象，如随高僧圆寂。唐代一时之盛，已渺不可追，亦不禁黯然矣”。56

　　发现佛光寺东大殿这“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成为梁思成及其同仁十几年的田野调查中最辉煌的成就，而此时也恰恰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图10）。正当梁等四人还沉浸在发现唐构的喜悦中，在晋北一路考察寺庙，到了代县，工作了两天后，才知道五天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已经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梁等只好匆匆辗转返回北平，于9月流亡西南。在1944年梁写《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时，惘然不知当时佛光寺的命运：

　　……当时访胜所经，均来日敌寇铁蹄所践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

　　今晋省沦陷已七年，豆村曾为敌寇进攻台怀据点。名刹存亡，已在未知之数。吾人对此唐代木建孤例之惴惧忧惶，又宁能自已。57

　　深具悲剧和讽刺意味的是，1937年抗战的爆发，逼迫梁和营造学社部分会员南迁，经长沙，到昆明，又到四川南溪县李庄，反而给他们开辟了新的田野调查的地域空间—云南、四川、陕西和西康等省诸多市县，也使他们的视野向更多的建筑类型、文化开放。比如，1940年6月，位于昆明的营造学社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委托，派刘敦桢负责调查西南诸省古建筑和附属艺术。该调查从1940年7月开始，1941年12月结束。1942年4月，刘在他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中回顾道，在上路前，他必须得在学术理想中的广阔的“西南”概念与实际可操作性之间权衡。刘的心灵挣扎文字摄人心魄，值得大段

　　引用：

　　受事之始，窃以西南诸省之涵义，在地理上，系指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五省而言……位于此面积内之建筑，依其结构式样，大体可别为汉式与藏式二类。其分布情况，则藏式建筑随藏族之繁衍与喇嘛教之传播，约占西康省之大部，与四川、云南二省之西北部。除此之外，凡川、康、滇、黔、桂五省所辖范围，俱隶属于汉式建筑系统之内。然同为此式之建筑，复因地理、气候、材料、风俗及其他背景之殊别，产生各种大同小异之作风。每种作风又随时代之递嬗，而形成若干变化。故吾人欲于短期内完成详尽而系统之调查，殆为事实所难许可。58

　　我们可以想象，以刘开阔的地理、文化眼界，如有足够条件，在调查实物史料上，一定也会与1928年刚在广州和北京成立史语所的傅斯年一样，有并吞八荒的气概。然而1940年的刘，面对的却是山河沦陷、国将不国的危局。“书生何以报国？”—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曾激动地向中国知识分子们提问。流落边陲的刘敦桢的回答是，只要还有一丝可能，不管多么艰难，他都要坚持上路，继续他的田野调查：

　　然语其大要，则四川汉阙、崖墓，与梁以来之摩崖造像，实为我国文化史中重要之遗迹。其中后二者数量尤多，分布亦广，亟待调查研究，以穷真相。川省地势，为崇山峻岭所环障，在交通工具尚未发达时期，外部影响较难输入。惟一旦输入采用，成为定式，则又颇能维持较久时间。故时至今日，其一般建筑犹能保存若干古代做法，供治建筑史者之参考。云南境内，南诏、大理二代之佛教艺术，遗留迄今者为数颇众。其民居结构，为高原气候之支配，转与黄河流域接近，在西南诸省中，可谓独树一帜。惟黔、桂二省遗迹较少，且因地理关系，或受四川之影响，或濡染湘、粤二省之成法，致其现行式样，殊乏显著之特征可言。藏式建筑，在式样与结构上截然自成一系，其有待研求，自不容缓。然以地处边陲，交通阻塞，非今日人力、物力所能遍查。故权衡其间缓急，并斟酌工作上之便利，决先自云南着手，次及四川，而西康与广西、贵州又

　　次之。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