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阿来在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阿来“出镜率”最近颇高。2015年初，在《人民文学》、《收获》上发表的中篇小说《蘑菇圈》、《三只虫草》，7月初，长江文艺出版社将之结集，出了单行本《蘑菇圈》。重庆出版社则出版了阿来的散文集《语自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则在日前一口气出《少年诗篇》、《奔马似的白色群山》、《行刑人尔依》一套3本阿来中短篇小说集，目前已下印厂。

　　在评论界，阿来的作品，也因其文学性，获得一如既往的好评。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陈晓明评价说：“《蘑菇圈》一书，沿袭着阿来一贯的美学追求，它以极具民族性的个体化载体，包容了时间的维度，融化了理想化心灵和现实的边界，为我们展示出一个诗性和历史交融的无限空间，闪耀着经典的光辉。”就在众人在讨论他的文字作品时，阿来又有新动作了，他将以工作室的模式，带领年轻人，一起进军影视圈：做电视剧本，表现四川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近代史。8月4日，在省作协阿来的办公室，华西都市报记者面对面专访到阿来，聆听他在作品内外的思考和看法。

　　谈写作

　　“写作是命运的一部分，不靠外力驱动”

　　不管是四川文艺出版社近期推出的三本“阿来 中 短 篇 小 说集”——《少年诗篇》《奔马似的白色群山》《行刑人尔依》，还是最新中篇小说《蘑菇圈》和《三只虫草》，抑或是他的成名代表作《尘埃落定》，非虚构名篇《瞻对》，阿来的作品在题材方面有一个共通的点：关注自己少年时代生长的家乡，深挖不止。

　　华西都市报：作为创作人，都会有一个创作动力核心源泉的问题。你创作的动力之源来自哪里？

　　阿来：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外在的动机。而写到现在，已经不是靠简单外力冲动去驱使我创作。写作于我已成了像自己命运一部分的一个东西。纯粹只是为了自己对世界和人性的认知更加深刻而写作。写作是我介入世界的一个途径。

　　华西都市报：你曾经说，在不同的文化间游走，让你对沟通有更多的渴望。你所有的作品都包含着这样一种个人努力。你的民族身份，也成为对你进行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因素。你是怎么看待那些文学批评的？

　　阿来：我们要注意到，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各个文化圈之间交往增多，具有交叉身份、多元文化基因的人会越来越多，在世界当代文学中，这种身份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但是，有不少人在对我的文学进行评论的时候，观念显得陈旧，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今天国内的文学批评，很多都没有跟上创作者的脚步。

　　聊奖项

　　“文学可不仅仅是奖项和销量所能衡量得了的”

　　阿来与文学奖，缘分不浅。因《尘埃落地》获得茅奖，2014年又因《瞻对》获得人民文学奖等多项大奖。但阿来对文学奖也有过“过节”，他曾因作品获零票而公开发声表达自己的质疑。

　　华西都市报：2014年，由于《瞻对》在鲁奖评选中得零票，你对外表达一个意见：建议一些文学奖在奖项设置中的“报告文学”改为“非虚构文学”。一年时间过去了，您觉得情况有所改观吗？

　　阿来：我不知道文学奖有没有去做这种调整。但我观察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者，尤其是年轻人，在采用非虚构这种文体，读者也很喜欢非虚构作品。非虚构既真实直接，又比纪实新闻更有文学性，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流行的文体。其实，奖项和作品之间是相得益彰的关系。一个文学奖，评得好，可以助长奖项的威信。评得不好，该评的不评，长此以往，奖项本身也会衰落。这也是很公平的规律。

　　华西都市报：在中国，很多人对文学奖的崇拜心理很深。不管是国外的诺奖，还是国内的重要文学奖，总是能牵动很多人的神经，甚至会爆出一些涉嫌跑奖的丑闻。作为一个曾经得过茅奖，又公开质疑过文学奖公平性的作家，你现在对文学奖的看法和思考是怎样的？

　　阿来：我觉得，这跟当下社会普遍流行的评判文学标准有很大关系。比如说，很多人(包括评论家、读者在内)在评价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时候，通常就两条：有没有得奖？卖了多少钱？在这种不从文本本身去讨论文学的氛围内，出现一些人为了名利而跑奖的状况，也就不奇怪了。其实，文学可不仅仅是奖项和销量所能衡量得了的。文学奖的历史不到两百年。书作为商品流通，也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没有这两条规则之前，我们是怎么评价苏东坡的？

　　华西都市报：你甚至还说过“一心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

　　阿来：是的，我说过。那是有一年，我得了一个小奖。我去领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我恰好听到有一个作家表达自己对奖项的无限渴望，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当记者问到我的时候，我脱口而出：不要谈奖了。一心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