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话梁文道：社会问题需要记住关键词

　　梁文道

　　●44岁，香港文化人、传媒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活跃于香港的文化界、知识界，是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的常任嘉宾。

　　他曾为两岸三地多家中文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曾做过商业电台台长，参加包括工人权益、社区维权、反战运动等活动，创办次文化组织牛棚书院。

　　【对话动机】

　　梁文道是香港文化界活跃的一员。

　　说到他的新书《关键词》，梁文道感慨于这个时代的浮躁和暴戾，这和他在书中对社会群体情绪的不解与害怕相印证。

　　面对记者，梁文道始终保持着温和和专注。从他关注的时下最热的事件和词语聊起来，聊贫富差距、谈文化差异，也说出他眼中的内地与香港。他希望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有旁观者心态和能力的人。他说自己很香港，“不喜欢把情感讲出来，那样会觉得很肉麻”。

　　话语与情绪

　　“我们为什么那么压抑愤怒”

　　新京报：你这次出版的新书《关键词》，和之前的《常识》有些像，都是针对社会热点和公共话题谈自己的观点，为什么时隔5年要再写一本这样的书？

　　梁文道：这些文章不是只针对热点事件，而是聚焦讨论某些事件的常用语，这些语言不会像事件过去得那么快，很多语言是认知和解构这个社会的概念系统的节点。我希望通过这些节点看到后面的一张网，看到他们的起源、联系、作用。

　　新京报：哪些关键词会让你的感受很深刻？

　　梁文道：有些关键词是长期困扰我的，比如暴力的、生命伤害的、牵涉到社会某种情绪的，比如说泄愤杀人，这几年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讲法，到最后都习以为常接受了这样的现象，以至于那些幼儿园小学暴力事件都要被遗忘了，但我放不下，这样的事情最后用这种简单的讲法来解释。

　　新京报：觉得不可理解？

　　梁文道：我觉得现在人们的情绪有时会处在一种失控的状态，我对这种情绪的变化特别敏感。比如路上坐车时，看到那些人不耐烦；我常常搭飞机，也会敏感于乘客对误点的愤怒，有时甚至无来由的要找人发泄。我就会想，我们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压抑，那么愤怒。

　　新京报：但在这种环境里，你不光是旁观者，也是当事人。

　　梁文道：对，都是。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难免被这样的情绪包围，但我更希望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有旁观者心态和能力的人。

　　炫富与仇富

　　对“成功”价值观的扭曲

　　新京报：你在书中讲到了炫富，也提到了最近因赌球被抓的郭美美，现在很多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是调侃和娱乐。

　　梁文道：调侃有时是一种犬儒心态。在人们看来，郭美美确实在炫富，虽然我不能肯定她和红十字会是否有关系，但这两个因素同时存在，就导致公众的不满和愤怒，但又无力深究背后的东西，所以只能调侃。

　　新京报：现在除了炫富，还有一种心态是仇富。

　　梁文道：这两种情绪同时出现很有趣，当炫耀成为一种主题或文化，是不正常的，其实这是一种贫富阶层差异的反映，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仇富情绪也是不正常的，原因是不同阶层处在相对不公平，分化严重的状况，而这种分化没有一种有效的办法去协调和处理。

　　新京报：此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历史学家薛涌曾做过该不该“替富人说话”的讨论，如果你身在其中，会是什么立场？

　　梁文道：我不知道，我无法单纯地站在他们两人中任何一方的立场。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一套话语体系能够让穷人表达，获得向上爬的机会，也没有一套话语体系，让富人表达为什么配得上拥有这些财富。

　　新京报：但在炫富的人看来，可能不需要解释这种原因，炫耀这种结果就足够了。

　　梁文道：在今天的社会会出现，我只要成功了就什么都可以了。这种观念在我看来很危险，是一种非常中空虚无的价值观。部分中国人今天对于要出名，要发财的那种欲望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

　　新京报：这种价值观为什么越来越普遍，像一种成功学被接受呢？

　　梁文道：这很可怕。不是说成功不好，但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成功，一个良好的社会对于这一点应该有解释系统。没有这套解释系统，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