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改革都有红利吗？—— 一台国家机器的顶层设计与技术操盘

　　作者：（澳）雪珥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雪珥

　　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中国改革史窥探者。现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京华财经智库、同明德国学馆等机构顾问，及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约研究员、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新浪、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的风云博主。

　　《中国经营报》《新京报》《国家人文历史》《南方都市报》、搜狐网等媒体专栏作家。

　　著有《国运1909》《帝国政改》《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等。

　　内容简介

　　清政府为何能从“造反者”转身变为合法的“执政者”？

　　雍正为什么能够打破“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的魔咒？

　　曾国藩的出现对晚清政局的转折具有怎样的影响？

　　“洋务运动”的30多年给帝国带来怎样的命运？

　　备受精英阶层推崇的宪政，为什么使帝国从亢奋走向撕裂？

　　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引爆了激进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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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根源只在于——改革。

　　透过清帝国改革中意识形态层面的“主义”，还原技术层面的“问题”，清代改革从扬帆起航到打转回旋，在摇摇晃晃中被一个不经意间的浪潮而掀落。改革红利沦落为“黑利”，失衡的利益格局难以承载改革的成本，最终的落水结局突然亦必然。以清为镜，当下已经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又该如何兼顾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寻求最适合的平衡点？

　　书摘正文

　　自序改革红利与国运嬗变

　　1改革红利与国运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串联起中国历史的潜在主线索。 无论是《吕氏春秋》中的百般譬喻：“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察今》）还是王安石的慷慨悲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都说明在“时不与法俱在”的情况下，应该与时俱进——“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千古犹行秦王政。通过对中国历史上自秦代以来12个统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至少在统计意义上，显示着改革红利与国运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 2012年的秋天，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统计分析，对比12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第63年。在开国第63年，3个王朝已经夭折（秦、西晋、隋），3个王朝则一地鸡毛（东晋、南宋、元），余下的6个王朝（西汉、东汉、唐、北宋、明、清），都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各种艰难中的坚定变革。这种变革，有的出自最高领导人本身（西汉、明、清），有的出自摄政的皇太后（东汉、北宋），有的出自擅权的皇后（唐），但无论是谁主导了变革，这些王朝都因获得了改革的红利而延年益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