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下午，《蒋介石传》出版座谈会在中华书局举行，本书作者严如平、郑则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步平，现任副所长汪朝光、金以林，近代史专家黄道炫、罗敏等在会上热烈讨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主持座谈会。

　　顾青：今天下午的出版座谈会开始。非常欢迎各位先生光临中华书局，先说一下这个背景。《蒋介石传》出版以后，各方面反响都比较好，尤其是借上海书展这个东风，两位老先生严先生和郑先生，专门到上海书展去，居然签售的时候还来不及签，排队排得很长，原定一个小时的签售时间，最后没签完，临时转场，所有排队的读者不离不弃，紧紧跟着我们的队伍，当时的场景令人感动。中华这次在上海书展期间，我们的活动比较多，重点宣传《蒋介石传》。每一场就1个小时，1个小时结束，下1个小时就上来了。一般而言，基本上1个小时就够了，转场的很少见。结果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书的情况，然后请严先生和郑先生也简单介绍一些书的情况，我们提了几个问题，还有一些读者也提问题，现场解答。接着就开始签售，签售过程中，后面排队已经排了几十号人，一边签，居然就没签完，到时间了，展场也莫名其妙，说这个事没出现过，那就临时转场。把两位老先生引到另外一个地方再签，后来大概又签了半个多小时，才把书签完。读者也很感动，两位老先生一丝不苟，但是排队的人一个都不走。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效果挺好，而且书价这么贵的情况下，88块钱，我们现在发行已经11000套，这在一个专业的学术著作里面是极少见的。所以我觉得整个情况很好。

　　今天我们的考虑是，咱们需要对这个书的出版，对蒋介石的研究，以及下一步对进一步的工作，还有对这个书本身更深入的探讨，咱们谈得深一些，这样能够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有一些指导。同时对《蒋介石传》我们进一步的宣传，让更多人知道，也能够提供更好的思路。我们今天请到的各位都是在蒋介石这块专业研究、学有专攻的，都是有建树的。

　　今天还有一些媒体的朋友，他们对这个书也都非常关注，他们也来听一听，中间媒体也可以提问，或者参与一些讨论，或者在休息的时候，也可以请教几位先生一些相关的问题。

　　我先介绍一下，先介绍两位作者，严如平先生，郑则民先生。步平先生是近代史所原来的所长。汪朝光先生是现任副所长。近代史所另一位副所长金以林先生。这位是黄道炫先生。这位是罗敏先生。

　　汪朝光：她是我们近代史民国室的主任。

　　顾青：其他的几位媒体朋友就不一一介绍了，中华书局这边的冯宝志，那边是宋志军，我们的营销中心主任，我是顾青。咱们现在切入到正题，谈一谈《蒋介石传》以及蒋介石研究这方面的相关情况。为了把论题集中得更加深入，在这之前我们自己草拟了几个问题，我把这几个问题一块说出来，到时候大家自由发言，自由讨论。我把这几个论题简单说一下，一个问题是针对《蒋介石传》，谈谈蒋介石的研究如何走向深入、理性、客观、公允；第二，作为民国史的重要人物，蒋介石依据什么来评价，学术性、客观性的分寸如何来把握，这是第二个问题，评价的标准；第三，目前研究民国史、民国人物这方面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应该如何解决；第四，民国史、民国人物研究良好的学风如何创建，现在存在什么问题，这是学风建设。我们初拟了这几个问题，但是谈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谈。咱们就以漫谈的方式来进行。

　　汪朝光：出版座谈会，我们不是说就事论事，现在这种会也多了，事先我跟奇生老师也交换过意见，我们刚好也借这个机会，对蒋介石研究、民国人物研究、民国史研究有一些我们的想法，我们也可以互相讨论。我先说几点想到的。

　　第一是这本书本身，因为这毕竟是这本书的出版会，我先说一点。其实它有一个原创传承不断递进发展的过程，一本学术著作也许当时出版，当时有一个评价，过了十年、二十年，我们从学术史的意义再回去，我们又会有一个新的评价，它是一个不断传承的过程。蒋介石研究在大陆，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是一个禁区，至少在1980年代以前。蒋介石研究的解禁或者说可以进入学术研究的范畴，第一本《蒋介石传》是1986年出版的，就在1986、1987、1988三年期间连续出了三个蒋介石的传记，当时出的是宋平先生，我也不是很了解宋平的学术背景是什么样的，后来有浙江大学的杨树标写的，然后就是严如平和郑则民两位先生写的。因此他们是当时学术研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最初的蒋介石研究的成果。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几本书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成绩，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这是我们25年之后回过头去看，在当时这本书确实有非常大的反响，是在民国史研究里开创性的作品。这几本书里，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说，当时严老师写的书又是比较得到学术界首肯的。像宋平先生的书叫《蒋介石生平》，是比较叙述型的，后来又有其他的。严先生和郑先生这本书，是在当时的学术界得到比较多的学术讨论的著作。从此之后，1986年之后，学界的蒋介石研究就不断向前推进，现在到书店一看，书架上摆的蒋介石的传记大概是民国时期最多的，有学术的，有通俗的，有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但是历史走到现在，学术研究走到现在，将近30年过去了，严先生和郑先生这本书现在又能经过修订，重版发行，还能得到学术界相当的肯定，得到读者的肯定，回过头来说，从历史学术史的意义来说，就证明他们当年的意义之所在。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大浪淘沙，大家自然慢慢就淹没在书海之中。因为现在跟当年还不一样，每年出版的书非常多，今天回过头来看，它还是有它的意义。所以我觉得，第一，凸显了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它最初的意义，现在的意义。这两者之间我们如果参照着看，它的修订在什么地方，它的学术进展在什么地方，这又恰恰显示出蒋介石研究本身不断向前推进的一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历史著作不是在当时就事论事说它的成绩和不足，更需要拉开一段距离之后，我们再来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恰恰是凸显了它的意义。由此也凸显出中华书局在出版民国史这方面，他们的眼界和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年出的《中华民国史》就不用说了，包括最近出的《顾维钧回忆录》，当时中华书局出版《蒋介石传》，也是要经过报批、审批，也有一个过程。

　　顾青：当时是内部出版，内部发行的过程。

　　汪朝光：这本书有学术价值之所在，现在经过修订，再次推出，得到市场的好评。尤其是在现在，每年出版的书这么多，像这样的书基本上是出自读者自身的阅读需求，才能得到一定的反响，它又不能靠推销，又不能强迫购买。所以这也说明中华书局对近代史著作的把握，选题发掘这方面，他们的眼光。所以从研究本身到出版本身，我有时候想想，要是真细细总结一下，当年民国史40年的过程，《蒋介石传》将近30年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上次王奇生老生在台湾开会就说到，现在如果我们和台湾学者坐在一起，你几乎不会刻意分辨谁是大陆学者、谁是台湾学者，因为大家的学术评判标准基本上是一致的，大家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追求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么一个进步的过程，跟当年前辈学者的推进是分不开的。因为严先生、郑先生是我的前辈，我当年进入民国史研究工作的时候，有幸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过，他们在民国史整个书写的过程中，严老师主要参加了民国人物传的写作，郑老师主要参加了中华民国史的写作，也都有很多的贡献，在此之外，他们来做这样的专题研究，我觉得这方面前辈学者的贡献也值得我们尊敬。

　　当然这本书并不是十全十美或者美伦美奂的。我们今天来谈这本书，更应该放眼未来。比如我设想一下，再过20年、30年，我们再有这么一个过程。比如我写的，金以林写的书，或者王奇生写的书，过了30年之后，能不能还有修订、重印各种各样的机会，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这也是我们怎么样来谈民国历史。

　　我们作为现代新的学者，我们现在的书怎么样才能确定一个好的选题，深入的研究，再有不断重印或者修订的机会？我觉得这方面值得我们自己去总结，去反思。就像我刚才说的，严老师、郑老师的书以后还有没有继续再印的可能性呢，也不是完全没有，严老师在修订过程中也跟我不断的有过讨论，由于年龄的原因，种种原因，对蒋介石日记的运用，他毕竟不可能再去像金老师这么年轻的学子，天天去这样。但是除了蒋介石日记还有其他的材料，待会儿我们讨论的时候会说到，我们有没有必要都被蒋日记框死了，好像没有蒋日记就怎么样。其实我们如果完全依赖于蒋介石日记，我们可能又走进另外一个误区，我们的研究可能就被蒋日记牵着走，其实不一定历史的真实发展就跟日记的描述完全一致，有很多是不一致的方面。我先抛砖引玉，就学术史的意义，谈点我个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