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颠覆”南方

　　朱文颖：在南方，“颠覆”南方

　　长篇新作《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近期推出

　　记者 金莹

　　“南方的气息是我生命里最敏感的气息之一。”朱文颖说。这个生于上海长于苏州的“70后”女作家一直生活并沉浸在深深的南方里。近日，作家出版社推出她的最新长篇小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她写一段历史缝隙中的南方故事，但南方是皮相，南方也是风骨，在看似流水般柔软的文字之下，她藏起了自己的隐秘心思。评论家王尧于是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解构了朱文颖既往的南方，她现在最想做的事大概是想颠覆这个南方。”

　　“是的，一点不错，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赋予南方以绝然不同的意义。”朱文颖说。而这部新长篇，是她试图“颠覆”南方的成果，写些南方的“力量”。至今，朱文颖的写作已进行十多年。“我现在的年龄，应该是经验与理解力渐趋成熟与旺盛的时候。走过了青春的沼泽，世界的面目在渐渐清晰起来。理性在生长，感性尚未衰退，而眼界与视野也正在慢慢打开。这应该是一段好时光。”而《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就是在这样的好时光里，朱文颖迈出的一个新起点。

　　“不论历史怎样庞大、粗暴，怎样坚硬、杂芜，那些看似散漫却又坚韧的、散布在南方的日常生活细节与文化气脉，总能找到自己的身段与方式。”

　　记者：为何要以“细小”来定义南方？在众多以大叙事讲述大时代的作品中，以“细小”来讲述两个普通家族的命运起伏，是否暗含着一种与“庞大”对抗的姿态？

　　朱文颖：“细小”首先是源于这部小说的叙事方式，它是碎片式与微观化的，虽然小说涵盖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的中国社会生活，但并非一种宏大叙事。它叙述与描绘的是一些发生在“历史夹缝”里的人和事，他们是南方化的，有着南方的“精细精致，妩媚柔软，小心翼翼，以柔克刚”。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奇怪的，不管不顾的。在革命与暴力的时代里，他们做着自己的事情，想着自己的心思，在时代的潮流里硬是挤出自己的一小块空间；在剧变的商业大潮中，他们有些疲惫与感伤，有些不知所措不知所终，他们总是像时代里的局外人。

　　唯有一些细部与场景是恒久而延续的。不论历史怎样庞大、粗暴，怎样坚硬、杂芜，那些看似散漫却又坚韧的、散布在南方的日常生活细节与文化气脉，总能找到自己的身段与方式。这种“身段”甚至还谈不上“对抗”，甚至只是屈身而过，但就像水流的势能，而这就是南方的力量所在。我并不是一个擅长于宏大叙事的写作者，当我希望赋予笔下人物以命运感的时候，这种“细小”的方式是我熟悉并且可以把握的，对于我来说，这是天性给予我的感知世界最敏锐真切的部分。

　　记者：无论是云腿丝穿豆芽，还是河上的夜航船，抑或小说的语言气质，这部小说都带有“南方”特征。在写作日益趋同的时代中，你是否在自觉地追求这种地域性、差别性？

　　朱文颖：这是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科技与文明的进步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但文学并不能完全用这个来衡量，文学是讲究一种“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的，见识多、眼界广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它要求一个不可替代的、有时甚至是狭窄幽暗的通道，这个通道通向文学的本质，它需要趋异，而绝不是趋同。

　　“南方气质”是我骨子里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在一部书写家族史的小说里面，即便虚构与想象的部分也是贴心贴肺的。从这个小说的第一句话开始，这个基调就已经定下来了，只能这样，没有第二条路径。

　　“宏大的历史注定与‘姨妈’娇小的命运、与天然的‘细小南方’之间发生着与生俱来的错位。”

　　记者：为何会想要去讲述一个关于“姨妈”的故事？

　　朱文颖：“姨妈”是一座连接内部与外部世界的桥梁。我确实有这样一位“姨妈”，包括“外公”、“母亲”、“我”……但他们几乎又不是小说里所呈现出来的那位“姨妈”、“外公”、“母亲”、“我”……当然，他们的气息是相通的，他们彼此熟悉认得，他们的生命体验指向同样的方向，给予同样的嗅觉。我让他们在小说里一一出现，并给予线性延伸的时间。这样，在写作的过程中，人物的沧桑感与命运感渐渐出现了，时代的变化如同纸卷一样打开，我看到了很多节点，人物命运转折的节点，时代的节点，抗争以及放弃的节点，无奈的节点……我也看到了慢慢清晰起来的自己。

　　“莉莉姨妈”是联系书里诸多人物、时代、以及不同氛围的一条纽带，有私密的世界，有令人捉摸不透的内心，有细小的挣扎和深藏不露的欢愉，有古老和再度重复的命运。她还因缘巧合地生在“反对个人主义”的新时代。宏大的历史注定与“姨妈”娇小的命运、与天然的“细小南方”之间发生着与生俱来的错位。南方的美、幽深莫测、以及无法预知的张力，“莉莉姨妈”的特质带动了整个小说的进程。她是主角，也是符号。

　　记者：从小说的行文细节中，我可以感受到一种你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温柔眷恋。

　　朱文颖：说到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代表一种记忆和一种古旧生活氛围的曲艺”，或者类似的东西，我抱有太深太深的感情。这种感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变得深刻起来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正因为这些古老的事物正在慢慢流失、被人遗忘或抛弃，而愈加触动我的感受。

　　我的一位朋友有私家园林，还原了中国古代有钱有闲人的生活方式，园子里就有戏台，有时会请评弹艺人来表演。一次，一位欧洲的博物馆馆长来园子里喝茶听曲，然后说，他终于找到自己下辈子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文化的后人，真是希望作为文化的载体———我们生活的城市、街道、那些古老的建筑、以及散落其中的种种细部不要再被篡改，多留一些东西给后来者，让他们还能闻到血液里的传统的气味。记者：通过这种追述式的写作，你在寻找些什么？

　　朱文颖：我是一个有十多年写作经历的写作者。我们这代人赶上了黄金时代的尾巴，但娱乐与转型的端倪已现。危机与焦虑来源于诸多事物：写作的本身以及时代的变革。所以，至少对于我来说，似乎越来越需要一种确证，确证自己，确证写作的意义，确证一种严肃的写作态度在这个时代里存在的必要性。而这种种的确证最终只能通向一个地方，那就是自己来自的那个地方，那个“我”开始的地方。

　　我们经常会谈到一种不好的境遇，“迷失了自己”。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没有比重新找到自己更重要的事情了。

　　朱文颖，1970年生于上海，1996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戴女士与蓝》《高跟鞋》《水姻缘》，中短篇作品《浮生》《繁华》《重瞳》《花杀》等。曾获《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