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及来至两岸的同胞们：

　　我生于一九一八年，今年八十八岁了。早年先长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我是屏东客家人。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清廷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民义不臣倭，组织“台湾民主国”抵抗日军侵占台湾，后来“台湾民主国”失败了，又有义勇军奋起。

　　南台湾有林少猫的起义，林少猫有一个得力部将叫林添福，和我们同村，家父就是追随林添福接受林少猫领导抗日的义军。根据日本官方的记录，林少猫所部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当然受到人民的拥护。一九○二年，林少猫在“后壁林之役”遭日军歼灭。家父是少数幸免于难的人，翻过南中央山脉逃到台东，隐居起来，先做农，后经商，所以，我是在台东出生的，十岁才又搬回屏东。

　　日本在台实施民族差别待遇的殖民政策，在学校里，我们台湾学生常被日本学生欺负。当时台湾所有的学生大概都有这种经验。连日本老师也都歧视台湾学生。但也有比较好的。所以，当时台湾学生对日本人都有仇恨之心，常常和日本学生打架。

　　高雄中学毕业后，我家贫，无法升学，后来，在同班的黄姓同学资助下，才到日本中央大学读法律系本来是想回台湾为同胞服务的。但当时中日战争已打得不可开交，我又认识几位大陆去日本留学的同学，经常讨论时局，因此想到后方去参加祖国抗战。

　　后来，我决定和一些中国同学到上海，再到后方参加祖国抗战，结果后方没去成，只好留在上海，共同办了一个小杂志叫《河山》，并把岳飞题的“还我河山”印在封面上，以唤起沦陷区同胞的爱国心。也算是自发的做一点地下抗日的宣传。

　　胜利后，丘念台先生经上海回台湾，经友人介绍，他说要回台湾去建设新台湾，我被他的爱国和诚恳感动，就无条件的追随他了。

　　光复后，一些来台的外省官吏，不了解台胞不甘做作亡国奴而与日本殖民主义英勇斗争的历史，和在殖民统治下台胞的痛苦和无奈，拼命骂台湾人“皇民化”、“奴化”的歧视台湾人。其实除了少数人之外，多数的台湾人仍怀抱民族意识，用各种方式抵抗殖民统治，殷盼回到祖国怀抱。光复后，还受到如此的歧视，实在很令人伤心。

　　丘念台先生有见于此，所以，刻意要组织台胞来祖国大陆表达台胞的心声。原先是想称为“谢恩团”，后来改称“台湾光复致敬团”，我们还为抗战阵亡将士的遗属募集了一些抚恤金，战后台湾经济淍蔽，大家情况都不很好，但许多人都慷慨损输。

　　“台湾光复致敬团”先到上海、南京，再赴西安谒黄陵，唯至西安因雨阻隔，又时值国共交战，不克直达黄陵，只得在耀县遥祭黄陵而返，空留历史的遗憾。

　　后来，我淡出政治赴日本经商，结识同为台湾客家人乡亲戴国辉教授，跟我提及“台湾光复致敬团”之事。一九八七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两岸对峙趋和缓，戴教授也先我而逝，我由戴教授而认识王晓波教授。一九九九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二○○○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胜选执政。

　　二○○一年，又有小林善纪的《台湾论》，记述了李登辉等一些“皇民化”台湾人对过去历史的扭曲，我在向王晓波教授提起，我想组“台湾光复致敬团”的后人重新前往黄陵，以完成当年未能完成的祭黄陵的遗憾，昔日“台湾光复致敬团”的故人已都不在人世，后人亦多不知散落何方。我只找到陈炘的公子陈盘固，他亦欣然同意，这些年来寻觅觅，我亦年老体衰。

　　去年，经由王晓波教授介绍，我认识了雾峰林家的后人，也是当年“台湾光复致敬团”实际团长林献堂的曾侄孙林光辉先生，在光辉先生的协助下，我们今日终于能组团，以弥补当年“台湾光复致敬团”的历史遗憾。

　　现在大陆在改革开放后蒸蒸日上，各项建设突飞猛晋，渐与世界各国比肩，一洗百多年来贫穷落后之国耻；去年，连战主席率团至北京已达成国共和解。两岸中国人皆黄帝子孙，理应携手共创双赢，团结起来为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共同奋斗。
唯今天，台湾的历史遭人有意湮灭，年轻人无法能知昔日之事，什么“两国论”、“一边一国”、“台湾地位未定”，实在令人遗憾。

　　当年林献堂率台湾各界组成的“台湾光复致敬团”南京即发表谈话说：如交通便利，并拟前往西安，谒黄帝陵，拜告以台湾六百万炎黄子孙，二千三百余方哩版图已归祖国，藉表台湾同胞拳拳之诚，是为本团之唯一任务。六十年前，“台湾光复致敬团”已在耀县祭告轩辕始祖，见证了台湾人民与土地“已归祖国”，又何来“两国论”、“一边一国”、“台湾地位未定”。

　　我这次在耄耋之年能陪同“台湾光复致敬团”的后人再前往西安谒黄陵，除了完成当年心愿和告慰故人外，也希望台湾同胞能恢复历史的记忆，并祝愿祖国早日和平统一，两岸同胞携手共创双赢，以迎接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我黄帝子孙得以世世代代繁荣昌盛，以彰祖德。谢谢。

　　二○○六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