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在二○○○年底，日本出版了一本畅销的漫画书，书名叫《台湾论》，著者是小林善纪的日本人，思想倾向是右翼，肯定日本军国主义。
《台湾论》的内容是小林善纪到台湾去访问了一些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接受“皇民化”的老台湾人，主要有李登辉、许文龙、金美龄等人，都在歌颂日本对台的殖民统治，称日本的殖民统治是“最有良心的统治”，甚至称抗日义勇军是“流氓”、“ 土匪”。
次年初，《台湾论》的中译本在台发行，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林宪老先生的电话，说有事要来台大看我。林老已年高八旬，爬上哲学系馆三楼来看我。原来是他对《台湾论》有意见，要我把他老人家的意见发表出来。于是，我拿出录音机，作了一次录音访问，并整理发表在《海峡评论》，即＜访抗日义勇军之后谈《台湾论》──林宪先生驳小林善纪和许文龙的诬蔑＞一文。
认识林老是一九八四年夏天，我经日访美，到东京看戴国辉教授时介绍的。对林老我所知不多，经过访问才略知一二，直到后来林老由日返台定居，才渐渐熟悉。
录音访问结束后，林老有感于年轻一代对台湾过去的历史所知不多，又经李登辉等人的扭曲，而民族观念模糊。所以，他还说，希望晚年做二件事，一是重新组织当年“台湾光复致敬团”的后人，完成当年未能亲临黄陵祭黄陵的遗憾；二是组织一个“郑成功协会”，以恢复台湾人民族精神。
我教学研究已工作繁重，又多杂务，难以分身。林老的心愿，我只能听在耳里，记在心里。后来，雾峰林家的光辉兄参加我们《海峡评论》社委会，并且，去年台湾光复六十周年率领台湾抗日志士的后人到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今年又是“台湾光复致敬团”六十周年，当年的实际团长林献堂也是雾林家光辉兄的长辈。于是，我跟光辉兄提起祭黄陵之事，希望他负起组织的责任。当年的“台湾光复致敬团”有名单，无地址，更没有通讯电话，这些人的后人散落何方，如何去找？光辉兄在林老的指导下，找遍全省，终于将这个祭黄陵团组织起来，可以完成他们先人未能亲祭黄陵的遗憾了。
当年的“台湾光复致敬团”除了引起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有怕他们到中央去告状的疑虑外，还有人攻讦林献堂是大地主、“皇民化”，还当过日本贵族院议员，而使得“台湾光复致敬团”在名义上没有团长。这一个历史的公案，我们不能不有所说明，其中有殖民统治下台湾人的痛苦、委屈和无奈。
日据下的台湾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阶级。一是传统的地主阶级，二是传统的农民阶级，三是引进日本资本主义后新兴的市民阶级，四是依附殖民统治的“皇民化”阶级。
在传统中国的农业社会，知识分子几乎无不出身于地主阶级，“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非地主阶级又何能脱离生产劳动十年之久？中国知识分子亦自有一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的养成教育。
在马关割台之际，有丘逢甲等台湾士绅奋起组织“台湾民主国”抗日，后又有吴汤兴、姜绍祖、徐骧毁家纾难，身先士卒，战死沙场。
“乙未之役”后，雾峰林家下厝林朝栋将军奉旨撤回漳州，郁抑而终。其子林祖密（季商）后又潜返台湾，从一九一二年后的“罗福星事件”、“ 张火炉事件”、至一九一五年“吧哖事件”无一没有林祖密的身影。“吧哖事件”后，见事不可为，在“欲台湾革命成功，必先祖国革命成功”体认下，林祖密又回福建，资助孙中山军费六十万两，并被任命为闽南军司令，于一九二五年八月被反动军阀张毅杀害，壮烈成仁。其子林正亨，子承父志，又由台返回祖国，投考中央军校，参加祖国抗战，在滇缅之役残其左臂。台湾光复后，又在中部参加“二二八起义”，最后牺牲于“白色恐怖”。
自林祖密离台后，雾峰林家在日本高压殖民统治下无人再敢言及林季商，并由三少爷林献堂主持家族事务。但台湾抗日民众的心目中无不推崇林季商，谢雪红回忆幼年，其母告之“我们台湾人的救星是林季商”。
在日本高压统治下，一九○二年，林献堂不能不受命为雾峰区区长，但第二年就辞职，到一九○九年，又不得不再任区长。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明治元老板垣退助来台成立“同化会”，林献堂就不得不策略性的参加，其侄林幼春则不以为然，但“同化会”也只维持了二个月又七天，就被总督府取缔了。
一九二一年，林献堂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第二次请愿后，一九二二年，林献堂在压力下，只好放弃领衔联署，但前往东京请愿团的经费仍由林献堂负担，且事后又恢复领衔联署。
在殖民统治下，林献堂家大业大，只能谨小慎微，不时在压力下让步，而作不得已的妥协，这是事实。但又有谁能体谅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苦衷呢？
一九三六年，林献堂率台湾新民报的“华南考察团”，到上海在一次华侨的宴会中，兴奋得脱口而出“祖国”二字，即引起总督府当局发动舆论围剿，指责其为“非国民”，并于是年六月十七日，唆使日本浪人卖间善兵卫在台中公园门口当众殴辱林献堂，史称“祖国事件”。
“祖国事件”后，全岛进入战争体制，林献堂仍坚持民族文化，回到“栎社”创办诗刊，犹作诗批评日本殖民曰：“施政每偏重，不脱愚民策”，“ 民权重自由，言论加压逼”。
战争末期，日本开始在台征兵，为笼络台湾人，而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四日，任命林献堂为贵族院敕选议员。但林献堂从未出席会议，八月十五日，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日据下，我们不否认有些地主阶级卖身投靠，甘作殖民统治的走狗和传声筒，但也有奋起保乡卫国，有“书生杀敌浑无事，再于倭儿战一番”的吴汤兴，更多的是不得已“茍求性命于乱世”，只得“身在曹营心在汉”，以待时机再奋起。正是当年”台湾光复致敬团”至南京，林献堂所言：“应知台胞过去五十年中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牲，前仆后继，所为何来？简言之，为民族主义也。”
二○○六年九月十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