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与“神农”其人其事

——《庄子》、《淮南子》所描绘的“神农”形象

黄 钊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神农是传说中的人物，对于其人，不仅在我国儒家文献中有一系列相关记载，而且在道家文献以及其他史籍中亦有许多相应记载。这里拟以《庄子》和《淮南子》为例，说明道家笔下的神农形象。揣摩两书关于神农的描述，可知它们多是作者们虚构出来的，属于寓言性质的东西，旨在借圣贤立说。《庄子》所写的神农，表达了庄周学派的理想追求；《淮南子》所写的神农，则表达了秦汉新道家的理想追求。尽管如此，两书中有些记述，仍从特定角度保存了一些有关“神农”的传说性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神农  道家  《庄子》 《淮南子》  

　　神农是传说中的人物，对于其人，不仅在我国儒家文献中有一系列相关记载，而且在道家文献以及其他史籍中亦有许多相应记载。这里拟从道家视角，并以《庄子》和《淮南子》为依据，简要谈谈神农其人其事。

　　一、关于神农其人

　　神农，又称神农氏，我国历史上的古帝之一，与燧人、伏牺并称“三皇”（据《尚书大传》说）。相传，“神农”生于姜水，以姜为姓。“起于烈山，又称烈山氏”，“初都陈，后迁鲁。立一百二十年而崩，葬于长沙。”（参见《辞海》，中华书局据1936年版复印本）

　　（一）神农与黄帝、炎帝的关系

　　神农乃轩辕黄帝之前的古帝，据《史纪·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不能伐。”又曰：“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貊、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由此可知，神农氏乃是轩辕黄帝之前的一位天子，因后来权势衰颃，无力征讨“暴虐百姓”的诸侯，便被“修德振兵”的黄帝所取代。

　　神农，亦说即是炎帝。故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中有“以神农为赤帝”一语，“赤”与“炎”通，据此，则“神农”即“炎帝”也。但从司马迁的纪载来看，似乎炎帝与神农并非一人。读《史纪·五帝本纪》所载，可知在司马迁眼中，黄帝与神农的关系是“代”与“被代”的关系；而黄帝与炎帝的关系，乃是征讨与被征讨的关系，则神农与炎帝并非一人。以上两种见解，孰是孰非？目前因资料阙如，难以判断，姑且存疑，以待后来者新的发现。

　　（二）神农的历史贡献

　　神农作为一代古帝，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作出过卓越贡献。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神农是中国古代农业的开创者。《周易·系辞传》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据此可知，神农发明了木制农具“耒耜”，给农业带来了“耒耨之利”；又《淮南子·齐俗训》载：神农“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这一记述告诉我们，神农曾带头从事耕织，“以为天下先”。这对于“教民稼穑”，发展当时的农业生产，无疑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二、神农是中国古代用中草药疗病的开创者。《淮南子·修务训》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里不仅记载了神农“教民播种五谷”的历史功业，而且突出强调了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这是对古代用中草药治病即中医事业的确立所作的开创性贡献。为了完成这一伟大事业，神农将自己的生命置之于不顾，乃致遭遇“一日而遇七十毒”的惊险历程。

　　其三、神农是中国古代商业的开创者。《周易·系辞传》又曰：神农之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里告诉我们，神农时代，在日中时分，举行集市交易，召致天下民众，汇聚天下货物，让百姓们相互交易，“各得其所”，满意而归。显然，这是对中国古代原始商业所作的开创性贡献。

　　以上，神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开创者、中医药的开创者以及古代商业的开创者，其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都是了不起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一切，神农受到华夏民族的拥护与崇敬是理所当然的。

　　二、道家所描绘的神农形象

　　道家是春秋末年的老聃所开创的以“道”为最高范畴的一个著名学派。这个学派为了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常借古代圣人之言行来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老子》一书，未列古代具体的圣人之名，但全书用“圣人”立说共29见。后来的道家学派，为了发展或推进老子的学说，往往将“圣人”具体化，对古代三皇五帝多有涉猎，亦反复提到“神农”其人其事。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笔下的“神农”，多属于寓言性的东西，并非写实的产物。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在于借神农等远古时代的圣王立说，以便传播道家的人格理想与价值取向。下面试就《庄子》与《淮南子》所描绘的神农形象作简要阐述。

　　（一）《庄子》所描绘的神农形象

　　《庄子》，是庄周学派著作的汇编，全书分内、外、杂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共三十三篇。书内既有庄周本人的著作，也杂有其后学的著作。尽管该书非一人所作，但思想风格大体相近，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全书集中表达了庄周学派的思想观点，是继《老子》之后一部极其重要的道家经籍。该书提及“神农”共有8次之多其中除《知北游篇》两次（按：该篇谈及“婀荷甘与神农同学于老龙吉”时，先后两次提到“神农”，此“神农”据成玄英《疏》言：实“非三皇之神农”）外，其余均指三皇之一的“神农”其人。细读《庄子》，可知其笔下的“神农”，乃是道家从自己的学说需要所塑造出来的人格范型。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将神农说成是“至德之世”的圣王。《胠箧篇》云：“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而（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矣。”这段文字中的“神农”，和容成氏、祝融氏、伏牺氏、轩辕氏等一批远古时代的圣人一样，都是“至德之世”的圣王。他们“不以智治国”，而让“民结绳而用”，使民众均受其福，得以“甘而（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不难看出，这一描述旨在宣传《老子》所言：“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的愚治主张。我们知道，老、庄从“无为”的基本思想出发，倡导“绝圣弃智”、“绝巧弃利”。《庄子》明确强调：“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这些论述，对《老子》所倡导的“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的“愚治”思想，作了淋漓尽致的阐发，它与上述许多圣王治国成效相互呼应，从而使老子“大智若愚”的思想得到张扬。

　　其二，将神农、黄帝之世说成是“德又下衰”的又一典型。《缮性》说：“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智，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牺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这一段议论，先把远古时代说成是“至一”（即完美而齐一）的美好时代，它“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但是，这个时代到后来日益退化，不断衰颃。一是燧人、伏牺式的衰退，表现为“顺而不一”（即顺从而不齐一，即产生了矛盾）；二是神农、黄帝式的衰退，表现为“安而不顺”（即安天下之中有不顺从者，即出现了某种反抗）：三是唐尧、虞舜式的衰退，表现为“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即兴起治理教化，使原本淳朴之质遭到破坏，出现了“离道”、“险德”的局面）。不难看出，这里所指的六位古帝所处的时代，分别代表了三种退化模式，其中神农、黄帝所处时代，属于第二类退化的典型。这种把社会说成不断退化的见解，集中表达了道家的退化观念，它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如前所述，神农教民稼穑、遍尝百草而探索疗病之方，以及倡导古代市易，都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所以，《庄子》将之视为退化的一代，是有违客观实际的，我们不可信以为真。

　　其三，把“神农、黄帝之法则”说成“乘道德而浮游”的典型。《山木篇》言：“若夫乘道德而浮游”，“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乎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这里所谓“神农黄帝之法则”，实即庄周学派的法则，其意在以神农、黄帝为依托，说明“乘道德而浮游”主张的权威性。而所谓“乘道德而浮游”，指的是《庄子》所追求的精神自游。这种精神自由，超脱对现实的依赖，而表现为“无誉无訾”（意为不追求荣誉，也不遭受侮辱，实即超脱荣辱）、“一龙一蛇”（意为一时为龙，一时为蛇，能贵能贱，实即超脱社会地位）、“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意为时变我亦变，没有固定形态，实即超脱时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意为能进能退，经常保持心理平衡，实即超脱人事升降），最后达到“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意为与万物之祖即“道”平起平坐，既能主宰万物，而又不被万物所主宰）的境界。显然，这种对现实的种种超脱，意在表达《庄子》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它在现实中永远无法实现，因而不可能是“神农黄帝之法则”，而只能是庄子的一种人生理想。

　　其四，把“神农之世”，说成是“至德之隆”的典范。《盗跖篇》曰：“神农之世，卧在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这里把“神农之世”的社会道德描述为最理想的状况，称之为“至德之隆”，即当时道德达到尽善尽美且无比隆盛的境界，其具体表现是：人民生活自由自在（“卧在居居，起则于于”），一切都很原始朴真（“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人们安于自食其力，且心地善良（“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这一切正是道家所向往的朴真之德。与此相一致，《庄子·让王》也有一段与“神农之世”道德相关的记载：“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喜（通‘禧’），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这里再一次对神农时代纯厚朴真之德作了描述。《庄子》的作者们之所以反复歌颂神农之世的道德状况，其旨在表达“反朴归真”的道德追求。我们知道，在道德取向方面，道家倡导“反朴归真”，《老子》曾明确提出“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庄子·山木》设计了一个“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这个“建德之国”的道德状况，与“神农之世”的“至德之隆”一脉相通，其旨都在于表达“反朴归真”的道德理想。

　　综上所述，《庄子》所涉及的“神农”，多是构想出来的，意在借圣贤立言，宣扬道家的学术观点。因此，我们不可完全以庄子之描述为据，来评价神农其人、其事。

　　（二）《淮南子》所描绘的神农形象

　　《淮南子》是汉初黄老之治的理论总结，集中反映了黄老新道家的学术观点。这部书乃是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为探讨黄老之治而撰成的道家新著。它体系宠大，思想新颖，继承发展了稷下道家的学术成果。全书涉及“神农”其人其事共达13次之多。同《庄子》相比，它对“神农”的描述，也具有借圣贤立言的旨意。关于这一点，《淮》著作者已坦诚提及：“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修务训》）这是公开承认其引述神农黄帝之事，具有“托”的性质。需要指出的是，它借神农黄帝立言，在许多方面具有黄老新道家的特色。从这一点说，它与《庄子》又有所区别。

　　其一、歌颂“神农之治”。《主术训》言：“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其民朴重端悫，不岔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这里对“神农之治”予以热情赞颂。在作者看来，神农治天下的方法，集中表现为“神化”，即 “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而天下治。其具体表现是，民众朴实、厚重、行为端正，他们不用忿争，而财用充足；不用劳形，而功业自成；因自然所给予的条件，而达到了和同的境界。因此，当时的头领有威严而不用刑杀，刑具搁置起来而不必运用，法律简明而不烦琐，这就是秦汉新道家所向往的“神化”。故又曰：“故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抱德推诚。……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戳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这种“神化”的方法，乃是对道家“无为而冶”思想的新发展，特别是强调“怀其仁诚之心”、“ 不施而仁，不言而信”等，都表达了新道家对儒家成果的因袭与继承。显然，这里的“神农之治”，并非真的出自神农，而是当时黄老新道家所向往的治道的思想反映。

　　其二、把神农等五圣说成是“莫得无为”的典范。我们知道，老、庄等早期道家，强调无为自化，其所谓“无为之治”，带有消极顺应自然的特性，实际上否定了“有为”的合理性。汉代新道家同早期道家有所区别，它对老庄的“无为”作了改造，突出了“有为”的合理性。《修务训》指出：“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象。’吾以为不然。”这里“吾以为不然”一语，表明作者不赞同“寂然无声”式的消极无为。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作者以“五圣”为例，指出：“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这是说，“五圣”都重有为，“莫得无为”（即不搞“无为”）。这里所说的“五圣”，指的是“神农、尧、舜、禹、汤”五位帝王。这五位帝王，一个个都重有为：“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州，南道交趾……”；“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禹沐浴霪雨，……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汤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这些实际例子，都证明“五圣”不是无为而治，而是有为而治，故作者总结说：“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这就把“五圣”说成是“莫得无为”的典范。强调五圣不搞“无为”而重“有为”，这实际上是用五圣之有为，来改造早期道家的消极无为，从而表现了黄老新道家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其三、把神农等古代“圣人”描绘为“贵因”的典范。《淮南子》十分重视“因”。所谓“因”，就是要求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要因势利导，因物为用，因时而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作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贵因”主张，有意把神农等古代圣人描绘成“贵因”的典范，《原道训》曰：“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泰族训》亦曰：“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浚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垦草发苗，粪土树谷，使五谷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讨暴乱，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则无敌于天下矣。”这里所说的“因”，不是消极地顺应自然，而是在尊重客观实际的前提下，积极有所作为。它从又一层面反映了汉代黄老学者积极进取的务实品格。

　　其四、赞颂“神农之法”。《齐俗训》曰：“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揜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这里所说的“神农之法”，实即黄老道家治国之道。一是强调男耕女织。作者认为，若“丈夫丁壮而不耕”，则“天下有受其饥者”；若“妇人当年而不织”，则“天下有受其寒者”。不仅如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需要靠耕织维持正常生活。故曰：“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揜形”。所以，其强调男耕女织，为的是使天下人不受饥寒；二是主张“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旨在引导老百姓“复归于朴”；三是认为“衣食饶溢，奸邪不生”。这是把衣食等生活必须品作为道德文明的物质基础来看待；四是向往“天下均平”，这是对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均平思想的继承与发挥。总之，这四个方面所包含的“神农之法”，实即黄老新道家所追求的治国之道。

　　以上我们扼要论述了《庄子》和《淮南子》作者们笔下的神农。揣摩两书关于神农的描述，可知他们所写的神农其人其事，多是作者们虚构出来的，属于寓言性质的东西，旨在借圣贤立说。《庄子》所写的神农，表达了庄周学派的理想追求；《淮南子》所写的神农，则表达了秦汉新道家的理想追求。因此，道家虽然对神农多有描述，但他们所写的神农，多非真人真事。当然，其中有些描述，还是从特定角度透露了某些有关“神农”的传说性资料，如《淮南子·修务训》记述“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 又《淮南子·齐俗训》记载神农“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等，都同历史传说相吻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史料价值，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