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京剧里常常看到这样的场面：皇帝或者国君面南背北地端坐在龙案后，大臣们按尊卑次序出场，面朝北一字排开，遥向君主施礼，之后才文东武西两旁侍立。
   

　　大臣们北面朝君，一定是以东为上，就是说按官位高低从东往西站定，这样一来，当然总是官位较高的在右，较低的在左，在右也就是在上了，所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上说，蔺相如当了上卿，“位在廉颇之右”。为此，廉颇很不服气。
   

 　　这种形式，人们都比较熟悉，所以看到古书里写的“北面称臣”一类的文字，也容易理解。
可是看到《史记?项羽本纪》写的鸿门宴的座次：“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就不太好懂了。怎么回事呢？范增面南背北地坐着，难道他的座位最尊吗？刘邦朝北而坐，好象还不如张良呢。总之，这跟人们从戏里和从故宫金銮殿上得来的印象，对不上号。
   

　　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录》里通过不少史料，归纳出这么一个结论：“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根据顾炎武的说法，我们大致明白了鸿门宴座次的意思。项王东向而坐，以尊者自居，让刘邦北向坐，不把他看成与自己地位匹敌的宾客。司马迁之所以不惜笔墨，一一写出每个人的座次，就是通过项羽对座次的安排，突出表现项羽藐视刘邦，以长自居的骄傲心理。
   

　　不过，只理解到这个程度，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戏台上和故宫金銮殿上表示的是面南背北为尊，怎么又说“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呢？到底是南面为尊，还是东面为尊呢？
我觉得要想把座次尊卑搞清楚，完全解决上面提出的问题，首先应该对古代的堂室制度有个粗略的了解。
   

　　我们阅读《仪礼》，可以知道：古代贵族（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不论住的寝也好，还是祭祀用的庙也好，一般都是堂室结构，也就是说，这种建筑有堂有室。堂和室同建在一个堂基上，堂基根据主人地位的尊卑，有高低的不同，从而台阶多少也有差异。堂和室上面同为一个房顶所覆盖。堂在前，室在后，堂大于室。堂室之间，隔着一堵墙，墙外属堂上，墙里属室内。这堵墙，靠西边有窗（牖），靠东边有户（室门），所谓升堂入室，就是从这户进去。堂东、北、西三面有墙，东墙叫东序，西墙叫西序，南边临廷（院落）大开，形式仿佛今天的戏台。堂的中间，一般有两个大明柱（楹）。荆轲行刺秦王，秦王绕柱逃避，就是这种堂间大柱。堂上不住人，是贵族们议事、行礼、交际的所在。室，长方形，东西长而南北窄，面积也不小。寝室住人，庙室祭祖。一般平民百姓不但没有庙，连住室也不是堂室结构，因而他们接待宾客在寝室，祭祀也在寝室，所谓庶人祭于寝，就指的这种情况说的。

　　在堂室中举行礼节活动，大致有两种范围。一种是在室内，一种是在堂上。
   

　　先谈第一种。在室内礼节性的座次，最尊的座位是：在西墙前铺席，坐在席上面向东，即所谓东向坐。其次是在北墙前铺张席，面向南而坐。再其次是南墙前席上面向北而坐。最卑的位置是东边面朝西的席位。清代学者凌廷堪在他的礼学名著《礼经释例》就更为确切地提出“室中以东向为尊”的说法。由此可以看出，鸿门宴座次的形式，就属于这种室内礼节活动的形式。项羽、项伯朝东而坐，最尊（项伯是项羽的叔父，项羽不能让叔父坐在低于自己的位置上）；范增朝南而坐，仅次于项氏叔侄的位置；刘邦朝北而坐，又卑于范增；张良面朝西的位置，是在场人中最卑的了。
   

　　这种“室中以东向为尊”的方式，在贵族的祭祀活动中，表现尤为明显。
   

　　拿天子的庙堂来说，我们根据东汉学者郑玄的《褅袷志》上记载简述如下：天子祭祖活动是在太祖庙的太室中举行的。神主的位次是太祖，东向，最尊；第二代神主位于太祖东北即左前方，南向；第三代神主位于太祖东南，即右前方，北向，与第二代神主相对；第四代神主位于第二代之东，南向；第五代神主位于第三代之东，北向，与第四代神主相对；第六代神位在第四代神主之东，北向；第七代神主在第五代之东，南向，与第六代神主相对。主人在东边面向西跪拜。（诸侯五庙，祭祖时神主的排法同上）。太祖居中，太祖左边这列叫昭，右边这列叫穆，这就是所谓昭穆之制。
   

　　显然，知道了这种昭穆制度，有助于我们理解鸿门宴上座次的尊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