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7年，北面的唐王朝灭亡了，代之以朱温的梁朝。梁太祖即位不久，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那时候，吴越的实力不逊于梁朝。左右侍从谋士向钱镠建议，没有必要接受封号，屈尊于北方。钱镠只是笑笑，含混地说：“我难道一定要当孙仲谋吗！” 钱镠认同中国是一个整体，欣然接受了册封—形式上吴越做了梁朝藩臣;其有独立实力而保持统一之名，钱镠应属难能可贵。

　　同时，北面的梁王朝也不停地对吴越封赏有加，直到守中书令，守太保等。乾化元年，又加封钱镠为守尚书令(守，表示不在中央，在外地)。龙德元年，“赐镠诏书不名，”就是上书时可以不报自己的名字，这是封建礼仪中对王侯最高的礼遇。对自己的成就和地位，钱镠有时也表出志满意得。他回老家的时候，作了《还乡歌》一首：“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诗歌有当年刘邦“大风歌”的慷慨，更有满足不被人欺和为王的荣耀。应该说，有那样的地位、成就而没有当皇帝的野心，作为藩国之主，钱镠应是清醒、谨慎和有自知之明的。

　　衣锦还乡的时候，他的父亲钱宽经常回避不愿见面。钱镠问为什么。父亲说，你现在虽然是一国之主，但三面受敌，与人相争，一旦失利，必然殃及我家。因此我十分谨慎。钱镠明白父亲的用心，涕零受教。治国不敢有所懈怠。他寝不安席，用又小又硬的圆木作枕头，称为“警枕”。夜间告诫侍女，只要有人秉报重要情况，要立即叫醒他，不可迟疑。他告诫后人和文武大臣，好生侍奉中国，那怕是小小朝廷，这是吴国立国和生存的国策。吴越一直坚持向北方的中央王朝进贡，同时也有所要求，后唐庄宗(李存勖)入洛阳，“镠遣使贡献，求玉册。”按照朝廷礼仪，“玉册金印”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大臣郭崇韬更强烈反对，认为绝对不可，但朝廷还是最终答应，“乃赐镠玉册金印。”

　　钱镠的吴越王府相应提高了规格。王宫称为“朝”，官属皆称臣。不但如此，吴越还派遣使者册封新罗(今朝鲜”、渤海王，以及东南海中诸国，给其君长以封号。 其实，钱镠本来可以称王称帝。向小小的梁朝皇帝请封，不过是谦逊、自我约束罢了。

　　据《通鉴纪事本末.钱氏据吴越》记载，钱镠重视经济的发展，对杭州的建设有开拓性贡献。因钱塘江和杭州湾的自然地势，钱镠对江湖作了大规模改造，“发民夫20万及十三都军士，筑杭州罗城，周七十里。”在改造西湖和围堰的同时，还修整了江中的礁石，理顺了钱塘江水和西湖。不几年，“钱塘富庶，盛于东南。”今天杭州和西湖的规模和轮廓，就是当年吴越时期奠定的基础。

　　钱镠同中原朝廷的关系,也因小人拨乱出现过曲折，后梁明宗即位，安重诲执掌大权，钱镠曾致安重诲书信，安以为钱言语唐突不敬，于是对钱镠心怀怨恨;此时，正好有两位供奉官乌昭遇和韩玫出使吴越，回来后，乌昭遇编造说在吴越受了羞辱，被逼“称臣舞蹈”，重诲大怒。要求立即削夺钱镠的王爵以及元帅尚父等名分，令其以太师的身份致仕退休。钱镠没有因此动怒，派儿子元瓘等到朝廷疏通解释。还带了不少锦绢送礼。安重诲病死以后，明宗才恢复了钱镠官爵称号。

　　钱镠81岁的时候，有病卧床，势将不起。“召诸大将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后事，吾死，公等自择之。诸将泣下。”众人一致推举元瓘，说：“元瓘从王征伐最有功，诸子莫及，请立之。”镠命拿出各种钥匙数筐，把元瓘叫到跟前说，：“诸将已经认可你了。”钱镠逝世后，谥号为武肃。他的儿子钱元瓘被继封吴越国王，其玉册、金印等礼仪体制，和当年钱镠一样。

　　当钱镠乘势发展的时候，不少人有劝他自立为帝，钱镠都断然拒绝。钱镠的临终嘱咐是:“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见《通鉴纪事本末.钱氏据吴越》)就是坚持吴越是中国的版图，中央的的藩属，明辨中央和属国的关系。不管中原王朝怎样变换,不管北方局势怎样混乱，不管北方朝廷怎样衰落、更替和无暇四顾，也不能轻举妄动、自尊自大，破坏中国的统一。

　　这种清醒意识和坚守原则的态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所仅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据欧阳修《五代史》叙说，钱镠的吴越也曾经改元称制，例如杭州各寺庙中的天宝、宝大、宝正等就是吴越的年号。欧阳公生当宋朝，时代与吴越连接，所说应当可信。但是，这种在吴越范围的称号并不影响吴越对中原朝廷的从属，没有触反“一个中国”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