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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台特工家属隔60年获死讯追认烈士一波三折

2014-05-28 09:00     来源:京华时报     编辑:李典典

  留存的唯一一张父亲的照片,慰藉了侯希贤许多年

  父亲在留给侯希贤的唯一一封信中教导他先爱国后爱家

  846个名字镌刻在石壁上。“侯文理”三个字被淹没在名字的海洋中。

  1949年,包括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在内的1500多名中国大陆红色特工远赴台湾,之后这个群体牺牲过千,侯文理便是其中之一。在过去很长一段岁月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连名字都没留下来。

  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846个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被刻在纪念墙上。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19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时隔60多年,家属得知侯文理的死讯后,将一份申请烈士的材料递交相关部门,但至今侯文理的烈士身份仍未获得官方审批。

  纪念广场上一段碑文为侯文理们的人生做了注脚: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寻名

  直到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纪念墙上,当侯媛媛的弟弟最终找到了爷爷侯文理的名字时,侯媛媛才完全相信了“部队刻上了他的名字,承认了他为国牺牲”。

  2013年12月,在媒体报道的“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英雄名单”中,侯媛媛发现了爷爷侯文理的名字。“去把爷爷的名字找到。”侯媛媛嘱咐在北京工作的弟弟。

  彼时,北京西山森林公园,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为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隐蔽战线工作牺牲的无名英雄,建设了一座纪念广场,并刻上了846个英雄的名字。

  “爷爷侯文理50年代在台湾被国民党杀害,半个多世纪没人知道,如今终于能告知天下了。”侯媛媛立即打电话给江苏邳州的父亲侯希贤和西安的叔叔侯希勇。

  那天,侯文理居住在邳州和西安的儿孙们满怀希望:侯文理的烈士身份马上就有着落了。

  为了给侯文理申请烈士,一家人已跑了两年。侯文理的确切死讯,他们三年前才得知。

  2011年1月23日,《环球时报》刊登《追寻在台中共特工遗骨始末为两岸和平种善因》一文,公布了中共地下党和特工人员的无主骨罐名册,编号124号的正是侯文理,骨灰罐号为296。那时,侯媛媛就认定名单中的人为爷爷侯文理。

  5月4日,《环球时报》再次公布了《台湾戒严时期疑似政治受难者名册》,侯文理又名列其中:“姓名:侯文理,照片编号:296,籍贯:江苏萧县(现安徽萧县),枪决时间:1958年7月8日,骨灰罐所在位置:2楼1排3层6号”。

  侯媛媛立即联系了参与报道的记者薛小乐,得到了“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秘书长李坤龙的邮箱。

  李坤龙回忆,侯媛媛联系上他时,他并没有怀疑,侯文理的案情是其见过较特殊、复杂的,他印象非常深刻。

  书信往返,侯媛媛的每次来信都让李坤龙觉得字里行间真挚感人,“她算是赚取我最多眼泪的家属,很少有受难者的第三代,对祖辈牺牲者有这么深的感情”。

  李坤龙决定提供帮助,最终确认侯文理的遗骸安放在六张犁纳骨塔内。李坤龙将所寻的材料一并交给侯媛媛。这些材料包括两份国民党的判决书、侯文理执行死刑前的照片及侯文理的骨灰盒照片。

  收到李坤龙的材料后,侯媛媛并未立即打开,“虽然我从没见过爷爷,可是那一刻就是不敢面对”。在一名同事的陪同下,侯媛媛打开了文件夹,看到了侯文理被执行死刑前的照片后,50岁的她趴在办公桌上嚎啕大哭。

  申烈

  拿到李坤龙提供的材料后,侯媛媛和叔叔侯希勇商量着,由住在西安的侯希勇将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西安民政局,申请追认烈士。“那是爷爷工作最久的地方,奶奶的军属关系档案也在西安。”

  2012年底,侯希勇将侯媛媛寄来的材料打印了18份,一份交给了他居住地所在的西安市金花南路社区,一份交给了西安市东关南街街道办,“街道办说材料没问题,已经交给了区民政局”。

  之后,侯希勇曾多次到西安市碑林区民政局询问办理进度,并几次向区民政局补交父亲部队的证明、派出所的父子关系证明、父亲同事的证明等材料。从家到区民政局的路程需要骑车大半个小时,这一年,65岁的侯希勇往返不下30次。

  2012年年末,侯希勇被告知,因为资料从民间而来,并不是从部队得来;且侯文理归总参人员,民政局无法为侯文理申请烈士身份,“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已经把材料交给了市里,但市里回复说省市级别不够给我们办理”。

  西安的路走不通,侯家觉得把材料送回侯文理的老家安徽萧县应该能行得通。

  2013年夏天,侯媛媛和弟弟驱车将材料送往萧县,萧县统战部副部长、台办主任王静接待了他们。之后,王静曾致电侯媛媛要求侯文理所在部队开具证明,侯媛媛沟通后,侯文理所在的某部队将证明发至萧县相关部门。

  2013年冬天,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建成后,侯媛媛再次将广场名单中有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萧县。材料都交齐了,侯文理的烈士称号却不了了之。

  “总要有个结论,我们活着的人没什么,父亲为祖国的统一、为自己的信仰奋斗牺牲,国家不应该给他一个说法。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吗?”侯希勇觉得,只有受到了国家的认可,一名军人的灵魂才能得以慰藉。

  侯家人这种想法,在寻找、搜集替侯文理申报烈士的材料过程中,变得越发强烈。

  离乡

  直到解放后,一家人才知道侯文理是中共地下党,才知道他在国民党军队里,有个名字叫“侯璨章”。

  1935年6月,19岁的江苏萧县人侯文理参军。侯文理走后不到6个月,在老家赵龙镇新庄村,他的第一个孩子侯希贤降生。

  幼年的侯希贤并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模样。直到1945年,侯文理寄回一张照片。这张长约30公分,宽约20公分的黑白半身照里,侯文理“穿着军装,模样帅气”。

  收到照片的那一年,侯文理的第一任妻子、侯希贤的亲生母亲曹氏病故。

  第二年,侯文理从远征军的战场归来,11岁的侯希贤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以及和父亲一起回乡的继母张励凡和二妹侯希坤。

  之后,侯文理带着妻子和四个儿女回到了其部队所在地西安。1946年和1947年,侯希贤的三妹侯希慧和四弟侯希勇相继在西安出生。

  军队随着战争转移,侯文理一家也一直在迁徙。1947年离开西安后,侯家辗转上海、金华、杭州、南京、徐州等地。

  大陆基本解放后,几名八路军来到家中,张励凡以为八路军此番前来是要逮捕侯文理,“吓得要命”。

  随后,侯文理淡定邀请几名八路军入座,这才道出其真实身份,“不用担心,这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和几名八路军出去后不久,侯文理回来时一身国民党军官服装已换成了八路军军装。“父亲回来后,让母亲打开了平日里她出席各种宴会用的梳妆盒,底层居然有个夹层,父亲说,平常都是用母亲的梳妆盒送的情报。”侯希坤印象深刻,听完父亲的话,母亲吓得瘫坐在了地上。

  一家人后来才知道,10多年来,在国民党军队里的侯文理,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军队里,他有另一个名字,叫侯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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