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谭氏家族的中衰
自晚清至民国，在嘉兴城内最大的祠堂建筑要算谭家祠堂了．谭家祠堂的宏伟建筑，周鹏先生在本刊创刊号上作了专文介绍。至于祠堂是谭氏家族何人在什么时间，以及怎样建造的，想必是本刊读者想进一步了解的问题，这就牵涉到谭氏家族兴衰发展的历史。然而围绕谭家祠堂的兴建，是谭氏家族一段富有戏剧性的历史。
在封建时代，凡大族都建有自己的祠堂，是祭祀本族先祖的地方，同时又是宗族的象征。然而这一切如果离开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无法建造和存在的。谭家祠堂建于光绪五年(1879)，为建造祠堂共化去白银15832两。此外为了维持宗族的经常性活动，如祭祀祖先，祭扫祖坟，修刻族谱，赡养本族穷苦鳏寡孤独残废无告之族人，承担本族子孙的教育等，又是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支出。谭家除了修造祠堂，还在平湖购置义田1020亩，收取租米作为祠堂收入。所以祠堂离不开义田，祠堂又称义庄，谭家祠堂的原名就是慎远义庄。
谭氏的先祖谭诠，原系河南人。在北宋末年宋高宗时，来到浙江，督管两浙盐运。传到五世仲赋公起，由山阴迁嘉兴胥山定居，这是嘉兴谭氏家族之始。经世代繁衍，至明代末年，谭氏的言、贞、吉三代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八世谭昌言，及其子谭贞默(九世)，分别为明代万历与崇祯时进士。昌言官至常熟知县和山东莱登副使，赠太仆寺卿。还有十世谭吉璁，由贡监选中书，历官山东登州府知府，举博学鸿词。他们的身世事迹在《嘉禾征献录》及《嘉府典故纂要》里均有记载，从此谭氏列名嘉兴望族。
然而，一个大族在数代之后走向衰落是常有的事，也是符合大族发展规律的。凡一族繁盛时，必人丁兴旺，按照过去在家男子自立后析产的习惯，祖宗留下的财产的分割越为严重。如果在以下几代中再没有出现显赫的人物，为本族的发展添注新的血液，家族必趋于衰落。谭家的历史也是这样，自昌言、贞默之后，至清代康熙年间已“垂(能传至后世的)绅者少，高隐者多”，到了乾隆中叶，“百年之中几无一人青其衿者(士绅)”，因仕途不畅引发大族衰落的迹象已很明显。
这除了谭氏家族这时没有出现科举上十分出众的人才外，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首先，清朝乾隆帝大兴文字狱，加紧迫害不满于满清统治的知识分子，冤狱所至人心惶惶。不仅使谭昌言、谭贞默的后代对科举土途感到心灰，而且害怕灾祸殃及本族，把先祖昌言、贞默留下的数百卷书稿付之一炬。其次，清代江南一带，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激增，财富集中，生存竞争激烈，恶化了读书人的生存环境，“治生”(谋取生计)成为读书人一个十分紧迫而现实的问题，一般在经济紧绌的情况下，无力支持十几二十年漫长的读书生涯。更不要说有清一代从商成风，士人耐不住读书的寂寞，弃儒从商渐成风气。
在商品经济的侵蚀下，松散了大族内的血缘联系，谭氏一族出现涣散的局面。由于经济窘迫，离族外出谋生者增多。子孙后代的散居造成宗族的涣散，族人甚感忧虑，“同为祖宗一脉，未之识面(见面认识)者，不知几许。”加上经济上的原因无法自立，家谱中记载的“不娶无嗣(后代)”者甚多。有的外出谋生，终于失去联系，在家谱中注明“失考”的也不少。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全族只剩下30多人了。
至于散落四乡的先世祖坟，这一先祖亡灵永妥之地，由于隔世不去祭扫维护而破落不堪，有的已经无法确认。谭氏原有祭田近40亩，为了办祭筹措费用，不得不变卖祖产，最后仅剩下祭田11亩，其收入已无法举办任何祭祖活动了。对于不肖子孙私自盗卖祖产，虽然祭田受国家法律保护，变卖为家法所不容，但宗族对此已无可奈何，整个家族无可抑制地衰落下去。
太平天国时期，嘉兴是太平军与清军激烈战斗的战场，首先受到战乱冲击的是本地大族。有死于战火的，有族人四散逃离的，至于房屋财产的损失，更是不可估计，可以说嘉兴大族没有能逃此厄运的。按照宗族的规定，大难面前族人首先要保护好祖先的遗像和族谱。昌言、贞默一支的后代，谭子性命他儿子谭之梁，身上背负祖宗遗像，手执本族家谱，虽仓皇逃难，但片刻不离。经过四年的战乱，祖宗的遗像和族谱是保存下来了，然而回到故里，家产已荡然无存了。
谭氏家族在明末最为兴盛的时候，由于朝代更替的变动，未及建造祠堂，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清代以来家族衰落，现在又经过空前的战争破坏，虽然列位祖宗都立下修谱建祠的遗命，却难圆几代人的梦想。然而在太平天国以后，在嘉兴率先建造祠堂，而且又是嘉兴城内规模最大，最引人注目的祠堂建筑，谭氏家族之奇迹般地崛起，确是我们需要认真解开的一个谜。
二、家族的一支在经商中崛起
谭氏家族自第六世之后，分成谭可贤与谭可教两支，上述两代进士昌言、贞默都是谭可贤的后代。而在可贤一支在科举士途上大获成功，家族如日中天的时候，可教一支的正言和贞谅，却顺应时代的潮流，悄悄地转移到商业经营上来。
然而读书与经商本不是一回事，习惯举业的儒生要弃儒从商，谈何容易，出师不利是意料中的事。家谱记载谭正言“秉性醇朴，尝出外经营，屡亏资本，拙于谋算，以致家业凋零，后遂杜门清苦。”可是他的儿子谭贞谅，却远胜于父亲，表现出经商的特有本领，在商场上屡屡得手。然而从商为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所不容，士人向来以诗书为上，农桑为本，商贾为下，这种保守的意识在传统的大族中尤为强烈。这样，谭贞谅的成功遭到族人的反对和攻击，说他气昂高傲，就连他头头是道的谈吐也叫人看不惯，族人渐渐与他疏远，以至格格不人，致使他的事业最后遭到失败。为了约束族人，谭贞豫颁订了《家约四则》，提出“毋奢荡”、“崇节义”，“居乡”不得流寓经商。在家族舆论的压迫和家法的管束下，众多族人再也不敢外出经商，宁愿务农甘居贫穷，“倘佯阡陌，啸傲自得”。
又隔了数代之后，可教一支人终于认识到，在经商的同时，严格遵循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是得到同族谅解与认可的一条可行的途经。到了十四世谭子铨，“以贫故始弃儒服贾，虽混迹市廛，而家法自在，惟以孝敬友爱为贻谋计，以勤俭忠厚为治家之道，以礼义仁让为处世之节。”自此之后经商而一发不可收，到了他孙子一辈，光熙五兄弟大战商场，在获得巨利以后，回乡建造祠堂义庄，以竟先祖敬宗收族的遗望。
在谭氏家谱中保存了一篇谭光熙在事业成功之后，向其子侄讲述家族历史的材料。一般家谱都存在对先祖的溢美与文饰，伪作之处常见，而这篇回忆较真实可信。下面且以谭光熙第一人称复述其主要内容。
我祖父子铨，迫于家境贫穷，开始弃儒从商，但仍处处遵守家法，考虑到家族的利益，经商不离传统的道德操行。我小的时候曾经听我父亲(谭之松)讲述他与叔叔之间友爱相让的故事。父亲少年丧父，兄弟三人共同侍奉年迈的祖母。当时无甚家蓄，他们分家的时候，家产总共才600串钱。父亲与叔叔继承祖父留下的京货铺，但利润微薄。父亲考虑到兄弟三人都经营此业，随着各自成家，人口增多，势必难以自立，决定将京货铺让给两位叔叔，自己另谋生计。父亲在清道光八年独力创办成衣铺，这就是我家创业的开始。不料第二年嘉兴大灾，粮食欠收，米价骤涨，入不敷出，你就可知其中之艰难。虽然家产不多，父亲还时常接济两位叔叔。尤其四叔体弱多病，祖母特别怜爱他。对此我兄弟几人在背后经常表示不满，在父亲面前也偶有微词。父亲为这事时常训斥我们，而我兄弟的不满情绪，在父亲临终前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次父亲在病床上用尽有的气力喃喃欲语，大致意思是，叮嘱我作为一个长子需遵父命，善待各位叔叔，象对父亲那样对待他们。我为了表示不违父命，让老人家放心，在父亲病床前跪了一个通宵。后来父亲、祖母相继去世，我遵守父亲遗命，将祖母的积蓄全数交给各位叔叔，而我则带领年少的兄弟们艰苦创业。那时我20岁就独撑门面，兄弟们年纪尚小，只有三弟18岁帮我做事，四弟、五弟还在读书，不幸的是六弟才4岁，由于照顾不周，在得了一场大病后幼年丧命。说实在的，当时我对谋生只是粗知大概，但要挑起全家的担子，实在力不胜任，可是考虑到上有母亲，下有各位弟兄，每想到家庭有门户将废之危，就起早贪黑拼命工作。各位弟兄也很懂事，都先后停止学业，到铺里为顾客裁衣缝纫。由于五兄弟同心协力，经过近20年的奋斗，家业逐渐兴旺，到太平天国之前已有资产5万余串了。(当时铜钱贬值约合白银三四十两)。
19世纪之初，江南一带的风俗趋于华贵，人们对服饰的追求已成时尚。谭光熙一家抓住机遇，又依托苏嘉湖一带出产丝绸布匹的有利条件，在成衣业上经营成功，生意做到苏州一带，这是谭氏家族振兴的开始。
三、谭光熙五兄弟闯荡申汉，大战商场
正在谭光熙在经营上有较大进展的时候，太平天国国内战争的战火蔓延嘉兴。1860年6月太平军经苏州进逼嘉兴。这时光熙恰在苏州经商，亲眼目睹清军溃败四处劫掠，社会混乱的局面，星夜赶回嘉兴，遍告家人亲戚。他不忍骨肉离散，集合家族，自己出资，扶老携幼，流离迁徙。先进居桐乡晏城，后至平湖新仓，经南桥再走川沙，几经周折到达上海。这时上海仅一隅之地，已麇集众多来自江浙的富商大户，光熙感到在此地实难施展才能，他凭着多年磨练出来的顽强意志与毅力，以及识事观变的本领，当得知汉口局势初趋稳定，当即作出向汉口转移的果断决策。他们包乘一艘外国轮船，冒着战争及道途梗阻的危险，于第二年溯江而上抵达汉口。谭光熙一家原来已有从事衣着业的丰富经验，抓住因战争关系，富户丢弃变卖和土匪抢劫而造成大量衣饰珠宝散落民间的机会，开设典当。兄弟五人通力合作，奔走于汉口“九场开市”之中，以低价收购，高价售出，有的还转运上海，在商场上长袖善舞，大获成功，这是谭氏家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1864年战事结束，举家返回，除其中一支回到嘉兴，其余的先后在松江、上海居住，唯光熙继子日懋及五弟光煦留在汉口，充当汉沪交易的代理人。在这家族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之后，才有本文开首提到的拆巨资购义田，建祠堂的一幕。
谭光熙在回顾自己40年的经历后感到，这些成功都是谨守祖父遗训，兢兢业业，不敢失坠，不敢负人，数十年如一日努力奋斗的结果。而本族世守书香，宗支繁衍，在中落之后才至贫乏，族人不能相顾，以至宗祠未立，无力购置族产。今庇祖宗恩德，为家族赢得财富，就得仿照苏州范氏遗法(北宋范仲淹在苏州首创祠堂义庄)，与兄弟商议在嘉兴建祠购田事宜。嘉兴的许家与谭氏是亲家。许景澄(清末名臣，在上期《庚子冤案与浙江三忠》一文里已作详细介绍)之五妹是光熙大弟谭光勲的儿媳，许景澄在评价他们的成就时说，“而由拳(嘉兴)之胜地，实鲜(少)阳翟之名字”。阳翟之名是指秦国大商人吕不韦，因他是河南阳翟人，故又把吕不韦称为阳翟，意思是嘉兴这么个好地方却难出现象样的大商人。而光熙五兄弟之举，“则力开风气之先也。”
四、谭氏家族与嘉兴近代教育
在谭氏家族由传统大族向近代商业大族转化之后，仍继先代读诗书通义理的传统，规劝子弟努力读书。光熙对其长子日森谆谆教导说：“我无分读书，每自憾，汝好为之。”后来谭日森在光绪甲午中举，出任湖北候补知县。其妻朱氏，即是清嘉庆进士，赫赫有名的漕运总督朱为弼的曾孙女。朱为弼，平湖人，以清操廉政著世，林则徐称他为“清端”。上述谭日森(爱萱公)就是嘉兴籍名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祖父。日森的五弟谭日襄曾任江苏溧水县知县。自日字辈以后谭氏家族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正如谭光熙的父亲子松再立的家约所言：“子弟无论智愚，不可不教以读书，四书经史皆可，以闲其邪心，而兴其善念。读之而成名，固可为佳士；即不能成名，亦须便其粗知义理，而不至入于末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谭氏一家对嘉兴的近代教育事业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谭日森之侄谭新炳，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在家乡提倡新学，集里中同志创办宗正学塾，在嘉兴开学堂风气之先。谭其骧之祖父谭日森，清末举人，曾留学日本，专攻教育。回国后正值清廷废除科举，他于1906年将设在宗祠里的学塾，招族外学生，改名私立慎远小学，有教师6名，在校学生90名，是当时招收学生最多的一所学校。1907—1909年谭日森曾先于方于笥出任嘉兴府中学堂监督(校长)，任职期间提倡新学不遗余力。离任前竭力推荐有革命思想的范古农继任监督职务。谭日森之侄谭新嘉，在他的影响下，于1904年在芝桥街(今勤俭路东段)创办碧漪初等小学堂。它与慎远小学都是嘉兴早期的重要学堂，可以说嘉兴早期的近代教育，与谭氏家族密切相关。这样，谭氏家族能产生谭其骧那样的历史地理学家，并终生从事历史教学，就不是偶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