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新著《江州义门》近期由《花城》杂志推出

　　记者 何晶

　　“当我从不惑走向天命，我时常被一种类似记忆的东西吸引到某个方向。我甚至感到自己又悄悄潜回了某个地方。”湖南作家陈启文说，这个地方就是“江州义门”。近日，《花城》杂志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江州义门》。这是一部“义门陈氏”的家族史，从义门远祖唐代陈伯宣起，到唐昭宗昭赐立义门，至元末陈友谅建立“大汉王朝”失败止，陈启文给读者展示了江州义门陈氏五百多年的家族建立、兴盛、最终几近灭亡的历史。

　　谈及家族史的写作，必不可少的一点是对于家族史资料的掌握。而对于“历经无数变乱又遭遇多次迫害”的江州义门，想要找到一部比较完整的历史根本不可能，对此陈启文说自己“一方面只能在官修的史书中去寻找江州义门及其子孙的蛛丝马迹，一方面要遍览诸多不同版本的家乘谱牒，另外还有多次深入义门故地的踏勘考察”。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年。这样的前期准备无疑是艰辛的，但对于他来说，最困难的是“对各种国史、家史、野史、方志和稗志的甄别”，因为江州义门的历史根本就难以说清楚。陈启文告诉记者，自己在写作中“一直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因为这篇小说“毕竟这关涉到许多人祖先的历史，而且是很具体的祖先，数以千万计的义门子孙，对各自的历史都有不同的认知，或者说他们已经接受来某种既定的方式，而我的叙述可能改写甚至颠覆了他们既定的认知”。

　　家族史写作并不鲜见，“写什么”似乎已不再成其为一个问题，而“怎么写”成为了关键所在。当家族史的记忆遭遇到文学的表达时，如何叙述成为作家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陈启文说，“这是难度最大的一次写作，也是最漫长的一次写作。”其实，之前大量的家族史小说叙述无疑提供了一些范本，但在《江州义门》的写作上，它们都不适用，“我一直找不到一种适合它的叙述方式，凡在别的题材上可以运用的叙述方式，你在江州义门根本做不到”。

　　最后，他选择了这样一种叙述方式的叙述，“在大历史和小细节之间进行介于某种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插叙”。这种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插叙方式呈现的文本效果则是，这似乎不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小说，它似乎非虚构化了。小说发表后，不乏质疑的声音：“这是小说吗？小说可以这样写吗？”但对于陈启文来说，这恰恰是他得心应手的，“这种叙事方式比较适合我，努力成为一个宽阔的写作者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对各种文学体裁和题材我都有广泛的涉猎，对于我，唯一的取舍是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你去写，而不是先给自己套上一个框框，我是写小说的，写散文的，写什么的，这只会让一个写作者越写越狭窄。”

　　小说的写作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或许也源自于陈启文对田野调查和报告文学写作的热衷，“近年来我的田野调查和报告文学写作，也让我写作的视野和驾驭各种体裁和题材的能力变得更加宽阔了，我是一个不愿意待在书斋里写作的人，更愿意走向大地，走向旷野”。陈启文说，“《江州义门》的整个结构是敞开的，这让我在保持必要的谨慎时也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叙事的旷达与自由，而对历史文化的探寻最终变成了一种生命体验，这让我有了一种回到历史现场、与那些古人进行沟通的可能。”

　　评论家雷达在盘点2011年中国长篇小说时，对《江州义门》有这样一个评价：“从文化视角重新思考家族史。”家族史的写作不仅是家族史的一种记忆，也是对历史真实的探寻，更是对历史文化之魂的重塑，作家的追求也正在此。

　　陈启文对江州义门的探寻，一方面他寻求的是让义门能够长时间绵延的一种力量，“一种与信仰有关的力量———义”，更重要的，他探寻的是在这种信仰之上所建构的一系列制度，他称其为“中国的或东方的古代乌托邦社会制度”。他有这样一个观点：“江州义门堪称是中国中世纪家族史和社会史上的一大奇观，它缔造了一个‘饮食同味，食无别肴，衣襦同袭，家无私产’的家族社会，并把‘共有’和‘平权’作为一种制度予以立法性质的确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公有制社会形态。”但陈启文认为，“对于我们民族内部产生的这样一种真实地存在过的社会形态，国人似乎一直没有正视。”《江州义门》的写作，正是为了填补这样一份空白。“对江州义门的正视，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一个民族的历史，甚至可以让世界重新发现我们这个古老民族，除了专制，除了独裁，除了封建，除了王朝帝国，在这个民族内部还产生了另一种执著而坚韧的力量，还作出了对另外一种社会形态的艰辛探索与尝试。这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已经被我们遗忘得太久了，它的历史和社会意义决不亚于西方那些幻想家的伟大幻想，更不亚于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盛世，它应该成为我们对这个民族认知和阐释的另一种遗产，也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和财产。”这是陈启文的用心，更是他的写作初衷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启文说：“如果把《江州义门》看作是一部家族小说史绝对是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