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圣似乎偏爱历史题材，究其原因，除了寻根与鉴往知来外，最重要的是他想让观众们去“看见”、去“感受”滚滚历史洪流中的个人，无论是那些面孔模糊的平凡人还是如莫那鲁道般的风云人物，他都试着追寻并重建他们的故事，让观众不再只是看到书上冰冷的文字，而是真正感受到那些有血有肉的生命曾经存在；甚至去揣想他们眼中的世界、他们发生过的事，真正试着去“感同身受”、去了解、尊重和宽容。用电影说历史，他不但想赋予青史灵魂，更希望启发当下的世人。
“猎人在想什么？”
《看历史》：台湾日据时期历史中的抗日事件其实不少，你为什么特别挑选了雾社事件作为主题？
魏德圣（以下简称魏）：第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台湾抗日最严重的时期是在1895-1896年，也就是日本刚到台湾的那段时间，一直到1916年，整个武装抗日才结束。但那时的反抗是合理的，是占领和被占领的关系。
在日本刚开始进占台湾的时候，比“雾社事件”大的战役到处都有，而“雾社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在于它发生在一个不合理的年代。（因为）台湾在1930-1935年是日本治理台湾的一个全盛时期，当时台湾在经济、社会、工业、农业等各方面都是最繁荣的时段。
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爆发这么大的一个事件？这就是我们值得探讨的一个点，所以我后来挑选用“雾社事件”来讲抗日就是因为它抗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冲突、观念上的冲突长久累积的一种爆发。
(挑选)“雾社事件”最大的原因是探寻“猎人在想什么？”。这好像是今天我在你的统治下慢慢长大，但长大后我还是想遵循自己的想法。这时候怎么办？猎人他们狩猎的时候的观念是什么？等到猎物出现的时候开枪。他不会一开始就躁动，让狗跑在前面乱叫，叫到猎物都跑光了，所以用猎人的想法是“好，我现在屈服，我先跟你和解，我在等时间(机)，等到你最弱的时候攻击你”，那是一种人类很原始的动物行为。
那个时间整个台湾的政治经济上都很稳定了，所以山上的军力也都已经裁撤掉了，那些警察(驻所)本来有十个的，可能裁撤到只剩五个或三个，那个时候只要管理就好了，不用再建设或拓垦，那时候都已经很平稳了，政治、社会都安定了。他们(日本人)最弱的时候，原住民的时机到了就开始进攻，这是用猎人的想法。
可是整个大环境的思维是说文化上的反抗。就像之前台湾面对原住民学生加分的问题，有一个原住民的“立委”就说不然你来学我打猎、我给你加分，你要我学习你的东西，为什么？难道我的东西不好吗？为什么我要学你的？这种东西就像你从小被说不好，说到长大，你怎么会好呢？等到你有一天觉醒了“我没有那么不好”，这种时候就会形成很大的反扑。
所以“雾社事件”发生在一个不该发生的年代，第一个是它的文化性冲突，经过长时间的累积到这边爆发，第二个是在它整个环境是在猎人最适合攻击的时间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