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

时间:2001-04-13 09:35　　　来源：

　　明天启六年(1626)，天主教由西班牙多明我会神父传入台湾北部，到崇祯十五年(1642)，西班牙传教士被荷兰人驱逐时为止，土著居民受洗人数约4000名。清咸丰九年(1859)，西班牙多明我会根据罗马教廷传信部的要求，从菲律宾派神父2人，与中国修士、教友各3人抵台传教，首先在高雄建立第一座教堂，并逐渐向北扩展。1883年，台湾教务划归厦门教区；1913年7月19日，成为独立监牧区，仍由西班牙人管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饬令天主教会与西方割断联系，迫使全部西方传教士离台，由日本教士代理监牧。当时，台湾有天主教堂18座，教徒近万人。1946年，日本教士被遣返；1948年5月，教廷派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陈若瑟任监牧。1949年后，大批中外籍教职人员和一些教徒从大陆来到台湾，教廷于1949年12月30日把台湾划分为台北、高雄两个监牧区，1950年10月6日、1952年8月7日，又先后建立台中和嘉义、花莲3个监牧区。1952年8月7日，教廷以台湾作为中国第21个教省，台北监牧区升格为总教区，郭若石任总主教。1961年至1963年，建新竹、台南两教区，高雄、嘉义、台中、花莲均升为教区。1968年9月25日和1970年2月24日，又分别成立金马、澎湖宗座署理区。截止到1991年底，台湾共有1个总教区、6个教区、2个宗座署理区，有教堂796座；总主教4人，主教8人，中国籍神父440人，外籍神父300人，教友295686人。台湾天主教会开办有幼稚园224所，小学10所、中学28所、职业学校9所、语言学校4所、大专院校3所，其中辅仁大学是台湾著名的综合性高等学府，1991年在校生达17550名，并于1992年在台湾高校中建立第一个宗教学系。教会设有7家出版社，发行刊物94种，有“中声”、“益世”两家广播电台和6家视听节目制作中心；还有16家医院、17个诊所，以及育婴室、安老院等社会慈善机构。
　　1967年4月11日，台湾地区的主教组成“中国主教团”，负责推展台湾天主教教务工作。“主教团”成员任期4年，1991年4月改选后的成员为：主席单国玺(高雄主教)、副主席狄刚(台北总主教)、常务委员单国玺、狄刚、刘献堂(新竹主教)、王愈荣(台中主教)、郑再发(台南主教)以及林天助(嘉义主教，1994年3月病故)、钱志纯(花莲主教)、秘书长为徐英发(台北辅理主教)。“主教团”下设12个委员会，即：教义委员会、福传委员会、圣职委员会、礼仪委员会、教育文化委员会、宗教交谈与合作委员会、桥梁教会服务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教友委员会、大众传播委员会、圣经委员会、家庭委员会。“主教团”秘书处自1975年9月起发行《中国主教团月报》。
　　1965年梵二会议之后，国际天主教“本土化”趋势加强，台湾亦受其影响。50年代初，有的外国传教士要求入教的台湾人烧掉祖先牌位，现在，祖先牌位却可迎入教堂内供奉。弥撒仪式上，柱香可代替乳香，语言也不再拘泥于拉丁文。台湾耶稣会会长张春申神父认为，就天主教自身的原则来说，具有“一”与“大公”两种体认，“一”表示只有一个教会、一个共同应当接受的教理与本质，“大公”则是无论天主教传布至何处，应与当地的文化甚至宗教情绪结合。他说：“就台湾教区而言，无论是礼仪、神学、领导和修行，都渐渐趋向中国化，这种潮流无法抗阻”。 　
　　然而，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20年的时间里，台湾天主教的信徒人数一直在30万左右徘徊。而在此期间，台湾人口直线上升，这意味着天主教徒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降低。显然，天主教会遇到了某些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台湾“主教团”委托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对天主教在台湾的现况及其发展趋势做了一次调查研究。调查从1984年开始，经过3年的工作，统计、分析了6508份问卷答案，汇集成《天主教在台湾现况之研究》一书，公之于世。书中认为，台湾天主教1950年到1970年迅速发展的最大原因是：有利的政治因素，社会经济状况不稳定、大陆教徒及神职人员大批来台，以及大量土著高山族(台称“山胞”)的皈依。而1970年以后停滞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使人的宗教需求下降，中国文化传统对西方宗教的抵制，民间信仰的复兴勃起，以及信教人口的迁移等。
　　1988年2月，台湾天主教召开“福音传播大会”，会议确定台湾天主教今后对内要巩固信徒信仰，对外要通过关怀社会下层和贫病弱小者扩大影响，在全社会面前“作社会良心及正义呼声”，努力与中国文化相结合，重塑“中华教会”形象。在这个问题上，新教教会也遇到相同的困难。50年代，台湾百废待兴，人心浮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西方的经济繁荣连在一起令人向往，加上传教士常以物质实惠相诱，“洋教”于是大行其道。到了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生活渐富，但又遇到被逐出联合国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冲击，对西方的幻灭感使很多人回头去寻找民族文化之本以求所谓“庄敬自强”，且因已有余财可施，佛、道及民间信仰等“土教”随之复炽，迫使“洋教”不得不加速“本土化”以维持队伍，并不断总结经验，调整策略，希望重振旗鼓。与天主教“福传大会”几乎同时，1988年3月，新教14个教派和教会以及11个机构的代表组成了“公元2000年福音运动执行委员会”，确定了到2000年时，使台湾基督徒人数达到200万人，教会达到1万间的发展目标。之后，新教教徒人数确有较大增长，而天主教教徒的增长仍不理想。
　　1991年，台湾天主教的经济收入为11.47662亿元(新台币)，与道教、佛教、基督教(新教)一同成为台湾12个教门中收入上亿元的4个大户。但是，受世界性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台湾天主教近年的开支也有所撙节，如为响应教皇约翰。1984年2月要台湾教徒“做大陆教胞‘桥梁’”的指示而成立的“中国主教团”桥梁教会服务委员会，原来经费主要依赖“主教团”拨款，1993年起，决定拨款暂停，致使该委员会“援助中国大陆教会发展”的计划项目必须重新审定，并呼吁教徒“慷慨捐献”，以纾困境。
　　与上述问题有联系，还应该提到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梵蒂冈是欧洲唯一和台湾保持所谓“外交”关系的主权国家。为了保住这块“国际生存空间”，台湾当局 对于教廷有关中国事务的任何言行、表态都十分敏感，唯恐已有的格局发生“意外”。在维持这种格局，执行梵蒂冈教廷对大陆天主教的一些意图、贯彻台湾当局对梵蒂冈的一些方针方面，台湾天主教会和“中国主教团”负有特殊的使命。而一旦中梵国家关系取得突破，台湾天主教会在台方与梵蒂冈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将有所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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