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台湾音乐人黄舒骏带着些微遗憾地唱着他的长诗：“全台湾都在R&B，全美国都在RAP，只有流行没有音乐”（ 《改变1995》 ）。那时，R&B风已经由一众以王力宏、陶喆等为代表“ABC”歌手领头夹带着，从北美大陆吹到台湾，再吹遍了整个中国内地—一如过去的30年里，台湾音乐带来的巨大影响。
邓丽君爱的启蒙
在台湾音乐对中国内地的影响中，邓丽君是最不需要多书写的部分。
1995年5月，来自无锡的黎小军和来自广州的李翘都出现在纽约唐人街街头，电视里传来邓丽君去世的消息，响遍街角的是一首《甜蜜蜜》，转过头，犹如10年前的相遇（ 《甜蜜蜜》，1996年）。邓丽君的歌声是全世界华人共同的感情经历，对于中国内地来说，更是一代人的文化初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丽君的低吟浅唱已传遍大街小巷，寻常人家，从收音机里，从邓丽君唱片和歌谱上。邓丽君柔软的“靡靡之音”转化成了个体自由的呢喃，以柔制刚冲破了坚硬的“围墙”。经过了漫长冷硬的斗争年代，邓丽君开启了国人文艺生活中的爱的启蒙，她甜蜜的歌声让所有紧绷的、脆弱的神经舒缓柔软下来。
直到今日，邓丽君的小调已经不再是乐坛的主流，但依然是卡拉OK最不可少的点播。
民歌三十年未央
在80年代与邓丽君同来的，是同样传唱至今的“校园民歌”：《外婆家的澎湖湾》《童年》《三月的小雨》《兰花草》……由于当时得以流传到大陆的台湾民歌大多不涉及“爱情”，30年里，它们在大陆的传播被认为限于少年人，而被忽略了本来的面目—它们都来自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
2008年，“ 民歌嘉年华会：永远的未央歌”在台北上演，民歌三十年纪念的最后一幕，一众早已是人到中年的歌手在舞台上重遇，唱起这些久违的民歌。他们有的从海外专程赶回，许多都已经数十年没有唱过歌—与如今的歌手不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当年的在校大学生，唱歌并未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依旧升学就业，远离歌坛。
演唱会上，唯一不属于民歌时代的歌手是万芳，由于齐豫的缺席，白衣白裙的她在台上旋转着唱完齐豫的名作《走在雨中》。末了，她泪流满面，说自己是听民歌长大的，没能赶上民歌时代；镜头对着的，正是这首歌的作者—台下眼眶盈着泪水的民歌时代音乐大师李泰祥—李泰祥的名作包括《橄榄树》《欢颜》《有一个人》《梦田》等，他与陈志远、陈扬、李宗盛共同谱曲，由三毛填词讲述三毛人生历程的专辑《回声 三毛作品第15号》在华语流行音乐发展史上具有极高的历史地位。
它们所代表的民歌运动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音乐本土化的高潮，可以看作是60年代美国民歌复兴运动的延续。
1975年6月，台湾大学生物系硕士杨弦发起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这场被视为“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演唱会，拉开了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序幕，引发了此后长达十年的音乐革命。在那之前，台湾的年轻人唱的还是西洋民谣。将余光中的诗谱曲的《民歌手》也由此成为民歌运动的代表作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民歌时代的许多歌曲都改编已成名的诗歌，另有不少填词人都是作家（如张大春），因此保持了极高的艺术水准，这也呼应了美国民歌的代表Bob Dylan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
1976年12月，归台的青年画家李双泽在淡江大学举行的西洋民歌演唱会上，向在场观众大声质问：“为什么唱的都是西洋作品？我们自己的作品在哪里？”他向观众席投掷可乐瓶，并激愤地大喊“唱自己的歌”。这就是校园民歌史上著名的“淡江事件”。尽管年轻的李双泽次年就因救人溺亡，只留下9首作品，但民歌运动迅速席卷了整个台湾。
80年代，中国内地最为人熟知的歌手包括成方圆、张蔷、王洁实、谢莉斯等，他们翻唱着《童年》《相思河畔》，模仿着清新的装扮，唱红了大江南北。内地听众第一次听到的《橄榄树》，也多是由朱逢博演绎的版本，齐豫空灵的声音直到以《橄榄树》为插曲的电影《欢颜》被引进之后才第一次传到内地。
政治寓言启蒙
在台湾民歌运动的另一些人看来，民歌运动则同时是一场社会运动。
1962年，民谣诗人Bob Dylan用他的破嗓子伴着吉他唱《Blowing in the Wind》反对越战：“多少炮火，才能换来和平？”这也成为美国民谣中无可替代的一首作品。直到1984年，美国歌手Bruce Springsteen依然弹着吉他用尽全身力气嘶喊：“我生于美国的小镇，他们塞给我一支来复枪，要我去越南屠杀黄种人。”一首全篇谩骂祖国的歌曲，在美国单曲排行榜连续两年排名榜首，在我们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的年轻人一直唱着西洋民歌，美国民歌复兴运动带来的旋律简单、歌词深邃、朗朗上口的民歌一时传唱，也带来了美国民歌中反战、关心政治的文化传统。
早逝的李双泽留下的9首歌中，《美丽岛》和《少年中国》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他们不是只谈风月地唱唱台湾的山涧、大海、春风、秋日，而更为深远广阔—尽管作者本身或许没有这种政治意图，只是想要歌唱台湾之美，却在后来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后来的《美丽岛》杂志就是取名于此。这两首歌的演唱者杨祖珺还是一个年轻的关心社会运动的大学生，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到处演唱这两首歌，也因此走上了“被禁”的道路，最后成为一个政治人物。1994年，杨祖珺赴美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如今已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众传播系副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1月，杨祖珺组织的首个台湾赴大陆返乡团启程前往大陆，有趣的是，杨祖珺在大陆期间竟然在北京举办了两场“合法”的个人演唱会，成为第一个前往大陆并举行了演唱会的台湾歌手。
与杨祖珺和李双泽一起的还有近年来才推出第一张专辑的胡德夫，这位民谣大师更是一位投身前线的社会活动者，为此牺牲着自己的音乐生命。当这位白发苍苍的歌手2005年终于发行自己的专辑时，发布会现场云集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政见不同，也不乏各界的高层，但同时在歌声中热泪盈眶。
再后来则是带着浓烈政治意味的罗大佑，从《鹿港小镇》到《皇后大道东》，从《爱人同志》到《亚细亚的孤儿》，对中国几代人都有更为广泛的影响。
在台湾民歌声中生长的许多内地歌手，也创作了一些“情爱”之外的民歌—音乐原本就是反映内心和现实的武器，又怎会只有“爱情”？于是今天，我们在内地能听到左小祖咒“用情歌的方式唱政治”，听到周云蓬绝望地唱“不要做中国的孩子”，也能听到洪启四处呼唤“阿里木江，你在哪里？”
当然，更多的我们听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