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一个民族的文学,是那个民族的文化的一个璀灿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学,以那个民族的语文之审美的形式,表现其民族文化的心灵;而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酿造了那个民族的文学独特的风格与特色。这都是毋庸赘言的共识。而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民族,中华文化和与之相应的中华文学多彩多样,丰富繁荣。其中既有鲜明的民族共性和同一性,同时也有突出的地方的、历史的独特性。时间的限制,不允许我们在此论及台湾原住各民族的文化和他们的口传文学。中华民族最早在台湾留下劳动与生活的踪迹,可上溯到第3世纪的三国时代。然而中华民族的典章制度和文明教化在台湾岛上实践,要等到明郑入台时的17世纪60年代以后,设立府、县,任命府尹、知县。同时,随着郑成功入台的大陆著名文人学士,借着明郑当局广设官学,积极建设以科举为经纬的文化教育体系,大大提高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影响。由较早的沈光文及后来的沈期、辜朝荐等人的创作,留下了台湾第一批台湾地方文学作品,动情地表现东渡流亡之人对故园乡关的怀思和立志恢复明室的情怀。
1683年,与清王朝对峙的明郑败亡。台湾收复后,大量的大陆闽粤移民涌入。在清朝治下,官学更加普及,而科举制度更加正规化,中华文化和文学更加昌盛。此时大陆来台的游宦作家,例如郝永和,留下杰出的游记、诗歌、散文和地理学笔记。而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国势遭到沉重打击。这期间的各家作品,或关怀民生疾苦,或歌咏亚热带宝岛乡土风光。另有姚莹、沈葆桢、丘逢甲等文武双全的知识分子,写下了保国忧时、抗击帝国主义的视野空前开阔的作品,表现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感情,壮怀激越,动人心弦。
二、台湾的殖民地化和台湾新文学的发展
1895年,台湾依耻辱的马关条约割让日帝,沦为殖民地。在异族统治下,遗民作家如丘逢甲、洪弃生和连雅堂等人,留下了哀国破之惨痛、砥砺汉节的作品,使他们成了殖民地台湾的第一代反帝抗日作家。1915年,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台湾农民武装抗日斗争全面失败。1920年左右,台湾人民改变抗日策略,展开“非武装抗日”时期。与之相适应,台湾新文学运动便在这一波现代抗日民族、民主斗争中发轫、成长与成熟。
受到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以东京为基地,以汉语白话文为主要语文,由留日台湾知识分子先后编刊的杂志《台湾青年》、《台湾》和《台湾民报》等为言论阵地,发动了一场台湾的新旧语文革命和相应的新旧文学革命。在理论资源和文学创作上,台湾新文学直接受到陈独秀、胡适之、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影响。岛内主张以汉语白话文和新文学体裁创作的阵营,与主张仍然使用文言文和旧文学体裁的一方展开激烈地争锋,结果旧派不敌新派,台湾新文学在日帝统治下的台湾宣告其胜利。
台湾新文学的登场,是作为台湾反日民族、民主运动之一翼而发展的。而在日帝强权统治下已经二三十年,强行日语同化教育的环境下,台湾新文学作家赖和、杨云萍、杨守愚、朱点人、杨华、张深切、吕赫若、吴浊流等小说家,绝大多数仍坚持以汉语白话文写作,在题材上一律宣扬反日帝、反封建的思想意识,表现了他们在日帝统治下坚守中华文化、顽强不屈的抵抗的英姿。
三、殖民地下坚决守卫民族精神和民族语文的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汉语方言的表记和表音从来会遇见难解的问题。激烈主张建设“台湾话文”的黄石辉、郭秋声皆反对以罗马化解决,避免母语脱离民族语言表现系统,主张以传统六书的原理研究方言表记,也主张方言文字化最终形成全民族可以共通的表音和表记。
激烈的语文革命,目的在解决殖民地下的大众语问题,以寻求对广泛大众宣传、教育、启蒙和煽动手段的答案。而欲达到此目的,又决不牺牲中华文化的语文资产与传统。八o年代“台独”文学论起，其论者以“台湾话文运动”为“台湾文学抗拮中国白话文”,是“台湾文学主体意识”之表现。但新的数据显示,黄石辉在面对白话文派究问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何需倡导“台湾乡土文学”时,黄石辉明确回答,正因台湾非独立国,才倡导“台湾乡土文学”而未倡导“台湾文学”。“台独”文论的曲解捏造,在史实前成为徒劳。
四、在残暴的“皇民文学”高压下坚持中华文化的民族气节
殖民制度带给被殖民民族最大的灾难是收夺其民族母语,以制度化的民族歧视挫折其民族自尊,迫使被殖民者在社会、政治和精神上奴隶化。1940年后,日帝扩大对华南及南太平洋的侵略,除了强化对台湾、朝鲜及其在华日占区的劫掠与镇压,并在这些地区施展各种精神和心智的控制,强力宣传日本皇国思想与战争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上,则在台湾等地推广支持和宣传向日同化和日帝侵略战争的“皇民文学”。
但是,“皇民文学”除了周金波和陈火泉等极少数汉奸文学家,日统下台湾作家都采取消极不合作态度,引起日本当局与在台日本官方作家的不满。1943年以西川满、滨田隼雄为首的战争派作家,公开抨击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鄙陋”和缺乏为“圣战”服务的意识,为“狗屎现实主义”文学。在严峻形势下,以杨逵为首的一些台湾作家公开反驳。杨逵发表《拥护狗屎现实主义》,为台湾人现实主义文学辩诬,维护了战时下台湾文学的尊严。
环顾当时日帝支配下的东北亚,在日本法西斯主义威暴下,在日本、朝鲜和伪满都有大量的作家，包括曾经抵抗过日本侵略政策的左派进步作家,大面积向日本法西斯军部“转向”投降,写下不少支持日帝扩张政策的作品,至今成为日本与韩国文学史的耻部与痛处,无法清理。相形之下,台湾的转向附日作家只有周金波、陈火泉等极少数,作品粗糙、数量极少,影响不大。应该指出,自鸦片战争及日帝据台以来,“帝国主义加诸中国最大的伤害在于台湾,中国文学中反映对帝国主义之抗争最为动人的作品也在台湾”(陈昭瑛,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