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导文学在台湾的出现，首先是杨逵在三○年代吹起了响亮的号角。他先后在《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新民报》、《台湾新文学》上发表“谈‘报导文学’”、“何谓报导文学”、“报导文学问答”三文，归纳出报导文学的几项特质，强调报导文学是台湾新文学未及开发的领域，作家们应该走出书房，把握社会事物的真实面貌。
在杨逵心中，报导文学是最自由又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写作方式。事实上，早在1935年他便曾写作“台湾地震灾区勘查慰问记”，以敏锐的观察和写实的笔触，记录当时惨烈的“台中、新竹烈震”，为台湾的报导文学写作树立一个批判与人道的精神典范。然而，在“皇民文学”的要求下，杨逵带思想性与批判性的报导文学主张自然受到压抑。
1948年后，他持续在《力行报》上提倡“实在的文学”，要人们将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如期地记录下来，却因“四．六”事件遭到逮捕。报导文学也在威权体制的箝制下，陷入达三十年的沈寂。
在五○年代的台湾文学史上，报导文学作品或理论几乎难以目见的。除了官方对媒体的掌控外，“报导文学”与“报告文学”的敏感性，也使作家进而远之。这个时期，仅有少数文史工作者延续着报导文学的命脉。如吴新荣便曾对台南与嘉义地区进行达七十四次的田调，完成《震瀛采访录》一书。这种噤若寒蝉的情况一直要到六○年初，邓克保（柏杨）在自立晚报连载《血战异域十一年》，引发文坛的强烈震撼，才算挑战报导文学长期以来的噤声。
随着七○年代到来，台湾社会运动的接连风起，也重新点燃报导文学的火苗。如果说，三○年代报导文学的萌发主要来自根深蒂固的民族情感，那么七○年代的报导文学则是美国新新闻影响下的产物。
1975年，在社会运动的蠹起与现代诗论战的文坛喧扰下，学者陆续引进这类理论、著作，最知名者莫若高信疆在《中国时报》推出专栏“现实的边缘”，并于1978年的时报文学奖中设置报导文学一类，意图为当时的文学注入新的血脉。除《时报》外，诸如《联副》、《民生报》、《汉声》也都参与了这一波的报导文学风潮。当时诸多作品如古蒙仁《黑色部落》、翁台生《痲疯病院的世界》、陈铭磻《最后一把番刀》、林元辉《黑熊悲血满霜天》或心岱的《大地反扑》，也成为台湾报导文学史上的重要经典。
八、九○年代后，报导文学表面上渐趋式微，但却是在文学奖与副刊外继续发光。1985年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意图“从社会弱小者的立场去看台湾的人、生活、劳动、生态环境、社会历史，从而进行记录、见证、报告和批判”。当时如官鸿志《不孝儿英伸》、《我把痛苦献给你们》；蓝博洲《美好的世纪》、《幌马车之歌》与廖嘉展《月亮的小孩》等刊登在《人间》上的作品，都曾引起社会广泛的重视。
九○年代后，除蓝博洲、廖嘉展、钟乔等人继续投身田野工作，践实《人间》的理念外，有更多文史工作者投入了小区营造、族群认同、自然环境等议题的挖掘。像杨南郡《斯卡罗遗事》书写斯卡罗族的历史，邓相扬《雾重云深》写雾社事件，须文蔚《五个女子和一份报纸》介绍921震灾后几个女子成立的《中寮乡亲报》等，都让报导文学真正的走入人间，再现台湾田野的共同记忆。
从杨逵开始提倡“实在的文学”到晚近文学奖的停办，在台湾文学的数种文类中，报导文学是一直位处于边缘的位置。这除了导因于报导文学本身的妾身不明、经济奥援不再、创作艰难、媒体空间缩小等，也都是此种文类渐趋弱势的重要原因。展望新世纪台湾报导文学的书写，破除绝对客观化、学术化与散文体式的迷思无疑是当前的要务，而回归田野、深思报导文学的目的性与方法论，恐怕才是为报导文学注入活水的关键课题。
（来源：台湾文学资料库）
编辑：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