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界定
台湾现代小说的发展，以年代和特色来划分，约略可分为日据时期现实／现代主义小说，五○年代的反共、怀乡小说，六○年代移植西方当代文艺思潮的现代主义小说，七○年代时，出现“横的移植”的反动浪潮，并相应的产生乡土反思，“本土”小说也从长久的沉默中再度崛起。八○年代后，由于政治解严，言论渐趋自由，小说题材与内容指涉的尺度大大地放宽，使得小说的类型也愈形多元繁复。
日据时期（1920至1945）
台湾日据时期的小说在发声之初，本着新文学运动的精神，以反封建旧思想、反帝国主义的抵抗与批判现实的精神为基调，表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
进入三○年代之后，以留日学生为主，创作出的“新小说”，由于受到日本现代文学“新感觉派”的影响，大多有着注重感官的、心理与私密经验描写的特色，这亦使得“新小说”成为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
就语言方面来看，这时期小说使用的语言，以中国白话文和日文为主，以中国白话文写作的小说，在历经三○年代之初一场台湾话文论战之后，逐渐有将地方方言融入小说语言中的倾向，如赖和《雕古董》、《棋盘边》、《一个同志的批信》等篇，都可以看出作家欲将母语整合至文学创作中的苦心。而整体来说，以日文写作的小说其艺术成就比较高，原因有二：
其一，日本政府并不真正地鼓励汉文创作，尤其在进入皇民时期之后，汉文早到禁用的命运，使得台湾作家（尤其是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作家）大多习于使用日文写作。
其二，台湾作家用以吸收世界思潮与现代文学知识与典范的媒介语言几乎都是日语，自然在日文创作上较能驾轻就熟。这是时代环境限制与影响之必然，并无关乎作者个人的国家与身份认同问题。
依叶石涛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分期来看，第一期为“摇篮期”（1920～1925年），代表作家与作品有追风（谢春木）《她往何处去》、无知《神秘的自制岛》。第二期为“成熟期”（1926～1937年），此时期台湾作家辈出，作品的水平与日提升，代表作家有赖和、杨云萍、杨守愚、杨逵、蔡秋烔、朱点人、王诗琅、林越峰、张庆堂、巫永福、张文环、翁闹、吴天赏等。第三期为“战争期”（1938～1945年），此时期的小说艺术之成就最高，代表作家有张文环、吕赫若、龙瑛宗、王昶雄、叶石涛、周金波、陈火泉等。
50年代——战斗文艺时期
1945～1949年之间，走过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在《中华日报》日文版、《桥》副刊、《公论报》、《新新》等刊物上，仍持续有小说作品发表，如黄昆彬、邱妈寅、叶石涛等。其中，叶石涛的《三月妈祖》是最早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写成的小说。“四六事件”与“二二八事件”之后，台籍作家心理上蒙受阴影，再加上仍无法适应中文，因此便由小说的舞台淡出。
1950年“中华文艺协会”成立，并陆续提倡反共抗俄的文学，以及“适合战斗时代与战斗任务”之“战斗文艺”，因而浓厚的政治正确充斥在五○年代的文坛之中。此时的小说作者以大陆来台第一代作家占大多数，以反共和怀乡二种题材为主，较具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有姜贵《旋风》、王蓝《蓝与黑》、端木芳《疤勋章》、潘垒《红河三部曲》等。另一方面“中华文艺协会”亦提倡“文艺到军中去”，因而产生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军中作家，如司马中原、朱西宁、段彩华高阳、张放、姜穆、邓文来等。与官方文学思潮相对的是“鸳鸯蝴蝶派”小说亦在此时兴起，反映出在政治的高压下，文艺产生逃避与走向软性文学的一面。此外，部分台籍作家也有优异的作品问世，如钟理和《笠山农场》、廖清秀《恩仇血泪记》、李荣春《祖国与同胞》等。
60年代——现代主义小说
1960年，以白先勇为首的一群年轻作家，因不满反文共文艺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但在写作传统上又无法与五四文学接轨，因而继纪弦《现代诗》之后，再度提出移植欧洲现代主义的主张，并创刊《现代文学》杂志，响应的作家有王文兴、陈若曦、欧阳紫、李欧梵、王禛和、杜国清等人。
在《现代文学》发行的五十一期（1960~1973年）中，培养了许多活跃至今的作家，如黄春明、七等生、李永平、施淑青、李昂、陈映真、林怀民等人。这群作家并非盲目的跟随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文艺主张，而耽于技巧的搬弄，他们显示出一种共同的反叛特色，此时期的书写的主题也与反抗传统、权威与精神的崩溃、出走等等有关，显示出这群年轻作家引进“现代主义”的意图，是对社会、政治做出一种“曲折”的叛逆与精神的吶喊。
《台湾文艺》这份精神指标性的刊物在1964年创刊，它接续日据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精神，主张文学要写台湾人的喜怒哀乐和台湾土地，要反映并批判现实。《台湾文艺》并非全然与标榜本土正确意识划上等号，它的出现代表六○年代也是本土意识开始被关注，并以文本创作付诸实践的时期。
此时期“大河小说”的出现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如钟肇政《浊流三部曲》、李乔《寒夜三部曲》，皆是规模宏大的小说，显示出一种寻根与召唤历史记忆的渴求与焦迫。此外，着眼于台湾社会、文化现状，并以此为创作题材的作家另有吴浊流、叶石涛、郑清文、王禛和、黄春明、陈映真、钟铁民等人。
70年代——乡土想象与重建的年代
1977年5月，叶石涛发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指出“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应该是台湾人（居住台湾的汉民族和原住民）所以写的文学。”、“台湾的乡土文学应该是以‘台湾文中心’写出来的作品”。此文引起朱西宁的质疑，遂掀起了七○年代长达数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之序幕。
乡土文学论战带来的效应是两极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乡土文学论战使得“本土”的定义得以在反复的讨论中被充实、拓展，并且深化地成为台湾作家的共识（姑且不论这个“共识”的性质相不相同），为六○年代以来的放逐感划下一个休止符。
因此，七○年代的小说特征就是乡土回归，并再度将文学的目光关注于现实与人生的问题。“乡土文学”并非意味着只限于描写农工阶层的生活情状，它可以广义的延伸至社会各个角落，为弱势的阶层代言。故作家往往藉由描绘卑微的小人物及其生活，把握时代与地域的现实性，进行小说的创作。
另一方面，《现代文学》仍持续产生影响力，其作家群在历经现代主义的洗礼后，于七○年代中以更洗炼、内省的笔触创作具高度艺术性的作品。此时期具代表性的作家有陈映真、王祯和、黄春明、李乔、王拓、杨青矗、陈若曦、洪醒夫、李昂、宋泽莱、吴锦发、聂华苓、尉天聪、郑清文、白先勇、七等生等等。
80年代——众声喧哗的世纪末
谈论台湾八○年代的小说，首先要注意的便是政治小说的涌现。
黄凡的《赖索》虽完成于1979年，但从文化、社会的转折来看，却足以突显台湾从七○到八○年代逐渐浮凸而出的政治意识。像陈映真的《山路》、《铃铛花》描写五○年代的左翼志士，张大春《四喜忧国》中忧心家国的外省荣民，宋泽莱《废墟台湾》对台湾政治情况的批判性预言，林耀德的《时间龙》藉科幻的手法描绘一个跨时空的政治寓言，乃至于黄春明、杨青矗、王祯和、叶石涛、施明正、杨照等人，都在解严的前后，直接或间接的触及了时代伤逝、政治无情与认同错乱等时代议题。
另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是都市文学在八○年代的峰起。除了大环境的改变引领众人对都市议题的关注，新世代作家对都市潜意识的深掘，以及后设、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思潮的涌进，亦是都市文学在八○年代大量出现的关键因素。像是张大春的《大说谎家》使用颠覆性的语言嘲弄所目睹的一切，黄凡《房地产销售史》对都市人集体潜意识的显像，李昂《杀夫》、《暗夜》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崛起，以及王幼华、朱天心、东年、袁琼琼等人的诸多著作，都为八○年代的都市小说作下丰富而多元的批注。
当然，除了上述的两大类外，像是原住民小说、女性小说、科幻小说与乡土小说，在八○年代特殊的文化语境下，也都获得了相当良好的发展。在解严与都市文化的崛起下，各类新思潮的涌进与意识的解放，无疑造就八○年代小说众生喧哗的迷人特质。
90年代——都市与情色书写
进入九○年代，都市文学与各式主义的实验风潮持续发酵。
后现代、后殖民、新殖民等理论信息接续涌来，新一代的小说创作者几乎很难避免受到影响。一方面，美学型态的多元驳杂让作家在创作小说时有更多的套路可寻；另一面，对“小说”与“真实”本质的重新思考、定位，也让这些新一代的作家在书写的同时，质疑小说的再现功能与历史的大叙事。像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张大春《寻人启事》便采取后设与魔幻写实的策略，经营起文字的迷宫。另外，性别与家族书写也一度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纪大伟、曹丽娟、洪凌等对同志议题多有着墨，郝誉翔、李昂、施淑青、成英殊专注于女性议题的挖掘，骆以军、舞鹤等则致力于家族小说的书写。
网络小说的出现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九○年代后，网络媒体迅速发展，许多创作者往往藉网络之便发表各式小说或进行小说接龙。这虽然让小说的专业化有下降的趋势，但快速流通与普及的结果，却也促成新一代网络小说家的群涌乍现。知名者如蔡智恒以Jbt的ID在BBS站上发表《第一次亲密接触》，其黑色幽默的笔调与略带后设的小说写法，便曾引起一番热烈的讨论。
综而观之，在世纪末的前夕，九○年代的创作者所接受的社会、文化的冲击远比八○年代又更增许多。小说本质的思考与网络媒体的兴起，带给了作家更多的创作空间，让他们勇于尝试各种不同的题材与小说类型，但过度的解构与颠覆，却也在无形中减弱了小说叙事的饶趣。
（来源：台湾文学资料库）
编辑：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