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界定——台湾现代散文之文体、文类
“散文”指的是非韵文的“散行文体”，其特色就在于“散”这个字上。“散”并非漫无章法，只是相较于诗、小说而言，散文相对的具有形式上的自由与挥洒的空间。
就类型而言，散文研究者大多将现代散文分为小品、记述、寓言、抒情、议论、说理、杂文等七种类型。但解严后的台湾文学，走向多元化与多变化，散文亦不例外，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散文的书写题材日新月异，诸如都市、运动、饮食、情欲、科幻、生态、性别、族群等等，而散文的文体也跟着起了变化。颜昆阳在《现代散文选续编》（洪范书店，2002年）的前言中便指出“新的经验题材，需要新的语言形式去表现。文体丕变，已非旧有规模所能范概。”
日据时期时期的文学创作者并未把创作的主力放在“散文”上，因而对散文文体的“自觉”不若同时期的新诗和小说来的敏锐。报刊杂志上虽然不乏有出色的议论、批评之类的杂文，但这些作者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散文－文学”的写作，其理由有二：
一是散文所使用的白话文来自于中国五四运动的启发，连带一些文学观念也受到中国传统文风的影响，例如重视小说之于新民风气的功能性，于文学家则标榜鲁迅等具批判、战斗性格的作品。因此，台湾的知识分子自觉于行文必须浅白流畅、言之有物，目的往往都集中在于介绍世界新知，如科学、法律、医学常识、民族运动等，用以达到启蒙、提高民众智识水平的目的。故此时期虽有散文体裁，但未见有人专注于散文的书写，或者明确的散文之文体观念。
二是1930年之后，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受日本现代文学影响的部分渐多，此时期有高水平的“美文”出现，但都是以日文做为书写语言，可以想见的是这些“美文”其文体的认知接系着日本文学，因此，从中国文学传统中归纳出来的散文类型，对于这些日本语的“散文”，在分类上可能有不适当之处。
日据时期散文的发展约略可以1930年做为一个前后期的界线。前期的散文发展，以中国白话文为主要的书写语言，内容则以议论、说理、记述、杂文为主。后期的散文以日文为主要的书写语言，内容则以以抒情、记述、杂文为主。
日据时期的散文堪称成家的，可以林修二为代表。林修二为风车诗社的成员之一，其散文内容多为林氏旅行时的记事或感触，意象活泼清新、情感细腻，主题多围绕着风景、乡愁、性灵的冥想与体悟，是日据时期散文作品中难得一见的美文。另有赖和《狱中日记》，记述了作者一个半月的入狱心境，朴实恳切，赌文如见其人，亦为不可多得的佳作。
五十年代——反共怀乡与轻松小品的两极化发展
1945年之后，有短暂的几年间，台籍作家活跃于《中华日报》日文版、《桥》副刊、《公论报》、《新新》等刊物，发表的文章多为杂文及小说，杂文的内容则环绕着对台湾人命运的关注、建设台湾的新希望，以及大量引介中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作品等。
二二八事件之后，政治因素再加上国民政府禁用日文的政策强制施行，台籍作家遂趋于消沈。在政府的鼓励与推动之下，反共与具战斗性的散文充斥着报刊杂志的版面；而大陆至台作家其忧郁与惆怅的怀乡散文亦是此时期散文的主要类题材之一，代表的散文作家有朱西宁、司马中原等。与反共怀乡散文相对的，是励志的、清新的、生活化的散文大量出现，其中又以小品文最受读者欢迎。
此时期另一特殊现象，为女作家集体性的跃上文学的舞台，诸如钟梅音、林海音、王文漪、艾雯、张秀亚、徐钟佩、张雪茵、陈香梅、潘琦君、罗兰等，皆在散文创作上有脱俗不凡的表现，写作的题材从家庭琐事、旅游记闻到人生哲学等，营造了舒缓时代高压气氛的生活文学。另外亦具代表性的散文创著者，有梁实秋、季微、周君亮、彭歌、萧白、尹雪曼、柏杨等散文家。其中，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淡雅平实，且富于幽默感；柏杨的散文则是当时少见的异数，他取材于台湾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的声音，且不避讳的批判政府的施政措施，其杂文收录在《玉雕集》、《倚梦闲话》、《牵肠挂肚集》等书。
60—70年代——散文体类的渐趋完备与成熟
六、七○年代是台湾现代散文的丰收时期。
老一辈的作家如梁实秋、陈火泉等仍持续有高水平的创作；另一方面，年轻的作家吸收了世界文学思潮后，则展现了另一番知性与感性交融的散文风貌。在上一个十年集体活跃于文坛的女作家，依旧是此时期散文创作的主力，并且新加入许多优秀的写手，如张晓风、胡品清、张菱舲、林文月、方瑜、喻丽清、洪素丽、陈幸蕙等。其中，张晓风于《步下红地毯之后》一书后，关注的层面不再限于家庭与日常生活，随着其参与文学与社会活动，写作的题材益广益深，成为备受瞩目的散文作家。
六○年代后期，历经日据时期的作家，逐渐克服了语言及心理的因素，亦陆续有作品问世，进入七○年代之后，台籍的年轻作家辈出，呼应了当时乡土回归的风潮，散文亦呈现出浓厚的土地情感与台湾风俗的趣味。就整体的题材与风格而言，六、七○年代散文创作改变了之前柔性抒情与文艺腔，天文地理、山水人情，无一不可入散文之中，散文的写作除了追求形式的美感之外，亦兼顾知性与理性的传达。
此时期的散文另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是诗人散文家，将现代主义的手法镕铸入散文写作之中，其注重意象的经营、情感的敏察细腻与用词上的凝练多变化、哲理思维的深邃等特点，都使得这类散文家的作品能涵咏诗境兼抒情写意，美而不至于浮滥；及或持理议论亦掷地有声。具代表性的作家有余光中、杨牧、洛夫、夏菁、管管、张健、张拓芜、叶维廉等。
二是留外学人经常将散文作品刊登于国内的报刊杂志上，形成另一种自由开放、视野开阔、或具异国情调的散文风格。代表作家有陈之藩、水晶、也斯、陈锦芳等等。
三是伴随逐渐抬头的台湾乡土主义，跨语言的老作家，开始尝试去表述日据时期的殖民经验、以及对台湾土地、台湾人的纯朴感情与热爱。而台籍的“战后第一代”作家亦接续了日据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精神，展现出善于批判与思考的性格。代表作家有叶荣钟、洪炎秋、许达然、陈火泉、李乔、吴晟、陈冠学等。
八十年代——多元化与多变化的新气象
八○年代是台湾社会开始转型的十年，而1987年政治解严之后，社会型态的变动愈形剧烈。台湾社会进入高度商业化、信息化的时代，而另一方面政治解严后，各种意识型态与政治立场，迅速的跃上台面成为众声喧哗公众话题。反映在散文上，就是诸如都市、饮食、情欲、环保、性别、族群等等新主题的开发与新视野的拓展。
八○年代的“多元”，指的是散文的主题与形式，也是指写作者的年龄层、职业而言。老一辈的作家如苏雪林、张秀亚、罗兰、齐邦媛、叶石涛、王鼎钧、余光中、张拓芜等，仍持续以“文”为志业不懈地创作。另一些“中坚”的散文家投入意识型态纷纭的主题之中，各自开辟出一片天地，张晓风、杏林子等女作家，将触角延伸至社会的角落，关怀并书写女性与社会边缘人的生活。吴晟、陈冠学本着一贯的对台湾农村与土地的浓烈情感，写出别具台湾特色的“田园文学”。
年轻一辈的作家在散文题材与形构技巧的开拓上值得注意。随着台湾工业高度发展，“环保”在此时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与隐忧，韩韩、马以工等致力于着文呼吁大众关切环境污染与自然资然消逝的危机。而林耀德于此时提出“都市文学”的概念，认为“都市文学”并非七○年代乡土文学潮的对立面，而是都市人集体潜意识的深层考掘。
事实上，都市散文在九○年代的兴起，不仅是社会极骤变迁造成旧社会及旧观念解体的结果，同时也因过去社会从来不曾有过时空以外四度空间的变革，使得新一代的作家面对都市的心态与关物角度有了调整。像林耀德在《幻戏记》、《鱼梦》中，便采取魔幻写实的表现手法，在真实与虚幻的模糊地带中不断游移，进而深及都市人的深层心理。
总结此时期的散文主题新走向，无不与台湾社会发展有关。其中又以都市化与信息化、资本主义化，对作家心灵层面的影响与型铸最为显著，文学作品的“形式”本与“内容”息息相关，八○年代作家心灵结构的变化，就在下一个十年中反映在散文文体的丕变之上。
九十年代——文类越界、专业化与资讯化
九○年代是台湾散文发展的剧变年代。张晓风曾指出，这个年代的散文作者“偏倾于个人思维的走向”，家国与政治的热衷关怀少了，呈现出一种往个人心智与世界对话发掘的倾向。
另一方面，九○年代也是文学出版“低迷”的年代。文学作品常遇到滞销的窘境，反而带“快餐”性质的商业出版品炙手可热，于是“没有人靠散文写作吃饭”，这间接反映出文学散文出版的时代困境。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因特网勃兴产生的效应，网络传媒的便利，使得文学作品不需经过筛选，就可以自行在网络上“出版”，因而人人皆可以为作家，“文学”的面貌在这里变得模糊了，文类的界线、文句结构的艺术性要求等等，遭受前所未有的崩解与挑战。与此同时，文学界也正掀起一股文类变革的风气，散文游走在虚构与写实之间，其文类徘徊在与诗、小说难以分辨的区域之间，如王鼎钧《千手捕蝶》、杜十三《新世界的零件》、简媜《女儿红》等等。
九○年代的散文作品延续八○年代的“多元”走向，细分出更多形式的书写。两性议题上有廖咸浩、蔡诗萍、平路等；在族群书写的部分有夏曼？蓝波安、利格拉乐？阿乌，而如何母语书写族群，则是九○年代仍在摸索尝试的课题；在旅行散文的部分有赖端和、钟文音等；在专业化的“术语式散文”方面，有龙应台、焦桐、林文义、杨照的文化批评；刘克襄、吴明益的自然生态书写；在饮食文化有林文月、卢非易等。
此外，九○年代也是老中青散文作家争鸣的年代，较有成就的散文家另有叶石涛、余光中、隐地、张晓风、杏林子、周志文、吴晟、蒋勋、颜昆阳、廖玉蕙、林清玄、陈幸蕙、刘黎儿、孙维民、林耀德、唐捐、钟怡雯、陈大为等。
（来源：台湾文学资料库）
编辑：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