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界定：
是“新诗”还是“现代诗”？
胡适在《谈新诗》一文将“新诗”一词对举于旧诗，泛指五四以来的诗作，这样的定义被沿用至今。“现代诗”一词的定义则显得分歧。孟樊《当代台湾新诗理论》归纳现代诗有两种指称：多数人将国民政府迁台后，台湾的新诗发展称为“现代诗”，但亦有泛指从胡适提倡白话诗迄今的新诗发展，如萧萧和张汉良合编的《现代诗导读》。但不论是上述何种指称，“现代诗”并不等同于“现代主义的诗”。成立现代派的纪弦，在《“现代诗”的正名与其它》一文，认为现代诗的定义可以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说法，广义的现代诗是指“现代人”所写的诗，是“现代”的诗。就较严格且正确的狭义定义而言，现代诗则是指“现代主义”的诗。罗青《论白话诗》则就纪弦的定义，指出现代诗若从时间上来考虑，则随时日推移无法切确断定何谓“现代”，现代诗只是奉行现代主义的诗，是流派的一支，不能成为诗的通称。罗青主张“现代诗”一词只适合用在具有“现代”素质的诗。因此，就大多数人认知而言，“新诗”一词的定义是较宽广且比较不会产生歧异认知，“现代诗”一词则具有上述从“现代”的时间、“现代”特质和“现代主义的诗”等不同诠释。
日据时期（1920至1945年）
日据时期新诗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产物，由于受到五四运动的启发，它属于一种新式白话文的创作，在形式上则成为一种自由或自成规律的排列。
许俊雅在《日治时期台湾白话诗的起步》中，以1927年和1932年作为分界的指标年，认为1927年以前倾向于以中国白话文书写反封建、控诉殖民者的不公义与爱情的主题；1927年之后，则渐趋杂有台湾话文，作品以控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压迫、同情普罗大众的内容为主。1932年后，左翼遭日本政府全面肃清，社会运动连带受到影响，因此反抗的批判的文学受到干预、检查，此时，以杨炽昌引进超现实主义为代表，诗的写法渐渐走向含蓄和具艺术性。
大体来说，日据时期新诗就使用的语言而言，历经白话文、台湾话文以及日文三个阶段，诗语言的转换则与日本政府对台的“国语政策”背景息息相关。就主题而言，此时期的新诗创作围绕着反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反封建思想以及爱情、台湾风土描写等几个重要主题。就作者的文学观及政治立场而言，则可略分为“批判的现实主义”与“前卫的现代主义”二类。前者以赖和、杨华、杨守愚为代表，后者以王白渊、杨炽昌、林修二与后期逐渐崭露头角的日本语诗人如陈千武、詹冰等人为代表。
以诗的艺术形式看来，此时期的新诗吸收了日本现代诗与世界文学思潮引进的一些新观念，在修辞技巧、结构与意象的运用，有渐趋精确、凝练的进步。
日据时期新诗的发展，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最后几年，由于东亚与太平洋战事爆发，造成自由创作的全面停顿，颂扬日本与战争的“皇民诗歌”成为几乎唯一可以上报、被杂志刊登的类型。但日据时期新诗奠定了一种诗人立足台湾土地的坚定信念，以及批判现实、抵抗强权的精神，这二种遗传跨越了时空的的阻隔，影响六、七○年代以后的本土诗人甚巨。
战前战后时期诗派的传承（1945年至1949年）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台籍诗人面临语言转换的困境，复加二二八事件的阴影，1946年到1949年底，台湾仅有出版雷石榆《八年诗选集》、汪玉岑《卞和》和绿原、田野等十七位二十二首诗选集《路》。
歌雷主编的《新生报》“桥”副刊（1947年8月1日至1949年3月29日）是当时主要刊登新诗的园地。在这动乱的文坛阶段中，值得注意的是“银铃会”，除却本身的历史意义外，后来加入的成员，如林亨泰、锦连与詹冰等人，都在战后有其重要的代表性。
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主流是侧重于客观写实，反映社会样貌。在这样的写实氛围中，《风车》（Le Moulin）诗社（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曾自日本学习《诗与诗论》的观念，间接吸收超现实主义和弗罗伊德心理学。但由于诗刊每期印量仅七十五本，发刊四期，出刊不定，实际影响力有限。之后由张彦勋、朱实、许清世和林亨泰所组成的“银铃会”（1942-1949），强调社会意识，推广世界文学，影响了战后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两个脉络。早期发行的杂志命名为《边缘草》（1942-1945），后改名为《潮流》（1945-1949）。
林亨泰在《银铃会文学观点的探讨》认为“银铃会”的特色在于（一）继承反帝反封建的台湾文学精神。（二）放开胸襟接受世界文学。（三）艰苦环境中的奋斗精神。“银铃会”的活动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因“四六事件”，成员陆续受政治蒙害而入狱，复加语言变迁所产生的障碍，而被迫解体。
50年代（从政治抒情到现代主义的萌芽）
战后国民政府迁台后，强调反共抗俄与国族集体意识，这样的政治氛围，也延伸到文坛。
“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中国文艺协会”等作家机构，旨在发扬爱国情操，凝聚战斗与反共意识。诗社的发刊词也充满浓厚的政治意味，刊登在《自立晚报》上的“新诗周刊”（1951年11月5日）直言“诗是艺术，也是武器”。《创世纪》（1954年10月10日）标榜“新诗的民族路线”、“钢铁般的诗阵营”、“肃清赤色与黄色”。纪弦成立“现代派”（1956年2月）宣示“爱国？反共？拥护自由与民主”。较有政治意涵的诗集有纪弦《在飞扬的年代》，葛贤宁《常住峰的青春》，李莎《带怒的歌》，刘心皇《伟大的日子》，钟雷《生命的火花》、《在青天白日旗帜下》等。五○年代诗坛虽笼罩于政治氛围当中，但其主流仍是抒情诗，被称为是政治抒情诗并置的年代。
由于台湾本土诗人面临语言转换的困难，大陆来台诗人几乎主导诗坛发展。纪弦“现代派”，洛夫、痖弦、张默“创世纪诗社”受大陆三○年代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覃子豪、余光中“蓝星诗社”直接吸收西方现代主义，使台湾诗坛于战后再度萌芽现代主义。
在诗论的讨论上有：纪弦与覃子豪论争“横的移植”和“主知抒情”，覃子豪与苏雪林针对“象征派”进行论战，言曦与余光中论新旧诗的因袭问题。这几场论战以及诗社的倡导，使得现代诗逐渐走出政治影响。
60年代（大放异彩的现代主义）
六○年代出版诗刊与诗集量众多，除了《现代诗》、《创世纪》，在此时期创刊的计有《纵横》、《蓝星》、《诗？散文？木刻》、《野火》、《海鸥》、《新象》、《星座》、《笠》、《南北笛》、《喷泉》、「诗队伍双周刊」、《桂冠》、《风格》、《诗宗》。
较具代表性的诗集有：叶珊《水之湄》、洛夫《石室之死亡》、痖弦《深渊》、商禽《梦或者黎明》、周梦蝶《还魂草》、罗门《第九日的底流》、敻虹《金蛹》、蓉子《七月的南方》、白萩《天空象征》、余光中《敲打乐》、桓夫《野鹿》等。六○年代新诗最大的特色，在于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讲求语言文字的创新，以及意象的凝炼与繁复。
现代主义在艺术上是反对传统，着重于神秘和个人主体，探索人类意识，进行精神革命。其中超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以及二次大战后的存在主义，在台湾蔚为风潮。大陆来台诗人藉此手法倾吐离乡失根的内在苦闷。代表作家有洛夫、商禽、痖弦、管管、叶维廉、郑愁予。
“创世纪”诗社在诗刊改版后（1959年4月）提倡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与纯粹性，主导诗坛走向。虽然在艺术层面上提升诗素，但也因此类诗风过于西化，着重个体感觉，意象流于浓缩晦涩。
“笠”诗社的成立（1964）延续了日据至光复初期现实主义精神，早期主张新即物主义，强调乡土精神，批判现实，力求明朗平实，但亦兼容具现代派风格的林亨泰、黄荷生和白萩。老一辈作家被称为“跨越语言的一代”，代表作家有：巫永福、陈千武、吴瀛涛、詹冰、锦连、陈秀喜、杜潘芳格等。年轻一辈的有李魁贤、非马、赵天仪，白萩、杜国清、黄荷生等。
70年代（乡土想象与本土意识的抬头）
七○年代台湾因国际情势的转变，台、美断交，又爆发了“保钓运动”，使得民族意识重新抬头，一股怀乡回归，对文学社会性的需求，随之产生。
1971年3月由辛牧、萧萧、陈芳明、苏绍连等创办的《龙族》创刊宣言：“我们敲我们自己的锣打我们自己的鼓舞我们自己的龙”，之后《主流》和《大地》主张要正视中国传统，《草根》于创刊词陈述“诗必真切的反映人生，进而真切地反映民族”。这群年轻一代的主张，用意在扫除五、六○新诗过于西化、晦涩及自我的弊病，期盼将诗植根乡土，反映现实。代表作家有：吴晟、林焕彰、蒋勋、向阳、李敏勇、郑炯明与渡也等。
向阳《七十年代现代诗风潮试论》指出七○年代新诗的特色在于：
一、反身传统，重建民族诗风。
二、回馈社会，关怀现实生活。
三、拥抱大地，肯认本土意识。
四、尊重世俗，反映大众心声。
五、崇尚自由，鼓励多元思想。
一连串主张明朗，回归乡土，批判现代主义的论战，开始于《文学季刊》批评现代主义诗风为“文学殖民主义”。接着关杰明《中国现代诗人的困境》、《中国现代诗的幻境》点燃战火，继而有唐文标《诗的没落》与《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引发响应。
这些注重乡土现实，反现代主义的趋势，促使叙事长诗逐渐在七○年代末期兴起，代表作品有：陈黎《最后的王七木》、向阳《雾社》、罗智成《说书人柳敬亭》、陈克华《星球纪事》、渡也《宣统三年》、杨牧《林冲夜奔》等。
80年代—90年代（多元诗风和不确定性的语言）
八○年代的台湾政治经济局势趋于稳定，报禁解除，言论自由解放，诗坛受到电子信息化影响，知识爆炸，诗风走向多元发展。
林耀德《不安海域——台湾地区八○年代风潮试论》归纳八○年代前叶现代诗风潮的重要征候有五项：
一、在意识型态方面：政治取向的勃兴。
二、在主题意旨方面：多元思考的实践。
三、在信息管道方面：传播手法的更张。
四、在内涵本质方面：都市精神的觉醒。
五、在文化生态方面：第四代的崛起。
简政珍、罗智成、陈克华、杨泽、游唤、零雨与鸿鸿等人，吸收并反省修正现代派的前行代的优缺，广纳艺术素质，宽阔创作视野，流派意识在他们身上愈来愈模糊。杨渡、詹澈、莫那能、施善济、钟乔等人继承中国韵文传统，坚持现实主义与抗争精神，主张诗应平民化、社会化，以诗参与社会改革。林耀德、罗青、杜十三等人将多元媒体整合实践于诗创作。
八○年代中叶后，罗青替《日出金色》诗合集写序，《后现代状况出现了》一文揭示后现代主义诗的开始。夏宇、罗青、林耀德、林群盛、陈克华、罗任玲、丘缓等为代表人物，其特色在于大量使用拼贴、后设语言与意符游戏，进行各种语言形式的实验。
白灵在《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诗卷序》指出九○年代新诗的特色在于超文本的兴起，网络诗的流行以及女性诗人遽增。跨界写诗，公交车诗上路，全民写诗和网络诗的盛行，使得诗更大众化更趋普及，然而诗的定义也逐渐模糊。网络诗无须审核，鼓舞了年轻诗人的创作欲，但庞大的诗作量，良莠不齐，增加平面诗选筛选时的难度。即便这些网络青年诗人在网络开设诗版，发表诗作，拥有许多读者，但仍努力冲撞由老中代把关的平面媒体，寻求发表与出版。
（来源：台湾文学资料库）
编辑：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