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古典文学的界定
台湾古典文学，顾名思义指的是创作于台湾，并且对台湾文学发展产生影响力的传统文学，创作的人不一定是台湾人，但作品内容必然与台湾的人情、风土、历史相关，其文类则以诗歌为大宗且居于主流的位置。
在过去的研究中，台湾古典文学分期，多由明郑时期起算，而终了于日据时期结束。如黄得时在《台湾文学史序说》中，便将台湾古典文学分为六期：一、郑氏时代；二、康熙、雍正时代；三、乾隆、嘉庆时代；四、道光、咸丰时代；五、同治、光绪时代；六、改隶以后。近人廖雪兰《台湾诗乘》中，对古典诗的分期也止于日据时期。但台湾古典文学的发展，并未随着日据时期结束而终了，直至今日台湾各地仍有古典诗社在进行创作与活动，只是就创作量的薄弱情况来看，显示出当代的古典文学正在迅速的没落。
施懿琳在《从沈光文到赖和──台湾古典文学的发展与特色》一书中将台湾古典文学分期如下：一、自明朝遗老沈光文至台起至明代郑氏统治二十三年结束（公元1661～1683年）；二、清政府统治二百一十三年（1683～1895年）；三、日据五十一年（1895～1945年）；四、国民政府赴台至今（1945年～）。在此便以此为分期，以1945年之前的古典诗歌为中心，依序介绍各时期文学发展之概况。
明代郑氏收复台湾时期（1661至1683）
沈光文（1612～1688），字文开，号斯庵，官至明太仆寺少卿，于明永历五年（1651年）入台，为台湾古典文学史上第一个留名的作家，并被誉为“海东文献初祖”。季麒光称沈光文为“从来台湾无人也，斯庵来而始有人矣。台湾无文也，斯庵来而始有文矣”（〈题沈光文杂记诗〉）。沈光文入台后，以教授汉学为生，并勤于抄书著述，为台湾留了珍贵的见证与文献史料。其所创“东吟社”继承了明末文社的“言志”传统，将孤臣孽子的流离心境、忧国伤时的悲愤都寄托于诗歌之中，影响所及，使得台湾古典文学以诗歌创作为主流，并且接续了中国诗歌中的言志传统。范咸《重修台湾府志》中云“台湾有文，当自沈光文起”诚未为过。
郑成功收复台以后，随之迁徙来的文士有徐孚远、卢若腾、沈佺期、李茂春等等，这些明朝遗老渡台后，对于传播汉文化都十分有贡献。总结此时期的作品特色，多为明朝遗臣对于亡国故乡的思念，以及对满清的愤恨之情流离至蛮荒之岛的无奈，但其中也不乏充满南国风土情调的诗作。
清政府统治时期（1683至1895）
清政府对台湾实施统治以后，此时期的台湾的古典文学是以清廷派驻台湾的宦游文人诗作为主，可分几个阶段来看：
第一为康熙、雍正时期。如高拱干、孙元衡、郁永河、陈梦林、黄叔璥、夏之芳是此时期的代表诗人。其中，高拱干纂有《台湾府志》，其《台湾八景诗》为后世台湾写作“八景诗”的开风气者。郁永河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因开采硫磺业务赴台，著有《裨海纪游》为日记式的散文，详实记录了台湾当时的风貌与原住民的习俗，成为研究台湾史不可多得的史料。
第二为乾隆、嘉庆时期。这时期宦游诗作仍占主要地位，但台湾本地亦渐有优秀的诗人出现。宦游文士诗作以杨廷理、张湄、胡建伟为代表，台湾本地诗人，则以章甫、陈辉、卓肇昌等为代表。
第三为道光至光绪时期。此时期的宦游文士诗作，以周凯等为代表。周凯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间任台湾府学训导，著有《海音诗》，以七言律诗描写台湾的风土、产业、特殊花草等，且于每一首诗都有详细的说明，具有文学、历史的双料价值。台籍身份的诗人于此时期崭露头角，质与量方面都十分具有可观性。代表诗人有郑用锡、蔡廷兰、陈肇兴、林占梅、陈维英、许南英、丘逢甲等人。其中郑用锡曾于道光三年（1823年）登进士第，号称“开台进士”，著有《北郭园全集》，筑有“北郭园”，与林占梅之“潜园”，同为竹堑地区的两大古典诗文社。许南英为府城文士，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晋登进士，曾组“浪吟诗社”。日本侵略台湾后，曾率众支持刘永福抗日，兵败后即内渡中国，著有《窥园留草》。丘逢甲为彰化翁仔社人，光绪十六年与许南英同登进士第，其《岭云海日楼诗钞》一书，多为“台湾民主国”兵败内渡中国后所作，充满思乡与忧时的情怀，被誉为与晚清诗人黄遵宪齐名。
日据时期（1895至1945）
编辑：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