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处理台湾问题的最后嘱托
时间:2003-05-23 16:08 来源：
来源：《纵横》
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至今已有26年了，但他的丰功伟绩与不凡风采至今仍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特别是他临终前仍惦念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更是令人感动。
1996年前后，我曾拜访过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兼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及其他相关人员，了解到有关的重要史实。
1975年末，周恩来总理在生命垂危之时，还用颤抖的手在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上，为处理台湾问题写下最后一次批示。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周恩来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及美蒋特务一事。
罗青长回忆说：“总理刚从长沙回京，就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记得，经与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形成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核心小组慎重清理、研究，将在押者中的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而最终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有293名。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到该《报告》及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正式批示。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般地说道：“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报告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1975年3月20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引起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国际舆论一片震动。
一些在台湾有亲属的获释人员，因担心回台湾会受歧视或陷害、报复，只有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村、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9人提出回台，并被立即批准。
以上人员，唯有蔡省三在台无亲人。他为什么要申请赴台湾呢？据蔡省三抵香港后介绍：“中共的这条政策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去不去台？’我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知道中国政府一旦将政策公布于世，一般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我如果报名回台，等于应了中共的政策……说到回去，心里又有一种隐隐的伤感。那就是对原妻曹云霞的思念。我与云霞感情甚笃。我俩在蒋经国先生的主持下结婚，搞宣传，历抗战，走过多少坎坷人生路。我们心心相印，情投意合。可是当我被俘判刑后，即主动提出与她离婚。我希望她带两个女儿，为了生活，以后再嫁。但不管怎样，我心里却依然看待她是我的妻子。如果去台湾，与云霞、与女儿，今生恐难再见了……从政治上，回台湾也不是件轻松事。我在南京任职就办理过此类事，凡从战场上释放回来的战俘，一律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监管。我们关押25年后回台，再进台湾监狱的可能都有。但我有一件心事未了。我这人天生的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我去台湾，想向蒋经国提出长篇建议，促成蒋先生与北京和谈……去台湾，就是冒险，就是牺牲，我也要尽己职责，向蒋先生进言。他听不听我不考虑，尽了言责，也算了了心愿。”
蔡省三等临行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著名的北京烤鸭店为他们饯行。席间，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再次重申了党的“来去自由”的政策，并满怀深情地说：“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给你们任何任务，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
第二天登机前，蔡省三又笑着问童小鹏：“副部长，我的亲人都在大陆，我到台湾以后，若是让我的亲人申请去台湾可以吗？”童小鹏当即回答：“党的政策是尽可能照顾亲人团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做到的，当然可以。”
面对此局面，刚刚掌管政权的蒋经国念起了“拖字诀”。
蔡省三等一直滞留香港。其间，先是张铁石被台湾特务将路费全部骗走，其在台的妻子、儿女因受到恐吓不肯为其担保，台方又一次次不予批准入境，致使张完全绝望，自缢身亡。之后，赵一雪、杨南村、张海商重返内地，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周养浩则相继赴美国，王云沛于晚些时侯在香港病故。这样，留居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一人了。
在此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多次发表的言论，不但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的注意。
1975年冬，经蔡省三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忙，其已离婚、失散的妻子曹云霞被找到，并来到香港。妻子靠从江西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来的医术开了一家诊所。蔡本人则为谋生从事写作。他每天为香港《新报》特辟的《蔡省三专栏》写时事评述，还同妻子先后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赣南忆旧录》《蒋经国系史话》等等。
以上所列，病危中的周恩来不可能都能读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经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连载四期），他却是每期必读。周恩来为处理台湾问题写下的最后批示，就落笔在他病榻旁放着的那本《内部参考》上！
据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介绍，当时的中央，立了一个规定，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才可以去探望周恩来。
1975年12月20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迫切提出要约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说道：“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这样，值班人员才按照邓小平的吩咐接来了罗青长。
罗青长赶到医院，周恩来正陷于昏迷状态。一直到中午时分，周恩来苏醒过来，罗青长才在病床跟前坐下。周恩来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罗青长很歉意地说道：“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说着，便用颤抖的手，拿出在病榻旁放着的一本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罗青长接过来，只见在该刊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号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显然是因为周恩来批示时手在颤抖而留下的歪歪斜斜的笔迹：
请罗青长、家栋将蔡省三四篇，对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到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XX（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
1997年5月中旬罗青长对我评述这段往事时，仍然眼含泪花地说道：周恩来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小组处理对台事务。他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但每当我想起在“文革”最困难时期，周恩来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
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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