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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

时间:2003-01-24 11:34   来源:
文/戴超武
  1958年8月23日,中国在事先没有知会苏联的情况下,开始炮击金门、马祖,被称为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国内学界利用中美两国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对这次危机的起源、进程,以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作了相当系统的论述和研究。近年来,随着苏联外交档案文献解密以及中国相关文献、回忆录陆续出版,国内外学者开始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特别是5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变化和中苏关系演变来研究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实际上,研究中苏关系演变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新鲜的课题;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初期,西方学界就试图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寻找导致中苏分裂的因素。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的档案文献,使得研究者可以更全面地从中苏关系演变的角度,较为系统地研究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俄罗斯学者认为,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是对克里姆林宫的挑战,同时也是向苏联在"全球马克思主义帝国中领导地位"的挑战;因此,"作为早期冷战史中绝对的两极体系瓦解的表现形式,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官修的中国外交史则强调,1957-59年中苏两国在外交领域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相互进行了必要的支持和良好的配合,当中包括炮击金门时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则需要系统探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对国际问题的新看法和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而炮击金门是中国领导人对这些新看法和新战略的一次检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看法和外交战略的变化都与苏联的政策方针有着根本的战略分歧;因此,炮击金门的决策同苏联有着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 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
  毛泽东讲过,这些国际问题多年来一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逐渐形成一些看法、观点,思想就开朗了。这些重要观点和思想主要包括中间地带理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辩证对待国际紧张局势等,而炮击金门无疑是毛泽东对自己这些观点和思想的具体实践。
  中间地带的思想是50年代后期毛泽东反复思考的一个重要国际问题,其观点较之以前有根本的变化,也成为毛泽东观察这一时期国际问题和确定中国外交方针的基本出发点。中间地带理论是毛泽东在1946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的谈话中提出的。毛泽东当时认为,中间地带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前途无非两种:不是倒向资本主义的一方,便是倒向社会主义的一方。同时,因为斯大林时期苏共不赞成中间地带理论,而强调阵营理论,毛泽东在1947-54年间暂不提此论。但是,50年代国际局势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重新认识中间地带的性质、作用,以及争取"第三种力量"的重要性,因为相当数量的民族主义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继续保持其中间立场,表现出独立的政治要求,成为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力量,显示出民族主义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同社会主义阵营有着一致的利益。正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和这些国际重大事件引起毛泽东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政治性质、地位和发展前途等问题进行新思考。
  首先,毛泽东认为美国控制中间地带不仅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是为了削弱中间地带上的国家。1954年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指出:"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个论点。他在1958年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是明确指出:"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
  其次,毛泽东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作了新的判断和分析,从而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毛泽东在1958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间地带上的一些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在的情况的"。而"第三种立场可以维持相当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对于这种中立政策,毛泽东认为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中国欢迎这种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主要场所是在亚洲和非洲,他提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
  第三,毛泽东明确指出中间地带是牵制乃至消灭帝国主义力量的战略区域,这一论点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绞索政策"。毛泽东1955年4月29日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Harry Pollitt)谈话时指出,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式。"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但是这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在美国控制下的各国人民无法容忍,便要起来摆脱美国的控制"。为此他反复强调,要注意中间地带的重要性问题,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和批语中明确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西方少数几个国家的广大的后方。失掉了这个后方,帝国主义就将崩溃。现在这个后方的广大部分已经解放了,还有几个部分正在争取解放。"毛泽东还认为:"帝国主义已经为这三个洲的国家造就了强大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也在这些国家造就了知识分子队伍。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
  最后,毛泽东强调民族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持。他指出,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到同苏联和中国打仗不可能取胜,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激烈地争夺两个斗争力量之间的中间国家。在这些中间地带上,美国正在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在政治和经济上奴役这些国家,把它们变成半殖民地,变成自己的附庸。但是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希望战争,他们明白,对于某些疆土小而人口稠密的国家来说,战争意味着整个毁灭。所以这些人民努力对抗美国的侵略政策,努力摆脱它的控制。争取中间地带的国家,对于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具有重要意义6。为此毛泽东明确中国的外交方针: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要支持"。毛泽东还强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主要的力量"。
  导致5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不仅有前述的国际原因,而且还有国内的重要因素,即国家经济建设上的"大跃进"。大跃进不仅是这一时期中国重要的经济现象,而且也是重要的政治决策,是毛泽东试图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改变同西方国家力量对比的重要行动。因此,大跃进的思想基础,同50年代后期中国"革命外交"的指导思想是一致和相互补充的。
  大跃进的根本目的不仅要在经济上赶上苏联,而且要尽快超过英美。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再次批判经济建设中反冒进的问题,正式提出大跃进的方针,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七年赶过英国,十五年赶过美国"的新口号。随后,在反冒进和大跃进的气氛下,经济建设计划不断被修改,1958年6月毛泽东明确要求:"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两个多月后,毛泽东甚至提出了"七年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
  大跃进的狂热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要求外交工作必须克服保守思想,破除对西方的迷信。1958年6月,外交部召开讨论国际形势的务虚会,这次会议虽然肯定1949年以来的外交路线是正确的,但也指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右倾保守偏向,包括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忽视必要的批评,对一些修正主义的观点不加批驳;在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忽视必要的斗争,模糊了社会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界线;在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毛泽东特别强调,1954年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同美国人接触,这与自己一贯的想法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发展关系。这次会议把中国的外交政策归纳为:"搞臭南斯拉夫,巩固社会主义;打击美国,搞垮帝国主义;孤立日本,争取民族主义。"
  重提中间地带理论并赋予新的内涵以及"不断革命"理论的提出,标志着5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出现了革命外交的重要特征。它要求中国支持世界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这同赫鲁晓夫(Nikita Khruschev)的社会主义外交政策总路线特别是"三和路线"、与美国搞缓和有根本分歧。
  二 中苏战略分歧与炮击金门的决策
  进入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关系开始发生明显变化;除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反对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外,两国也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领导人在国际形势上考虑或应付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
  中间地带理论的系统化以及由想象中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直接导致毛泽东提出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论断。根据自己对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判断,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在他提出的十点证明"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据中,其中有八点都可以说是体现了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主要包括: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事件、叙利亚、英国退出亚洲和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尼以及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等。因此毛泽东的结论是,"西方国家拋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
  在"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下,中国和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总路线的问题上产生了根本分歧,首先体现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的政策。和平共处是苏共二十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中共自从1954年以来也高度评价和平共处原则,但随着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和对国际形势有了新判断,中国领导人开始认为,"亚非国家共同的和平志向,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和它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而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个统一战线是反帝、反殖的统一战线,决不是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进行所谓的"和平共处"。中国领导人特别强调:赫鲁晓夫和苏联其它领导人对和平共处政策的定义是有限的概念,因为和平共处政策的全部内容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相互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支持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因此,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中,中共对和平共处这个前几年还在宣传上大加赞扬并在实践中运用的重要原则几乎没有提及,显示中共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变化。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总路线的看法同苏联的根本分歧之一,就在于要不要把支持世界革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作为社会主义外交政策总路线的其中一个内容。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将和平共处确定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思想,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这不是权宜之计的策略,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针对中国的论点,苏联领导人认为,不能有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国家合作以及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三条总路线。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和作用,两国领导人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并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苏联领导人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总路线只有一条,根据这条总路线才有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其它一切措施;这是因为苏联"把和平共处看成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合作和相互援助为出发点的,而不仅仅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毛泽东在炮击金门后反复说明,炮击的目的首先是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斗争。他在炮击开始当天晚上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着重指出,这次炮击金门,"老实说是我们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而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整美国人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军委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和中央决定时也强调,最近美英两国军队武装干涉黎巴嫩和约旦,企图镇压黎、约人民及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支持要有实际行动。这个行动一是空军进入福建,二是对金门打炮。……同时告诉全世界人民,美帝国主义要打仗,中国人民是不怕的。因此,炮击金门突出体现了中国"革命外交"中大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
  中国同苏联在外交政策上的另外一个重要分歧则在于,要不要同美国进行缓和。根据和平共处总路线,赫鲁晓夫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放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为此,赫鲁晓夫积极采取措施,极力推崇大国外交,积极推进首脑会晤。而这些恰恰是中国所坚决反对的。除前述理论上的原因外,一个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是:让中国同美国进行缓和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依然占领着台湾,继续支持自己的敌手国民党。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7月底8月初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就明确指出:"你不必搞什么联合舰队,你只要收回28日的建议,不跟美国开什么最高会议,这比联合舰队更能对付美国人。我们坚决反对和那些仍然支持台湾的美帝国主义搞什么最高级会议。"毛泽东还进一步强调:"台湾是靠美帝国主义支持,对待美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因此在毛泽东看来,炮击金门是对苏联缓和政策的最好回答。
  同时,"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直接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怕谁"的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到如何估计美国的实力。毛泽东曾经问葛罗米柯(Andrei A. Gromyko):"美国在经济上当真就那么强大,以至同他们斗争都很困难吗?"但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无疑是:"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他们怕的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他们那边的人少一点。"由此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处于被动地位,迫使它进行防御,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是有利的,因为"在我们一边集中了亚非和其它国家人民的巨大力量",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出现了我们的拥护者。
  而苏联领导人则认为,在分析美国的实力及其经济潜力时,应该考虑的是,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工业设备,目前具有较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同时拥有庞大军队和先进武器,不能简单地视之为"纸老虎";对于中国认为可以提升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大跃进运动,苏联方面基本持反对意见,并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毒草"。赫鲁晓夫直接告诉毛泽东,苏联不能理解中国的大跃进,他们认为有超越阶段、忽视规律的情况。苏联观点的含义非常明确: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可以不怕美国等西方国家,但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在内的国家要具备美国那样的经济实力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对中国炮击金门的行动,赫鲁晓夫后来指责"不要以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充分体现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同中国的分歧。
  苏联认为,反对和平共处,坚持同帝国主义斗争,势必会造成国际局势紧张,不利于世界局势的缓和与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而中国的观点则截然相反。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紧张局势"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他后来一直坚持认为:"国际紧张局势到底对谁利益大,对美、英利益大或者对我们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大,这还是一个问题。美国逐步看到国际紧张对它不利了。因为紧张的局势可以使全世界人民想一想,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动员工人和其它劳动群众,能多增加几个共产党人。"毛泽东还认为,与美国进行斗争可以破除人民对美国的迷信。他反复强调: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炮击金门,制造紧张局势,也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炮击金门的决策还体现了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以及在国家军事战略的差异。中国军事战略思想在5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强调"人民战争"的作用,同时改变在军队建设中一切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1956年3月彭德怀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保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主题报告,明确提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种战略思想,在当时是以美国为主要作战对象、敌军的大规模进攻来自海上为背景的。因为在战争初期"企图完全把敌人歼灭于海上和滩头,根本不让敌军侵入我国领土,这种想法固然很好,但根据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情况,不但做起来有很大困难,而且也是很危险的"。为此,毛泽东指出,即使沿海地区被占领了,还有大西北、四川和国家其它地区。"即使出现这种不可能的情况,我们还有广大后方可以继续开展斗争。现在的核武器也不能消灭苏联和中国辽阔的领土和众多的居民……中国的历史已多次证明,即使大部分居民被消灭,也绝不意味着民族的消灭"。这种思想到50年代后期在军队中形成了要敢于"打烂仗"的思想,强调"要准备打到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也没有……思想上一定要准备打烂仗。争取烂一半,不准备打烂仗,就没有勇气,就不敢打"12。
  更为重要的是,积极防御战略还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外交的特点。1958年7月22日通过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对于进犯我国领土、破坏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敌人,除了必须在防御阶段加以击败以外,还必须适时地转入反攻和追击,一直到把侵略者赶回它的本土,坚决、干净、全部消灭之,解放那里的人民,以便使侵略永远不再发生。"
  苏联的军事战略从50年代中后期也开始变化,其特点是从"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的战略方针,转变为火箭核战略,强调核武器的首次突击作用,认为现代战争在几分钟内就可以结束,因此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这种战略方针的转变同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对战争的看法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苏联领导人强调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的战争概念,战争已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不大了。同时苏联还认为,在一场核战争中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在这种背景下,苏联主张不用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和意见分歧,不要企图用强力改变现状,反对任何可能导致相互毁灭的战争。
  苏联的战略方针同中国的"不怕核战争,准备打烂仗"的思想有根本区别。毛泽东后来讲,在金门事件的过程中,中美双方都在搞边缘政策;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我们是以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毛泽东还用《聊斋志异》中"狂生夜读"的故事来表明中国对待战争的观点。毛泽东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就不能活,鬼就要吃掉你。毛泽东说的这个"鬼",指的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它们企图发动的战争。
  三 苏联对炮击金门的反应及其政策选择
  苏联领导人对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爆发并不感到吃惊。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领导人说,他们事先准备采取"针对蒋介石的一次新的军事行动,他们要求空中掩护以及射程远的、部署在海岸上的炮群"。尽管如此,危机的爆发大大出乎赫鲁晓夫意料之外,一则是中国没有依照惯例向苏联通报炮击的时间和计划,其次赫鲁晓夫也没有料到美国对危机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因此,危机使得苏联面临非常严峻的两难境地,以下重要因素影响苏联对危机的反应,制约着苏联的行为。
  首先,最重要因素是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影响和制约。这个条约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显然,一旦中国的行为使美国卷入军事冲突,苏联势必要对中国履行条约义务,这样将使苏联卷入一场同美国的战争,甚至是核战争。因为早在危机爆发之前,苏联军界就开始探讨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苏联战略家塔兰斯基(N. Talensky)将军在1958年1月的《国际问题》杂志上撰文指出:通过对西方军事战略的研究可以判断,台湾海峡是适合进行有限核战争的地区之一。因此,如何避免美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苏联在对危机作出反应以及采取相应行动时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
  其次,同前一个因素相关,苏联必须考虑美国对危机的反应。中国炮击金门后,美国政府反应强烈,一方面向台湾海峡地区增派军力,调派航空母舰和一个中队的B-47型轰炸机到远东;另一方面,美国宣布将对金马等沿海岛屿进行军事干预。面对美国的强硬立场,苏联出于缓和同美国关系的战略需求,一方面要尽量避免卷入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另一方面,面对"长着核牙齿的纸老虎",苏联还要表示对中国的支持,以维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信和地位,但这种支持是有限度和谨慎的。正如《共产党人》杂志在一篇评论危机的文章中明确指出的,苏联对中国的支持不能冒发生战争风险的代价,文章甚至宣称:"苏联不想要军事冲突。"因此,赫鲁晓夫在危机期间几次表示对中国提供军事上的支持,恐怕其考虑的出发点在于以此威慑美国,避免美苏正面冲突。
  第三,苏联在决策时清楚地意识到,她完全无法控制中国的行动。考虑到中国在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行为,以及中国在处理波匈事件上的独立性,苏联领导人明显意识到,在处理第二次台海危机时应更多地考虑如何约束中国的行为,以避免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
  同时,苏联决策者处理危机时必须考虑当时东西方战略力量的对比。一方面,苏联虽然认为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变化,但要完全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恐怕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这同中国的判断有着根本的分歧;另一方面,同这一时期苏联对其他危机的反应、特别是对柏林危机的反应明显不同的是,苏联在台海地区缺乏军事优势,苏联军方在危机爆发之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使得其对危机的反应更加谨慎。
  最后是苏联对沿海岛屿本身重要性的考虑。毫无疑问,苏联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同美国争夺的重点同样是在欧洲。至于沿海岛屿的地位,苏联显然认为缺乏同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的重要性,不值得为这些小岛同美国爆发战争。但苏联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这些岛屿对中国来讲,却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标志。
  以上分析的重要因素导致苏联在危机中面临两难的政策选择:一方面,出于维护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信誉和威望,苏联不得不公开支持中国的行动;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支持,可能会导致美苏之间的战争,甚至是核战争。因此,苏联在危机期间的政策选择,依据对中国危机决策的了解和认识以及美国对危机的反应,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在整个危机过程中,苏联的反应与决策是被动和谨慎的。
  在危机的第一阶段(从炮击开始到1958年9月底),中国炮击金门的一个主要目的,从军事上来讲,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对沿海岛屿则是相机行事,机会来了就占领金马。由于苏联不了解中国炮击金门的战略意图和作战目的,因此在危机的第一阶段,苏联一方面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行动,并试图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中国的意图和目的,以期影响和制约中国的行为。由于意识到在台海地区可能爆发战争,苏联军方在这一阶段的反应更为谨慎和克制。
  尽管苏联可能事先知道中国将要采取的行动,但令苏联领导人震惊的是,中国方面完全没有告知炮击的时间、行动方针以及具体目的。了解中国的行动意图,成为苏联进行决策的前提,苏联驻华使馆成为相关情报的重要来源。得知中国炮击金门后,苏联使馆立即电告苏共中央,中国只是在8月23日发动炮击后才告诉我们,之前丝毫没有透露这一本已在计划中的重大军事政治行动的意图。赫鲁晓夫收到苏联使馆的通报后,立即要求苏联大使转告中方,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才刚刚开始,经济上和军事上还比较落后,目前不具备打现代化战争,也不具备对台湾实施登陆作战的条件。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必要现在卷入这场战争之中。由于以上所分析的原因,毛泽东通过外交部通知苏联方面说,这些岛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如何解放它们,是我们的内部事务。
  从危机开始到1958年底,苏联大使馆共向国内发回52份有关报告,他们对中国政策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同志利用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认为在危机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并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苏联大使馆的报告却认为,"仅仅把解决台湾问题视为纯属中国内政完全是错误的。我们的中国朋友在台湾冲突发展的第一阶段,采取了极为简单的方法去评估台湾问题的紧迫性,从而导致恶化国际紧张这种可能性的出现,使得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苏联大使馆的报告还明确指出:"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我们的支持。"
  由于无从确切了解中国行动计划的意图,苏联方面决定派葛罗米柯到中国。在此之前,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N. G. Sudarikov)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在9月5日拜会周恩来。苏达利柯夫告诉周恩来:"葛罗米柯同志此次访问北京的重要目的,就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赫鲁晓夫同志就台湾海峡的事态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件",同时与中国"交换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周恩来利用这次会谈,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谈了中国对台湾海峡形势的分析、美台矛盾以及中国的立场、策略和所采取的行动。周恩来特别强调:"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 '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
  9月6日,周恩来同葛罗米柯会晤,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在台湾海峡地区等问题上的立场,葛罗米柯表示苏共中央完全赞同中方的立场和措施。根据苏联的档案纪录,周恩来在会晤时对葛罗米柯说:由于对沿海岛屿实施打击,中国已经考虑到有可能在这一地区爆发美国针对中国的局部战争,准备承受严重的打击,包括原子弹和城市的毁灭。周恩来指出,即便是美国使用了战术核武器,苏联也不需在战争的这一时期参战。只有当美国使用较大能量的核武器,并以此方式冒扩大战争风险的时候,苏联才应当用核武器对美国实施反击。根据葛罗米柯的回忆录,毛泽东在同葛罗米柯的会谈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赫鲁晓夫在同中国进行磋商之后,针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核威胁政策和新港声明,在9月7日发出了致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的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对台湾及台海地区所采取的行动要谨慎从事,不要轻易采取可能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的步骤。信中指出,对中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苏联也吓不倒中国,那些策划对中国进行原子进攻计划的人不应忘记,不只是美国,另一方也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发射这些武器的相应工具。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这种进攻,那么,它立即会受到应得的同类武器的反击。信中特别强调:"对我们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葛罗米柯在9月18日联大会议发言中重申了赫鲁晓夫的声明。赫鲁晓夫在9月19日致艾森豪威尔的第二封信中再次表达了上述立场。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特地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进行一次"重要谈话"。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明确阐述了苏联对危机的立场态度,表露出对爆发战争的担忧。赫鲁晓夫说,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很危险,要特别提高警惕。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发展,苏联将考虑采取一些具体步骤,帮助中国制止美蒋侵略阴谋的实现。因此,苏共中央经过讨论研究后认为,应在空军方面加强那一地区的力量,使这的力量能够对美蒋海军起到威慑作用。赫鲁晓夫的真实意图是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建立平衡美国优势的力量,以期避免美苏对抗。中共中央考虑到前一阶段出现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事件,经过讨论后婉言谢绝苏联的建议。
  中国的这一立场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更为难堪和极为不满。9月27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苏联政府的立场,强调中苏团结与联合的重要性,强调对中国的进攻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进攻,就是对苏联的进攻。但信件同样强烈地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行为的不满。信件指出:"我们不能允许敌人有这样的幻想,即如果美国或日本或其它任何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苏联将袖手旁观。"信件情绪激烈地说:"如果当原子弹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当中国的儿女们已经付出生命代价的时候,而苏联,不仅拥有可以阻止我们敌人而且还可以摧毁敌人的可怕武器,却允许自己不向你们提供援助,这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国际工人阶级运动,都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是对世界工人阶级的犯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教导的共产主义最神圣的原则的背叛"。
  苏共中央的这封信清楚表明苏联在危机中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如果苏联履行同盟义务,则中国的行为使苏联有卷入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危险;另一方面,如果苏联袖手旁观,则中国的行为使得苏联可能在社会主义阵营面前丧失信誉和威望。为此,赫鲁晓夫又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表示苏联可以派携带地空导弹的C-75型轰炸机到福建,增强中国的防空力量,改变台海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避免战争。毛泽东覆信给赫鲁晓夫虽然表示欢迎,但他强调,"为了最后胜利,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灭掉帝国主义,无非是死一大堆人"。毛泽东同时提议,最好请苏联政府供应一批地空导弹和岸舰导弹,并派来技术人员帮助中国训练使用这些武器的部队。中共中央的态度不仅表明中国自己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也反映出中共领导人继续反对苏联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企图"。
  与苏联政治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赫鲁晓夫支持中国的声明相比,苏联军方在危机期间异常沉默。这种沉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苏联军方报刊对危机的报导持异常冷淡的态度。危机爆发后,《真理报》连续发表三篇"观察家"的文章,支持中国的行动;这些文章都警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就是对苏联的"威胁",苏联将提供一切必要的"道义和物资上的援助"。而苏联军方报刊基本上没有发表任何文章。特别突出地反映苏联军方态度的是在赫鲁晓夫两次致函艾森豪威尔之后。苏联政治报刊都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加以报导,并配以社论表示支持。但苏联军方报刊却降低调门,反应冷淡,或不发表评论,或根本不提及赫鲁晓夫声明中的核心部分。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第二封信公布后,苏联军方报刊的反应更为冷淡,军方各主要报刊基本上未对赫鲁晓夫的声明作任何评论。
  另一方面,同其它危机相比,苏军高级将领完全避免表明自己的立场,只有负责苏军装甲部队的鲁特米斯托夫(P. A. Rotmistrov)元帅在9月14日的一篇文章中简略地提到苏联武装力量正"警惕"地注视着远东的局势,但只字未提苏联对中国的支持。最为突出的是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元帅和华约司令科涅夫(Ivan Konev)元帅的表现。在危机的高潮时刻,马利诺夫斯基在莫斯科军事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明显回避发表自己对危机的观点。作为7月底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苏联代表团的成员,马利诺夫斯基的态度是反常的。与此同时,科涅夫在波兰建军节的庆祝会上,对台海危机也是避而不谈。
  苏联军方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苏联决策层对苏联采取何种政策的意见分歧,但目前尚缺乏苏联的档案文献来证实这种分歧的真实性及其意义。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苏联决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分歧:它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苏联摆脱两难境地的一种策略手段,通过赫鲁晓夫的声明表示苏联履行条约义务的决心,维护其信誉;而军方表现的目的则在于向美国和中国显示苏联对危机反应的克制与谨慎。因此,从决策过程看,这种表面上的不协调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赫鲁晓夫的危机决策。
  在危机的第二阶段,中国改变了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毛泽东考虑到这一阶段美国的政策,在9月底认为占领金门的意见"恐怕不宜采纳"。经过研究,中共中央决定将金马留在国民党手中,将来一揽子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遂在10月5日和14日向苏联代办安东诺夫(S. F. Antonov)通报了中国对台湾海峡的政策。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中国的政策。目前尚无苏联方面的档案文献详尽论述苏联在危机第二阶段的决策过程,但有两点是非常清楚的:首先,赫鲁晓夫继续在各种场合对中国的行为表示支持;其次,赫鲁晓夫非常不满这一阶段中国的新政策,这一点在1959年中苏会谈中暴露得特别明显。赫鲁晓夫称中国对沿海岛屿的处理是"托洛茨基式的"。
  四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尽管还需要更多的档案文献来厘清危机期间中苏关系的演进,但这次危机无疑严重损害了中苏同盟。首先,危机为双方关系的发展投下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阴影。苏联认为中国炮击金门不仅违反了条约,使苏联陷于严重的战争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苏联认为中国的行为破坏了苏联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有损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舆论面前的威信。这就是赫鲁晓夫对中国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竟然事先不通知他而一直耿耿于怀的原因。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国炮击金门"实际上正好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北京打算借助这种行动来激化苏美关系,并利用苏中条约这部机器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
  由于炮击金门具有"针对这一时期赫鲁晓夫上台后对西方的姑息政策"这一决策背景,因此,在毛泽东的眼里,赫鲁晓夫同美国搞缓和,不反帝,尤其是不反美帝,还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实际上,早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印发了《马列论不断革命的语录》,在内部开始批评苏共中央。对于苏联对中国行为的责难,毛泽东在1959年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作了极为深入的总结,他强调指出:"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到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的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因此,由炮击金门所揭示的中苏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使得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其次,危机加深了双方在台湾问题以及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苏联虽然在危机期间表面上支持中国,但实质上是反对中国对台湾问题以及对沿海岛屿的政策立场,这种态度在赫鲁晓夫1959年10月访问北京时同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得以充分体现。赫鲁晓夫不但埋怨1958年炮击金门给苏联"造成了困难",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而且明确告诉中国领导人,一旦台湾海峡爆发战争,苏联是不会卷入的。赫鲁晓夫还建议今后中苏通过一定途径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了解彼此的立场和方针、政策。赫鲁晓夫的建议和观点遭到中共领导人的拒绝和严厉批驳。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告诉赫鲁晓夫:如何解放台湾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因此,中国领导人认为,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炮击金门所作出的反应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为了自己的外交利益,不惜要求中国牺牲其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三,炮击金门产生的另一重要后果是,促使苏联领导人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赫鲁晓夫在危机中已经决定,苏联将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并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对此,一心要同美国搞缓和、感到无法约束中国行为的赫鲁晓夫认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结束不到一年,1959年6月20日苏联正式通知中国,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材料。
  中共中央认为苏联此举是中苏关系中一起重大事件。由于此时苏联在核禁试问题上追求与美国的合作,单方面宣布停止一切核试验。对此中国领导人认为,依照赫鲁晓夫的逻辑,既然要停止核试验,那当然不能让中国制造原子弹;这就表明赫鲁晓夫这时倾向于同西方搞妥协,认为这样就可以维护世界和平。中国领导人相信,赫鲁晓夫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美国达成协议上,而不是依靠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包括中国拥有原子弹)、依靠社会主义阵营、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世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斗争。对此中共中央的结论是:苏联的这个行为说明赫鲁晓夫可能要在中苏关系上采取新的方针,因为他在1958年提出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实际上是要控制中国;当这些遭到抵抗后,他可能采取新的方针--同西方主要是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中国19。苏联的行为后来被中共抨击为"联美反华"。
  这样,赫鲁晓夫在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工业技术援助,实际上是中苏分裂进程中一个重要方面--核政策上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缘起,其影响是深远的。
  五 结 论
  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在看似一致与合作的表面,深藏着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重大分歧。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同时更为重要的是,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清楚表明,中苏两国的矛盾和分歧开始由意识形态领域向国家关系特别是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成为中苏矛盾和分歧公开化以及国家关系迅速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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