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与海洋世界

时间:2002-05-27 17:21　　　来源：

　　郑成功（1624－1662）生活的时代，是古老中国大地“天崩地解”的年代，又是东西方海洋竞争激烈争胜的年代。他生于西方海上强权荷兰窃居台湾之时，殁于驱逐荷兰出台湾之后，一生和海洋竞争结下不解之缘，诚如傅衣凌先生所言：“成为东西势力交相接触的一个焦点人物。”
17世纪上半叶，没有国家的荷兰人已是西方海洋经济世界的“超级大国”，他们的军事和商业复合体“东印度公司”到处拦截葡萄牙、西班牙商船，攻占伊比利亚人的海外要塞、商馆，在平户建立商馆，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大本营，在台南建热兰遮堡，但他们还不能统治环中国海。其原因是：东方海洋经济世界不是权力的空白。明朝官方从海洋退缩，海商和海盗成为海上的统治者。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剪除群雄，并把这股海上力量纳入地方官府体制，取得制海权，合法掌控东西洋贸易制度的运作。1639年，日本袄地锁国政策，退出东亚海洋竞争，郑芝龙遂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南明唐王政权以郑氏海上力量为支柱，正如郑芝龙所说：“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即无家。”
郑成功在厦门建立地方性的海上政权，继承其父“无海即无家”的思想，积极拓展海洋空间，虽是明清鼎革特殊的政治环境逼出来的，军事和商业的复合服务于国内的战争，但由于它的前景是东亚的海洋竞争和中国海洋经济成为沿海地方社会的普遍追求，历史价值不能仅从国内政治斗争成败做判断，还要从东亚海洋竞争的国际格局中去理解。郑芝龙在明朝东西洋贸易制度的框架内实现了民间海上力量的整合，郑成功则进一步把东西洋贸易制度系统化、军事化。据杨彦杰的研究，郑成功平均每年投入海外贸易的商船约在46－50艘之间。其中，用于日本贸易约30艘，用于东南亚（今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贸易约6－10艘，从事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三角贸易约10艘。这些商船是官营的，且具有军队背景，必要时可征集参战。马克思曾指出，那个时代的航海贸易需要“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郑成功海上政权虽是地域性的，但他“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这就使东西洋贸易制度提升一个层次。郑成功还鼓励散商经营海洋贸易，发给船舶国籍证明文件的“牌”，征收具有商业税、保护费性质的“饷”，把零散的海上社会群体集合在他的管理之下，形成挑战外洋的合力，这就使东西洋贸易制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荷兰人视他为南中国海的统治者，尊称他为“伟大的长官国姓爷”，理由即在于此。
从海洋世界格局看郑成功收复台湾，可以看出是中国海洋发展把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人的世界，有人把中国传统海洋时代的落幕定格在郑和下西洋的中止，是不符历史事实的。这一事件也是中国海洋力量改变亚洲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有人把海洋世界西方化提早到1650年，也是不符历史事实的。试想一下，如果不是郑成功夺回中国海洋发展的致命穴位，迫使谋求海洋世界西方化的荷兰由盛转衰，历史将是怎么样的面貌？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就英年早逝，没有给他改写海洋世界历史的机会。经历几个世纪落后挨打的苦难，尝尽失去海洋的恶果，我们终于明白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失去海洋，纵然是陆地强国，也只能是弱者。历史是生活的教科书。郑成功与海洋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存在多种可能的选择，只看你是否抓住机遇，站在国际经济竞争（说到底是海洋竞争）的制高点上。这就赋予纪念郑成功的另一层意义。
　　　　　　　　　　　　　　　　　　　　　　　　　　　　　（来源：海峡网）　　　　　　

编辑: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