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一、早期的史籍记载
三国时代的吴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l万名官兵“浮海求夷洲及亶州”，到达了夷洲。夷洲在什么地方历来都有争论，有的认为在今天日本或冲绳，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夷洲即今日台湾。有的学者指出：“夷洲之方向，地势，气候，风俗与台湾极相似，舍台湾外无可指，且近时日本人曾在台北发现指掌型之古砖，推其时代即属于三国，故夷洲之为台湾，绝无疑义。”有的学者认为，成书于公元264年至280年的《临海水土志》所记的夷洲，在地理方面无一不与今日之台湾相合，如方位：“夷洲在临海东南”，临海郡北起浙江宁海一带；气候：夷洲“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物产：“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文化特征：如凿齿，“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台湾北部的泰雅人，直到明清时期，仍有此风，男女青年相爱，男“凿上颚门旁三齿授女，女亦凿三齿付男，期某日，就妇室婚，终身依归以处”。又如猎头，勇士“战得头，著首还，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台湾土著居民长期保持这种风俗，“所屠人头，挖去皮肉，煮去脂膏，涂以金色，藏诸高阁，以多较胜，称为豪侠云”。据上所述，《临海水土志》描述的夷洲就是当时台湾的情况。吴国孙权派遣官兵前往夷洲，规模很大，时间很长，前后经历一年之久，卫温、诸葛直到达夷洲后，由于疾疫流行，水土不服，“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不得不带领数千名夷洲人返回大陆。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到达台湾。同时，由于这次行动，使丹阳太守沈莹有可能通过到过夷洲的官兵和由官兵带回的夷洲人，详细地了解夷洲的情况，写出《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有关台湾情况最早的记述。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下令羽骑尉朱宽与海师何蛮一同入海，经过艰难的航行，终于到达流求(台湾)。因“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第二年，隋炀帝又令朱宽再去慰抚，但“流求不从”，仅取其布甲而返。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派遣武贲郎将陈稜及朝请大夫张镇州率领东阳(今浙江金华、永康等地)兵万余人，自义安(今广东潮州)起航，到高华屿，又东行二日到程锺屿，再航行一日，便至流求。当地土著居民“初见船舰，以为商旅”，相继前来贸易。这说明当时已常有大陆商人在那里通商，所以当地居民见到船舰才习以为常。陈棱要求当地酋长欢斯渴刺兜投降，遭到拒绝，于是隋军“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
隋代称台湾为流求，但《隋书》中的流求指的是什么地方，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早在19世纪末，荷兰学者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在《古流求国考证》中从地理方位、王居及民居、政治、衣饰、兵器、战争、学术与宗教、外貌风俗及习惯、丧事、动物等l2个方面，详细论证古中国地理家记载之流求，即今日之台湾。此外，大陆、台湾和日本的许多学者也都主张流求即台湾。但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流求即今日之冲绳。如果用《隋书·流求传》与《临海水土志》互相印证，并与台湾土著居民的生活形态相对比，可以看出其中的历史渊源关系。
二、澎湖驻军与巡检司的设立
关于汉人在台湾地区的活动，在唐朝有施肩吾《岛夷行》一诗述及，但因没有其他史料可证，许多人怀疑其真实性。到宋代，就有了明确的记载，楼钥《汪公行状》指出，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汪大猷知泉州郡，“郡实濒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忽为岛夷号毗邪者奄至，尽刈所种”，汪大猷认为原来春季遣戍，秋暮始归，花费太大，因而在当地造屋200间，“遣将分屯”。真德秀的《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则直接提到澎湖：“朱宁寨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间，毗舍耶国入寇，杀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阚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澎湖。”因此，《汪公行状》所云海中大洲“平湖”应为澎湖无疑。稍后，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写道：“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有的史书还说澎湖“宋时编户甚蕃”。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澎湖已有不少居民，并在那里定居，而且已经从事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更值得注意的是，宋朝政府已经在澎湖戍兵防守，澎湖在建制上已经归福建晋江县管辖了。
宋代大陆人民迁居台湾地区的原因，从福建来说，主要是隋、唐、五代以来中原人口多次南迁，使福建得到开发，但由于山多地少，土地一般比较贫瘠，产粮不多，而人口增长却很快。唐天宝元年(742年)福建五郡共9．1万余户，41万多人。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达139万余户，282．8万余人，400年间，人口增加近6倍，以致出现地狭人稠、生活困苦的状况，正如北宋末年方勺在《泊宅篇》中写道：“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为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有甚富者。”其次，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五代十国时，福建佛教势力大量扩张，王审知“雅重佛法”，增设寺院267所，到北宋初年，泉州已有“泉南佛国”之称。到南宋时，泉州寺田已占土地总额7／10，漳州寺田多达6／l0，这就使得一般民人所占土地更少。第三，政治动乱迫使一部分人民遁逃台澎。沈文开在《杂记》中说：“宋时零丁洋之败，遁亡至此者，聚众以居。”《噶玛兰志略》也说：“宋零丁洋之败，有航海者至此。”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大约北宋末年，最迟于南宋时，已有较多的大陆汉族人民东渡台湾海峡，到澎湖从事打鱼、捞贝和耕种。
到了元朝，到澎湖的汉人更多，他们已在此地建造茅屋，过着定居的生活，不仅到海上捕捞鱼虾，而且在岛上种植胡麻、绿豆，放牧成群的山羊，形成男子耕、渔、牧，女子纺织的聚落社会。大陆汉人开拓澎湖之后，开始向台湾岛发展。据亲自到过台湾的元代著名地理学家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记载，当时台湾东部高山峻岭，林木葱郁，西部平原土地肥沃，种植黄豆、黍子。大陆商人将处州的瓷器等货物运到台湾与当地土著居民交换硫黄、黄蜡和鹿皮。
随着大陆人民的不断迁居澎湖，宋、元王朝也开始经营台湾地区，南宋乾道年间已派兵到澎湖巡防。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海船副万户杨祥请求带兵6000人前往流求招降，如其不服就发兵攻击，朝廷从其请。当时有从小生长福建沿海、熟知海道利病的吴志斗主张先从澎湖发船往谕，了解水势地利，然后发兵。当年l0月，元政府命杨祥为宣抚使，给金符，吴志斗为礼部员外郎、阮鉴为兵部员外郎，给银符，往使流求，这是元朝当局经营流求的开始。第二年，他们从汀路尾澳起航，船行不久，望见一个低而长的岛屿，杨祥以为已到流求，率众船停靠岛边，命令刘闰带领200余人分乘11艘小船上岸。岛上的人听不懂他们的话，引起争执，元军被杀3人，不得不撤到船上，继续航行，抵达澎湖。第二天，因吴志斗失踪，只好返航，招谕流求的任务没有完成。过了5年，成宗元贞三年(1297年)，元朝政府改福建省为蒲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并由福州“徙治泉州，以图流求”。同年九月，福建平章政事高兴派省都镇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二人率军再次赴流求招谕。这七八年是元朝积极经营台湾的时期。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为了便于在流求的活动，元朝当局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岛夷志略》记载，澎湖“地隶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十一锭二十五两，别无差科”。巡检职位很低，秩九品，“职巡逻，专捕获”，其下有巡逻弓手，专管查缉罪犯，在澎湖还可能兼办盐课。澎湖巡检司的出现，说明了元朝政府已经在这个地区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
三、明代汉人迁居台湾
朱元璋建明朝以后，为了防止方国珍、张士诚部逃亡 海上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也为防止倭寇的骚扰，在东南沿海实行迁界移民、坚壁清野的政策。以澎湖“居民叛服不常，遂大出兵，驱其大族，徙漳、泉间”。但是，迁界政策不能完全阻止福建沿海人民继续迁居澎湖的趋势，内地农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负担，“往往逃于其中，而同安、漳州之民为多”。至明代中叶，日本侵袭鸡笼、淡水时，福建官绅就提出要设防的建议，福建巡抚黄承玄也奏请加强澎湖防务，并随时察视台湾。当时前往台澎的汉人更多，其中有的渔民先在澎湖列岛捕鱼，接着又到台湾中南部的魍港一带，然后扩展到鸡笼、淡水等北部渔场。这些渔民在岛上搭寮居住，成为常住居民。因此，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舰队到达澎湖时，发现有3个汉人在看守“小堂”(即天后宫)，又在该处看到数只山羊和猪、牛，据说在岛的北部还有许多渔夫居住。当他们航行到台湾岛时，有两个汉人到船上，引他们到台窝湾。荷兰人在台窝湾港附近，发现许多汉人与当地土著居民住在一起，大员港附近的许多家庭，常有汉人3至5人同居。
除了渔民之外，还有许多中国的海盗商人经常出没于台澎各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陈老等“结巢澎湖”。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林道乾集团逃入台湾，俞大猷率军追至澎湖，因水道迂曲，不敢冒进，留偏师驻守澎湖，派兵到鹿耳门等地追缉，林道乾终于从大员二鲲身遁去占城。这是明朝官兵到台湾本岛追击海盗的行动。隆庆年间，曾一本集团冲破兵部侍郎刘涛会同广东巡抚熊桴、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围剿，突围北上，准备到澎湖或台湾建立新的基地。万历二年(1574年)，林凤集团被福建总兵胡守仁打败，撤至澎湖。十月，林凤又自澎湖转住台湾魍港，再西渡台湾海峡至福建、广东沿海，继续进行走私贸易活动。明朝政府集中兵力打击林凤，并传谕“东番”合剿，使林凤不得不率领62艘大船逃往吕宋。虽然在明朝军队的围剿下，较大的海上武装集团无法在台澎长期居留，但大陆的散商仍然活跃于台澎各地。1582年，西班牙船长嘉列(F．Cualle)在台湾遇见一位中国商人“三弟”(santy译音)，曾9次到达台湾收购野鹿皮、砂金，运回中国大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陈第跟随沈有容到达台湾与澎湖，看见“漳泉之惠民、充龙、烈屿诸澳，往往译其语，与贸易”。他们用大陆运去的玛瑙、瓷器、布、盐、铜簪环等货，交换当地出产的鹿脯和皮、角。据估计，每等有十多艘漳泉商船往返于台澎各港口，从事两岸的贸易活动。
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有以颜思齐为首的海上武装集团，对日本进行海上贸易。天启元年(1621年)，郑芝龙到台湾追随颜思齐。天启五年，颜思齐病亡，“众推芝龙为首”。他以台湾为根据地，设立佐谋、督造、主饷、监守、先锋等官职，对当地军民实行管理。同时，“置苏杭两京珍玩，兴贩琉球、朝鲜、真腊、占城诸国，掠潮、惠、肇、福、汀、漳、台、绍之间”，在海峡两岸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活动。为了进一步扩大队伍，他还趁福建连年大旱之机，用钱米救济饥民，“于是求食者争往投之”。由于他“劫富而济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沿海大量破产农民纷纷加入，他的队伍迅速扩大到3万余人，其中一部分人可能移民台湾本土，成为开发台湾的生力军。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就抚于明朝政府，授海上游击，其实他仍保持很大的独立性，就抚期间既未领过明朝政府的军饷，也从未听从明朝的调动，只不过是双方相互利用达成默契而已。明朝政府想利用郑氏集团的力量平定东南沿海海盗的骚扰，而郑芝龙也想借助明朝政府的力量，消灭刘六、刘七等众多的海上竞争对手，达到垄断海上贸易的目的。因此，郑芝龙就抚以后，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
此时，福建年年旱灾，“谷价腾涌，斗米百钱，饥莩载道，死亡横野”，出现大批的无业流民，社会动荡不安。郑芝龙经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批准，招募饥民前往台湾，结果募集了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有人指出，在动乱饥馑年代，福建地方政府要拿出数万两银和一万头牛，诚非可能。尽管移民人数难以确定，但郑芝龙曾经运送大批饥民到台湾垦荒，则应是可信的事实。这是一次经政府批准、由郑芝龙组织的移民活动，它对台湾人口的增加和土地开发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日本的侵台活动
16世纪后期，日本丰臣秀吉用武力迫使琉球国王称臣纳贡，接着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台湾。1593年，日本出使吕宋的原田喜左卫门，路过台湾时，递交所谓“招谕”文书，要台湾像琉球一样向日本称臣纳贡，否则就要发兵“攻伐”，遭到拒绝后，又派遣钦门墩率领200多只战船，准备进攻鸡笼，占领澎湖。由于明朝政府已在澎湖设防，才没有得逞。
德川家康上台后，继续推行丰臣秀吉的侵略政策，1609年，命令有马晴信率船到台澎地区，侦察海湾港口，调查物产资源，招谕台湾向日本纳贡。有马晴信船队到鸡笼，遇到当地居民的顽强抵抗，“一月不能下，则髡渔人为质于鸡笼，请盟。鸡笼人出，即挟以归”。德川家康又派许多使者直接到台湾要求通商贸易，但是这些使者都没有受到土著族的欢迎，反而有的被杀，有的被拘留作为奴隶。l615年，德川再次命令村山等安组织大规模的武装征讨。村山等安是一个靠航海贸易发家的富商，在他担任长崎代官期间，积极发展与英国、荷兰等国商人的贸易，同时与住在平户的中国海商李旦也有来往。当他获得德川家康授予赴台湾的渡航船御朱印状后，积极征集士兵和船只，准备各种战略物资。
村山准备侵台的消息很快传到琉球，中山王尚宁特遣通事渡海向明朝政府报告：“倭造战舰五百余，胁取鸡笼山岛野夷。”福建巡抚黄承玄认为如果日本占领台湾，会构成对东南沿海各省的严重威胁，他调兵遣将，作了积极的防范，同时移咨浙江巡抚，督促温州、处州的将领防止倭寇的突然袭击。1616年5月，村山等安派遣他的次子秋安率领l3只船，离开长崎，远征台湾。船队驶到琉球海面被暴风雨打散；只有一只船到达台湾，遇到土著居民的顽强抵抗和包围。明石道友率领的两只船，航行到福建闽东海面的东涌，挟持明朝的侦探董伯起返回长崎。这支远征船队由于遇到暴风雨和大陆军民与台湾土著居民的顽强抵抗，而完全失败。
1617年，日本又派遣明石道友以送董伯起回国为名，到达福建，“献方物，上章求市”，福建海道副使韩仲雍前去警告：“汝若恋住东番，则我寸板不许下海，寸丝难望过番，兵交之利钝未分，市贩之得丧可睹矣，归示汝主，自择处之”，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