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军队中长期形成的种种奇特“文化”现象，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人事等宏观方面，还表现在上下级关系尤其是基层官兵的日常生活中，它就是被人们称之为难登大雅的“次文化”。为什么说它是“难登大雅”呢？
所谓难登大雅的“次文化”，指的就是台湾军队中的骂人文化。
在台军中，普遍存在出口成“脏”的问题，“他妈的”成了发语词，戏称为“国骂”。台湾军中的“次文化”虽然已经引起台湾社会公众的不满，但是，这种“次文化”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台湾媒体不久前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说是台湾数位民意代表严正要求台军方不得再体罚凌辱或谩骂官兵，军方随即公开宣示，依台军《陆海空军惩罚法》，凡以不当言论辱骂官兵，军官“违者可撤职！”但是，台湾军队中的“次文化”仍然禁而难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把说“脏”话、骂人的话当作最好的带兵沟通方式。台湾媒体指出，曾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军队中自指挥官至二等兵，凡是想在军中获得“地位”，就一定要练就一身“入乡随俗”的本事，让自己清高的身段能够与出身最低水准的弟兄“同舟共济”，讲同一语调的话。尤其是身为指挥者，即在职务上有一个“长”字，就具有“领导加给”的资格。也就是具有决定下属奖罚、升迁、去留的资格。为了获得带“长”的地位，握有生杀大权的资格，这些人在带兵的过程中，就要与下属建立一种弟兄般的关系，以体现男人气魄；就要在言语上表现出江湖味，而随口说出“国骂”就被视作表现长官兄长情、侠义心的语言，成了最好的带兵沟通方式。如此上行下效，“脏”话、“国骂”就成了台军官兵中的口头禅。
其二是把在下属面前张口先骂几句，然后才言归正传的军官，当作是有雄心壮志、有干劲的基层军官。谁都知道，选拔、提升军官自有条件、标准。但是，台军长官往往凭直觉、凭个人好恶认识、决定任用军官。特别是那些假借说“脏”话、骂人的话，以笼络人心，骗取职位的长官，更是欣赏、器重那些成天紧盯着部队大小事，只要看到下属就先来一顿K，先骂几句，然后才说正事的部下。这些部下好比是他们的影子。按照这种标准评价军官，久而久之，“脏”话、“国骂”就代代相传。
其三是把说“脏”话、骂人的话看作是训练部队执行命令的需要。台军等级森严，有人当长官，有人当部属，部属绝对服从长官，而在沟通的过程中，当部属的就要有随时被骂的准备。其原因被看作是由于“军队的工作就是执行打仗，说穿了就是‘驯服工具’，如果少了这种强制性的言语表达，命令的执行与战力就很难发挥。”实际上这是用“国骂”这种强制性言语，来锻炼与检验下属执行命令的绝对性。
以上例举的几种表现，从“次文化”盛行这个层面，反映了台湾军队深层次的问题。即台湾当局在政治上以“统独”划线，在人事工作上以出身作为军阶的主要考量，以达到培植亲信、清除异己。这种为一己、一党的私利及其政治纲领服务的建军思想，侵蚀着台军官兵的心灵。许多军人把“次文化”作为自己在仕途上发展的“通灵宝玉”，他们在内心谁也不效忠，只效忠自己。只要能当官、向上爬就行，在处理官兵关系上是不是低级的“次文化”就无所谓、习以为常了。这也是台军中“次文化”产生发展的思想根源。
不少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学者指出，军官体罚、殴打、凌虐士兵是台军传统恶习，历经50多年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它是造成上下级关系紧张、官兵矛盾加剧，军营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是导致台军官兵逃亡、自杀等恶性案件的导火索。
据一项调查资料显示，台军官兵从1990年到1994年中，仅自杀人数就有245人，近几年来，更是大有蔓延之势。其重要原因就是不满主管领导或不堪上司辱骂。2001年5月31日，一天内就有两名军官服药自杀；6月4日，一名少校服毒自杀；9月17日，一名哨兵持枪自杀；10月25日，一名士兵割颈自杀，2002年7月，又有台军驻马祖炮兵指挥部一等兵刘晋宏，在休假归途中跳海逃亡……由此不难看出，台军中的“次文化”根深蒂固，要遏制其蔓延，并消除由此带来的危害决非一日之功。但如果这种“次文化”不能得到有效清除，它又必将极大地影响台军的发展。（希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