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罗大佑
最新一期的香港《亚洲周刊》刊出对台湾音乐人罗大佑的采访。罗大佑表示，自己对台湾政治的批判转趋淡然，对社会文化有全新的反思，也反映在自己的最新音符中，并全力创作新的音乐剧。
文章摘编如下：
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唱出人生新旋律-充满人文情怀的歌手罗大佑，在五十七岁之际突然想到当父亲，正与香港女友努力“造人”。他对台湾政治的批判转趋淡然，对社会文化有全新的反思，也反映在他的最新音符中，并全力创作新的音乐剧。
红遍全球华人世界的知名歌手罗大佑暌违多年，这阵子再度活跃舞台，2008年与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一起组成纵贯线乐队，在春晚亮相，并开始世界巡回演唱，掀起疯潮，一年后纵贯线解散，罗大佑单飞，开启新的演唱生涯，从北京，一路唱到上海、成都、广州，一直到十二月台北演唱会，一波接一波，场次之密集，连当红的天王歌手也要自叹不如。
这位今年五十七岁的华语流行乐教父，做音乐、玩音乐的热力依旧四射，在台上的嘶吼、弹唱，所散发的激情，让现场粉丝很难不被他感染；当跟他同时代的歌手多数都已淡出舞台时，唯有他仍屹立不摇，教父还是教父。
从2004年三一九枪击案以后，罗大佑就没有在台湾长期定居，他往返两岸三地，近年多住在香港跑马地。这次回来他戴了一副黑框眼镜，脸上更添柔和线条，却掩不住那双锐利的眼神。这位以社会观察者自居的歌手，以批判做武器，他那独特的政治旋律已经转调，对政治的批判转为淡然。
罗大佑透露，在快六十岁之际，想生小孩。尽管他不结婚，他和香港女友正努力“造人”。他透露，如果一切顺利，可望在明年农历龙年诞下“龙儿”。
近年他的创作转向音乐剧，很久未再推出新专辑，稀有的新作《天使的眼泪》、《握手》等转向情歌路线，对粉丝是全新的感受。一名坐五望六的歌手，能有如此大的突破，实属不易。
罗大佑做音乐态度一丝不苟，现在歌手开演唱会，习惯在台上放提字机，以备歌手忘词，但他坚持不用，并严格要求团员记住歌词。他强调，“看词不是演唱会一部分”，观众花钱买票就要让他们看到最精彩的表演。
这位流行歌曲天王充满赤子情怀，偶而他会为梦到一段美妙的音乐而开怀不已，“我想孔子说要梦到周公可能也是这种感觉”。以下是罗大佑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内容纪要：
亚洲周刊：你从香港看台湾，对台湾这几年的政治演变有什么特别的观察？
罗：我觉得已经好多了，你不觉得大家现在都不紧张了吗？这就是最好的。这次“总统”选举看得出来，火爆气氛就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最明显就是坐出租车，所有的司机都不跟你hot sale了，收音机不会开那么大声，他也不会跟你传讲他的政治观点，这就很好啦，我现在媒体里面，也不会讲我支持谁，或者讲我的政治立场。
亚洲周刊：歌曲创作是不是减少了，好久没有听到你新的作品？
罗：我后年要做一个音乐剧，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歌，现在不论写什么歌都会被盗版，所以我尽量要保护自己的创作，一张唱片有十首歌，一张EP有两首、四首歌，很容易就被盗版掉，我现在比较多的创作是放在音乐剧上面。
亚洲周刊：你想写一首纪念乔布斯的歌吗？
罗：已经有很多作品为乔布斯写出来了。
亚洲周刊：你觉得台湾的政治已经慢慢步入正轨，没有什么可以批判的，现在音乐创作关心的主题是什么？
罗：我关心的主题讲大一点，像今年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假如地震是把人震开、破坏掉的话，我觉得应该把破坏的东西重建起来，把震开的东西组合回来，把毁掉的家园、过世的亲人在新的一代再重生出来，我想搞出来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科技没有办法帮我们找回这些价值，我们是属于战后婴儿潮，我们没有经过二战，但我们听父母讲战争有多恐怖，很多台湾人被下放到南洋去，我父亲就是跟着日本的军舰到新几内亚去，一千个人去三百个人回来，我父亲很幸运是三百个人中的军医，上一代在外省人中是逃难，我们很幸运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我们下一代都是科技的一代，手机、iPhone、iPad，我们这一代身上还保留人的价值是怎么样的一代，我们有义务把我们人是怎么样的价值传递给我们下一代。
亚洲周刊：在你的歌曲中可以体现很多这种人道的关怀。
罗：歌除了感情以外，什么都不是，我们活在歌的世界，餐厅、机场、广告、电影里都会放歌，但我们对歌并没有感情，这让我吓一跳，大家对音乐完全没有感觉，很多广告告诉你要慈悲，对别人要有感觉，可是我们变成无感了，我们写歌的人借着大量的传播工具，散布给人说我们要有爱心、不要关心名利，结果我们在干嘛？所以应该做得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沟通。
亚洲周刊：你现在的创作方式还是跟过去一样，先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讲出旋律来？
罗：我觉得满开心的是，我现在做梦的时候早上起来听到一个旋律马上拿iPhone把它录下来，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多秒钟，我很开心，我想孔子说要梦到周公可能也是这种感觉，好在还有这个梦。
亚洲周刊：你没去过鹿港，也可写出《鹿港小镇》这种脍炙人口的歌曲？
罗：那是幻想曲，我很坦白。
亚洲周刊：后来有去过鹿港吗？
罗：台视要拍一个《鹿港小镇》MV，我才去，很惭愧。
亚洲周刊：这几十年来，你不断颠覆自己，现在回头看，你创作上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罗：在创作上我自己认为最大的突破是对语文的掌握，如果反过来讲的话，在语言上面找到把它变成一种感情，把它用话讲出来，因为有些人说我是用旋律在写歌，假如反过来的话，现在讲话用语言，语言跟文字是两回事，写歌是用语言，语言把它找到一种情感的发抒方式，这是我觉得突破的东西，这个突破的keypoint就是《童年》这首歌，《童年》写这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要用一种白话的方式把它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它是七十年代的创作，在八十年代我读大学时才发表出来，因为我们医学院念得比较久。
亚洲周刊：《童年》是你小时候的经历吗？
罗：当然，那种经历当然是我自己从宜兰的经历，加上台北的经历，一直到高雄也有，慢慢累积出来的。
亚洲周刊：现在KTV点唱率最高的并不是《童年》，而是《恋曲一九九零》？
罗：《童年》的歌词不容易记，第一歌词太长，第二它整个结构并不是流行歌曲的型式，《童年》只有主歌，《恋曲一九九零》就有主歌、副歌。
亚洲周刊：你写那么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现在会不会有一种直觉，就是可以判断出哪首歌会红，会让大家朗朗上口？
罗：不知道，我总觉得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写出一首流行歌曲出来，我只知道这首歌自己写出来是一首好歌，所谓的好歌是自己满意的，写到自己的心情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满适合我这个年纪的人可以感受的歌，就像陶?这一代的人，写到陶喆这一代的歌，周杰伦这一代的人，写到周杰伦这一代的歌，方大同这一代的人，写到方大同这一代的歌，他们写到这一代人的感觉，他们自己会知道的。每一代词曲创作者都会有一种时代创作的节奏，一种跟空气的共鸣跟色彩，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特定的语言。
亚洲周刊：现在心情不好时还是会弹琴抒发一下？
罗：对，需要。我们需要跟旁边的器材产生一种互动，这样你自己可以平衡自己，我们本来就是跟旁边的环境在产生一些互动，跟旁边的能量产生一些交换，你觉得环境的能量太负面的话，你把它吸收过来，如果这些东西不够的时候，你也尝试给它一些东西，创作的氛围就是这样。
亚洲周刊：你选择当歌手，而放弃做医生，会有什么遗憾吗？
罗：没有，还满觉得非常不遗憾的事情，做过医生再来做歌手，满大一部分帮到我的创作，我后来了解这是创作的先修班，它让我了解生命是什么？很清楚的、很科学的、很伦理的，让我了解生命是什么才开始创作。我们刚刚提到有关创作是情感，非常深入性、非常完整性、非常伦理性地去了解什么是情感，这个情感是基于生命的前提之下去了解情感是什么，如果那是人类的情感的话，这个创作的生命会是满长久的，因为人类的生命不断再成长。阿根廷作家波贺士(Jorge Luis Borges)提到一个人到一条流水里面去，不可能去同一条流水两次，你去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你今天去淡水河，上次是不一样的淡水河，不是河那个地方下来的水都不一样，更重要是你每次去自己的心境都是不一样的，你的变化甚至比淡水河更大。读到这里我的感受很深。(童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