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们所研读的课程，是校长亲自指定的几部书，如《陆象山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戚继光治兵语录》、《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体系》等，自行阅读后，必须将研读心得写成札记，汇齐后，每周一次，呈送校长核阅，阅后发还，多有眉批。对于这些博大精深的儒学书籍，我们十四个人中，真能读得“通”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我就是读不通的一个。
作者小传：陈恭澍(1907～?)，河北人。黄埔军校第5期警政科毕业。南京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国民党军统特务。1925年，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当时陈恭澍18岁，刚刚中学毕业，年少气盛的他一气之下居然离家出走。这一走就跑到了广东，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陈恭澍投考了黄埔，而且一考即中，顺利地进入了军校四期，后因生病延期入军校五期步兵科。 陈恭澍是1926年3月从广东进入军校五期的，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务处，任组长、调查主任、北平站长，特务处本部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华北区副区长，天津站站长，华北区区长，上海特二区区长。1940年春在上海被日伪逮捕，而后又投靠了汪伪特务李士群，转任汪伪政府特工总部科长、处长。1945年秋被国民党上海当局逮捕，越二年获释。后任中央训练团河北大队长，绥靖总队上校总队长，驻守北平、河北一带，负责与人民解放军搞所谓的政治作战。1949年到台湾，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69年退休。著有《英雄无名》、《北国锄奸》、《河内汪案始末》、《上海敌后抗日行动》、《抗战后期反间活动》、《平津地区绥靖戡乱》等。
本文摘自《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 作者：陈恭澍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基于时代的需要，受“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件两大冲击，民国二十一年（1932）三月间，以黄埔军校同学为骨干的“三民主义力行社”，遂应运而生。
“力行社”所属的重要部门之一，就是由戴笠（雨农）先生负责主持的“特务处”。
“特务处”开办了一个培植工作干部的训练班，是为国民政府最早期略具雏形的特务训练机构。
同年九月，国府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局”，任命戴笠为“第二处”处长。
论其性质，“力行社”之下的“特务处”，应是政治性的秘密组织；“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则是正式的政府机关。表面上虽是各有隶属关系的两个单位，但在实际上却系领导特务工作的一体两面。
我本人是“力行社”领导之下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会员，同时也是“特务处”和“第二处”派驻北平的负责人。
北平的工作单位，称为“北平站”，于二十一年（1932）底开始，是由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披荆斩棘建立起来的。
本节，除简单的记述“军统局”创立的概略外，尚有许多秘闻，虽然欲言又止，却也弥足珍贵。
学友小聚初识戴雨农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民国二十年（1931）春天，校长蒋公在南京香林寺官邸，分批召见我们一百多名从各地归来的军校同学，做个别谈话。
自入伍军校毕业分发以来，除了集体训话或列队点名之外，校长在他办公室内，单独和我面对面地说话，这是第一次。当时，是由第一期同学曾扩情引见的。
校长着中山装，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桌上摆着一份用十行纸缮写的名册，他手上拿着一枝粗大的红蓝两色铅笔。待我齐步走到办公桌前立定，鞠躬行礼抬头注目时，印象最深的是，校长双目炯炯有光，威仪凛凛，令人不敢逼视。
校长首先询及省籍县份、父母存殁、弟兄几人等家庭状况，边问边听，一面核对名册，随后又问到工作兴趣。我大胆也是由衷地回答说：“部队中的军事工作已经生疏了，其他性质的工作都愿意学习。”我以为这句话会惹他生气，但见校长在名册上做了一个记号，并没有什么不愉之色。
这次召见，前后大约有三分钟，也只问过三几句话，因过程简单，当时并没有特殊感觉。过后猜想，校长或许是在看仪表、听谈吐，在观察中做一次遴选，至于标准如何，那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了。
过了三四天，接获通知，在一百多人中，圈定了十四个人，开班受训。我在名单中是排名最后的一个。
这个小型的训练单位，定名为“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由军校政治部主任鄷悌兼主任，沈遵晦任秘书。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似乎并不过问这件事。
这个训练班冠以“特别”二字，而实质上也的确与一般的训练机构不同：第一，它没有班址，因陋就简地在军校政治部一间办公室中，摆了几张单抽屉的长条桌，两个人合坐一条木板凳，就这么凑合了；第二，不规定制服，着中山装、西装都可以，只要不着长衫短褂就行了，因为不穿制服，所以也不作军事管理；此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也不必按时上下班，迟到或早退，并不会受到干涉。可以说当局给予了高度的自治。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也颇知自爱。至于课程方面，除特约讲授之外，平时并没有教官来上课。
我们所研读的课程，是校长亲自指定的几部书，如《陆象山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戚继光治兵语录》、《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体系》等，自行阅读后，必须将研读心得写成札记，汇齐后，每周一次，呈送校长核阅，阅后发还，多有眉批。对于这些博大精深的儒学书籍，我们十四个人中，真能读得“通”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我就是读不通的一个。
在受训期间，倒是有一件事做了硬性规定，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中午一定要到军校的“工字食堂”集体会餐。“工字食堂”在当时是新式建筑，可容纳数百人，布置整齐，收拾干净，一排排的餐桌，横看是一条线，竖看也是一条线，位置井然有序。桌子上铺着白布，所用的餐具也一律是白色瓷器，如要苛求的话，也许只是缺了一瓶色彩缤纷的鲜花。因为它的建筑格式有如“工”字，所以称为“工字食堂”。
蒋校长在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左右莅临，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全体起立、坐下，一声“开动”，然后一齐用餐。虽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发出声音，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碰触的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