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叮嘱赵，措辞语气要有力度和韧性，使委座能明显感觉出他的坚强决心。
1．九战区现有足够的兵力，有把握将日军歼灭于长沙以北。
2．我军若退至衡阳，日军在广州地区之安藤利吉第21军（辖第18、104师团、台湾旅团及各配属航空兵）则可能沿粤汉铁路向北策应，对我形成夹击，使战局不易把握。
3．如按甲案放日军南下，则长沙失守必会为敌之宣传机构所乘，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
这三条理由将实施甲案中出现军事和政治上不利之处的可能性作为一种令人可感可触，仿佛近在眼前的现实危险摆在桌面上，比原来他所倾向的“乙案”更具辩驳力和不容置否的强硬态度。
赵子立迅速记下要点，返身去参谋处拟写电文。赵是黄埔六期高材生，头脑机敏，足智多谋，几仗下来便直线上升，31岁已扛上少将肩牌，令同期同学们羡慕忌妒不已。
赵子立当然清楚薛岳的醉翁之意。
1938年5月，日军为报台儿庄一箭之仇，重兵围歼陇海铁路东段中国军队主力，兵分东、北两路发起攻势。
北路的土肥原贤二的14师团在兰封被宋希濂、俞济时、胡宗南、邱清泉、王耀武、李汉魂、桂永清、孙桐萱、商震这一批悍将团团围住。蒋介石亲赴郑州督战，任命薛岳为第1兵团总司令，指挥各路将领，于5月25日晨发起全线进攻，务于26日拂晓前将那个为害中国多年的家伙和他的14师团全歼。
两军兵力比例为：中国一色精锐部队15万，对日军一个二流师团2万。胜券在握，蒋介石请新闻记者到前沿采访围歼作战实况，并让武汉政治部作好庆祝“第二个台儿庄大捷”的准备。
土肥原贤二就是在1948年远东国际法庭的战争罪犯审判时，被判处执行绞刑的日本战犯之一。
就是这个土肥原，在中日兰封会战中刁钻狡猾地与数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周旋了4天，在能听得见的“消灭14师团”、“活捉土肥原”的喊声中，率半数多的兵马钻出重围。这个战例以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和初级军事指挥院校的课堂上每经提起，必引起在座的未来高、中、初级军官一阵讪笑。
蒋介石当时格外气恼，他迭下手令，训斥各军长“指挥无方，行动复懦，以致士气不振，畏缩不前”，“各军师旅团长等此次作战奋勇争先者极居少数，大部缺乏勇气，鲜自振作，遂致战局迁延”。
兰封会战后，蒋下令撤职查办了后来的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和50年代台湾陆军总司令、台湾省主席黄杰，枪毙了88师师长龙慕韩。但没有追究薛岳应负的领导责任。
但对一个极自尊的人，自责比受人责更痛苦。薛岳更多埋头地图，寻机好好大打一仗，报仇雪耻。
1939年3月8日，时值薛岳上任九战区代长官不久，蒋介石致电薛岳：“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
蒋介石看好南昌地势重要，冈村宁次亦所见略同，只是蒋慢了一步，日军以两个师团，配合军所属大部分坦克和火炮，在中国军队下手前抢攻南昌城。
当时陈诚仍是名义上的九战区长官，他让薛岳坐镇长沙，将南昌方面的指挥大权交给心腹罗卓英。薛岳日日守在作战室，通过电话、电报旁观战局，心中好生难受。眼看南昌城落于敌手，眼看反攻受挫。
南昌会战失利，过不在薛岳，但事情毕竟出在九战区，各地将领风言风语，薛岳心里像结了老大个疙瘩。
数月苦读地图，驱车现地察看，薛岳已经对湖南地形了然于心，他头脑中确实在形成着某种东西，某种大胆奇特而且有很大成功把握的构想。但正如赵子立所理解的，薛长官伯陵直电蒋介石，力转定局，与其说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即“谋”，倒不如说是出于几次失败、丢脸而累积的一股有名无名的“气”。
在陈诚帮助下，后来蒋介石终于同意变更了既定方案。薛岳高兴，白崇禧生气。这次会战开始后，白奉蒋命协助薛岳指挥，虽亲临设于长沙市湘江西岸岳麓山顶的战区指挥部，却做了个闭嘴菩萨，不置一词。直到几十年后在《白崇禧回忆录》中谈到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仍不认为此战获得胜利，他说日军是：“行有计划之退却，未受多大损失，这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