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1938年到1945年，周炳琳和傅斯年都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周炳琳还担任该会副秘书长多年。在参政会上，周炳琳竭力主张国共两党协力抗日，反对反共。当参政会通过攻讦中共的决议案时，周炳琳力排众议，义正辞严地斥责此种亲者痛仇者快的恶行。他还批判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指出国统区的“政治混乱”，国民党的统治必将失败，致使国民党的参政员攻击他 “诋毁元首”，提议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上痛斥特权阶级，力主政治革新。他揭露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行为，终于使这两任行政院长很快下了台。他因敢于仗义执言，赢得了“傅大炮”的美称。在1945年的参政会上，他们还揭露孔祥熙鲸吞巨额美金公债的罪行，迫使孔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
1948年冬，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傅作义战和不定。傅斯年直接找到蒋介石，经其批准，与陈雪屏、蒋经国三人负责设法接出北平的学者。傅斯年千方百计联系尚在北平的一些学者。不过，深知周炳琳政治主张的他，并没有去联络这位多年好友。
本文来源：《百年潮》2010年第8期，作者：张友仁，原题：《周炳琳与傅斯年》
周炳琳(1892—1963)与傅斯年(1896—1950)同为五四运动健将、爱国民主人士。在争取民主的历程中，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同时也因民主取向的不同，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归宿。然而，泛黄的历史卷宗中，仍依稀留有二人携手前行的足迹，从中，我们不仅可以品读出一段岁月积淀的友谊，更可以体味到民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与艰难求索……
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
周炳琳和傅斯年是北大同窗、好友。他们同一年，即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周炳琳升入北京大学法科，傅斯年升入文科国学门。在校期间，二人同住在北京大学西斋学生宿舍。
1919年，周炳琳与许德珩、张国焘、陈剑修、段锡朋、邓中夏、孟寿椿等组织“国民杂志社”，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鲍尔什维克主义底研究》(《国民》杂志1919年12月)、《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么样运动》(《国民》杂志1920年6月)等，参加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傅斯年则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撰写《文学革新申义》、《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章，论述他的文学革命思想。同年与徐彦之、罗家伦、杨振声、康白情、俞平伯等组织“新潮社”。1919年《新潮》月刊创刊，傅斯年任主任编辑，先后发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国学术界之基本谬误》、《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社会革命——俄国式革命》等论文。
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周炳琳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秘书、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务委员等。1919年5月4日那天，傅斯年在天安门前集会上被各校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兼游行总指挥。北大学生攻入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宅时，周炳琳亲见傅斯年将曹宅的红绸被面撕下围在腰上，于是周炳琳问他：“你这是干什么？！”
傅斯年1919年北大毕业后，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次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三年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研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力学和马赫哲学，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德国传统的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周炳琳192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经蔡元培校长选拔，获得穆藕初奖学金，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法国巴黎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虽然致力于不同的研究领域、身处不同的国度，但这些丝毫无损二人的密切关系。 1923年，傅斯年在英国伦敦买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精装原本时，非常高兴，当即用毛笔在书名页前的空白页上写下：购得我们工人阶级的圣经，其喜也不可名状。这本书后来一直存放在周炳琳先生家中。我在研读《资本论》时因为中译本非常难懂，是从周先生处借来傅斯年先生的这本英文原本，才一字一句地读懂的。我曾听周炳琳夫人魏璧女士说过：傅斯年曾从国外带手枪回国从事革命活动，他的办法是将西文精装的原版书挖出空洞装入手枪。
抗日救亡中的爱国者
结束游学岁月后，周炳琳与傅斯年先后于1925年、1926年回国，之后就为了各自的事业而奔忙。不过，1931年，他们的人生轨迹又一次重合在一起。这一年，周炳琳受聘于北京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而傅斯年此时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炳琳和傅斯年以手中的笔作为武器，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奔走吁求之中。1932年春，周炳琳和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组织“独立评论社”，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并由周炳琳以北平市特别市党部委员的身份经手办理“独立评论社”的立案和《独立评论》周刊的登记手续。该刊成为当时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要言论阵地。周炳琳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多篇文章，对日寇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主张讨伐伪满洲国， 收复东北失地。他还对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华北特殊化”和“共同防共”的主张进行批驳。他的《冀察现局》和张奚若的《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两篇文章曾导致《独立评论》受到“立即停刊”的处分。这时，傅斯年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多篇文章揭露和声讨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抗日。他们的这些言论为一二九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得到全国主张抗日人士的拥护，自然也遭到拥护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人们及亲日派和汉奸卖国贼的反对。
1935年，华北有少数汉奸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妄图实行卖国阴谋。周炳琳和傅斯年竭力反对此种分裂行为。这时，蒋介石派何应钦来华北制止人民的抗日活动。1935年12月，北平教育界推举周炳琳、傅斯年于3日晨由北平赴保定，到商震宅会见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并迎何应钦到北平主持工作。下午2时，何应钦与周炳琳、傅斯年同车到北平。4日下午4时，徐诵明、梅贻琦、李蒸、陆志韦、陶孟和、蒋廷黻、傅斯年、周炳琳、张奚若、刘运筹、顾毓琇等到中南海居仁堂见何应钦，向他报告华北时局经过情形，并陈述对时局的意见。
这时，周炳琳和傅斯年一同起草《国立平津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宣言》，并于12月2日发出。宣言称：
近有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天津北平国立学校全体教职员二千六百余人，坚决反对，同时并深信华北全体民众均一致反对此种运动。中华民国为吾人祖先数千年披荆斩棘艰难创造之遗产，中华民族为我四万万共同血统、共同历史、共同语言文化之同胞所组成，绝对不容分裂，大义所在，责无旁贷，吾人当尽全力向中央及地方当局请求立即制止此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并盼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
同时，周炳琳和傅斯年又一同起草发出《平津国立院校全体教职员通电》：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署钧鉴：
今有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同人等坚决反对，并发表宣言，唤起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务恳迅即设法制止此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全体同叩冬(二日)
抗日战争前的几年里，傅斯年因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的关系，住在南京。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和法学院院长周炳琳都远在北平。傅斯年经常给他们写“阅后焚之”的密信，报告南京重要的政治消息。
傅斯年在1936年3月19日致蒋梦麟(字孟邻)、胡适(字适之)、周炳琳(字枚荪)函中写道：
孟邻、适之、枚荪三先生：
别来半月余矣，未知近况何似？
到此之次晨，书诒(段锡朋)来，即将孟邻先生所示者告之。书诒云，想法子去。是晚，在教育部吃饭，雪艇(王世杰，教育部长)云，两事(一，已捕而情节轻者释之，重者解京。二，勿办所谓教育委员会)已由冯焕章(冯玉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石敬亭(军事委员会委员，代理山东省主席)分别电北平。斯年忙且小病(伤风)，至今未奉闻，为歉为歉！
此时北平情形不知何样。今日报载《晨报》接收，此辈又多一地盘矣。学校情形如何？枚荪便中乞惠我一信。
某巨公专挑不相干的事做，大计则谈不到。而且毫无消息，远不如北平灵通(我也不曾出去打听过)。
所中事极忙，恐非一二月不能就绪(几个人工作)，四月末或五月初当北上小住也。余续白，敬颂
日安
斯年谨上
[1936年]三月十九日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主动送蒋介石回南京，此事令世人震惊。傅斯年1937年1月3日于南京致函蒋梦麟、胡适、周炳琳报告此事及南京政局。1月 4日，傅斯年又致密信给蒋梦麟、胡适、周炳琳，报告西安和南京的政治情况，并要求“看后焚之”。1月7日，傅斯年得知南京政府审判张学良时，再一次写信给蒋梦麟、胡适，并转周炳琳、张奚若，报告张学良在受审时的表现。这又是一封绝密信件，要求“看后焚之耳”。周炳琳没有把这些绝密信焚毁，而是将它交给胡适先生了。胡适也没有将它们焚毁，使我们至今尚能见到这些信件。
这一时期，从傅斯年的书信看来，他和周炳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