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务们搜捕“晨光”通讯社时,医院里正在给孙凤鸣一针接一针地注射着强心针,病榻旁,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焯、内政部代理部长陶履谦轮翻审讯。当时被指定参与此案审理的俞钟骆先生,解放后曾向有关方面提供了当时审讯的记录档案,现公布如下:
问:为什么要对汪院长行刺?
孙答:请你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
问:为什么到现在才刺?
孙答:六中会不会开完就要签字(指华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
问:行刺的目标中哪几个中央要人?
孙答:我是专为刺汪的。
问:你的行动是什么立场?
孙答:我完全站在老百姓的地位。
问:汪对国家有什么不对?
孙答:现在的华北还有吗?还有那些条约呢?……(昏迷过去)
后来又问:你是受什么组织、什么人指使?
孙答: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行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
第二天凌晨,孙凤鸣因伤势过重牺牲,时年32岁。
戴笠撒下黑网,捕到目标,跟踪追迹,在广西梧州将王亚樵杀死
孙凤鸣死了,唯一的一条线索也就断了。戴笠心急如焚,因为这可是蒋介石交办下来的“御案”,弄不好,可要砸锅了。他东奔西跑,在全国各地结下了一张黑网……
特务处通过户籍查对,再次审讯“中央党部”工作人员郭智谋、吴璜、周希龄,发现贺坡光的踪迹。戴笠立即派侦骑四出,在丹阳把贺的老母、兄长抓到南京,严刑逼供,说出贺坡光隐藏在宝堰镇的地点,终于把贺捕到。戴笠加紧审讯。贺坡光在酷刑之下全部招供,于是戴笠下令,把凡与王亚樵相识或有过来往的人,一律秘密逮捕,暗加刑讯。不久,戴笠获悉孙凤鸣的妻子崔静瑶住在上海新亚饭店,立即带上一批特务,火速赶到上海,坐阵指挥,逮捕了崔静瑶和张四明,但是华克之却跑了。戴笠又命令沈醉带领行动组追捕华克之。沈醉当时是上海特区法租界军统组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组长,关于追捕华克之的经过,他后来的回忆是这样的:
我带着一组人去抓华克之时天已黑了。我们一组十二人乘两辆小汽车赶到赫德路,在离他的住所很远的地方就下了车,借着夜幕的掩护,我们悄悄地包抄过去。这是一个很狭的小里弄,他就住在一所普通的二层楼房的楼上。我们在楼下看见他住的房里没有灯光,估计也不在家,就轻轻地敲开楼下二房东的门,拿出证件,并指指楼上。二房东是一个中年妇女,她看了证件后,微微地点点头,压低声音说:“不在家,天黑前出去的,还没回来。”我便派几个人分别在弄堂两头监视,我带几个人上楼,撬开华克之的房门,打开后,二房东正要伸手去开灯,叫我一把按住说:“不许开灯!”因为我怕华克之回来,在远处看见窗口射出的灯光会逃走。我用手捂住手电光,把屋里看了一遍。室内布置很满单,只有一个双人床和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写字台上整齐地堆着很多书,放着一个台灯,一个像框。像框里镶着一个胖胖的年轻女人的照片,这张照片约有八寸大,二房东告诉我说:“这是他的妻子!”我打开抽屉,里面有几封信和一张不大的照片,是华克之和他妻子的全身合影。有几封是艾思奇写给他的,另外还有几封其他人写来的。搜查完后,我就让其他的人在楼道和楼下监视,自己躺在他的床上等他回来。
我就这样在他家等了3天3夜,华克之一直没回来。戴笠命令我撤回去,派两个人在那里监视。我带着搜查到的信和照片回去向戴笠汇报,戴笠和我在侦察大队办公室反复研究这些信件,想从中找出新的线素。开始,戴笠一看到那几封艾思奇的来信,就想把刺杀江精卫的这个案子裁到共产党的头上,结果研究来研究去认为证据不足。因为,艾思奇的信中并没有任何话语与这个案件有关,都是一些指导华克之学习哲学,向他推荐看什么哲学书的话。我们分析华克之只不过是一个思想“左倾”的青年,与共产党并没有组职关系,这样才打消了给共产党裁赃的念头。
后来,我们根据其他方面的线索得知“晨光”社与王亚樵有联系。我们又联想起1931年王派人在上海北火车站行刺宋子文的事,便认为这次刺杀汪精卫也一定是王亚樵指使的,于是戴笠一方面派人追缉“晨光”通讯社的其他工作人员;另一方面派人四处搜捕王亚樵及其手下的人,结果将在香港与案件毫不相干的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逮捕,因为他们都是王亚樵的人。南京政府花钱把他们引渡到南京,权充主犯,以了结此案。当时还抓到了一个与此案有关的人,此人是汪精卫改组派的,经过审讯,知道王亚樵确实给过“晨光”通讯社经费。陈璧君和汪精卫这才相信不是蒋介石干的,同时也相信是其他反蒋的人干的。
实际上,当时戴笠和我都知道,孙凤呜要刺杀的人主要是蒋介石,并不是江精卫,只不过是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场,孙凤鸣才刺杀了汪精卫。所以戴笠认为这些人不除,蒋介石的安全就无法保证。戴笠就千方百计地派人暗杀王亚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