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和蒋介石(左)的合影
无论在史书上，还是在人们的印象中，陈诚始终被人们视为蒋介石的股肱和心腹。但近几年，随着陈诚的《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家书》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的《蒋介石日记》等解密史料来看，陈蒋关系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般亲密，而是有时也冲突得厉害。
邓演达被杀一度使陈诚萌生离蒋念头
陈诚是蒋介石在创办黄埔军校时期，最为器重的三位学生之一。
陈诚出生于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秀才。1916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浙江的一个陆军师任下级军官。后来，他追随邓演达前往广东参加革命，在邓演达任团长的团任职。黄埔军校建立时，他被调到军校担任带兵官。之后他进入了蒋介石的视线，走上飞黄腾达的仕途。
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四·一二”政变后，一直坚持反蒋。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5天后，陈诚闻讯，迅即从江西前线致电蒋介石，请求“为国惜才，贷其一死”，蒋回电表示“准从宽大处理”。
但到12月中旬，陈诚却得知邓演达被判处死刑，遂于19日、20日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不要处死邓演达，并表白自己此举“全为革命前途着想，非尽为友谊”。但蒋不为所动。邓被处死后，陈诚致电蒋介石要求辞职，被蒋介石拒绝。
此后，陈诚对于辞职一事虽未再提，但对邓演达仍给予高度评价，还抬出孙中山以批评蒋介石。这至少表明，在上世纪30年代之初，蒋介石的地位还很不稳固，陈诚对蒋介石也不够信服和“忠诚”，并一度使陈诚萌生过离开蒋介石的念头。
几次三番自动请辞最终赴台湾疗养
在抗战期间，陈诚也与蒋介石产生过言辞激烈的冲突。那是在1942年12月，蒋介石指示陈诚担任“远征军总司令或司令长官”，前往云南准备第二年春天反攻缅甸的日军。陈诚鉴于同年3月至8月间，率中国远征军首次赴缅作战，完全成了掩护驻缅英军的撤退行动，且远征军伤亡惨重，因此明确反对短期内再次赴缅作战。1943年8月间，陈诚鉴于“今日部队实际情况，确属难言反攻。非但难言反攻，纵令走到缅甸亦不可能”，遂在9月6日致书蒋介石，称自己“能力薄弱，毫无建树”，为免贻误戎机，恳求解除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蒋介石迟至9月15日才回函，严斥陈诚，同日蒋还在日记中记载：“下午手书致辞修，痛斥其跋扈恣睢之形态，促其反省。如再不觉悟，此人不可复教矣。”这也可见两人言辞冲突之激烈。
1943年9月17日，陈诚接到蒋介石手谕，迅速回函表示“不胜警痛”，“负罪实深”，但仍然力陈“今日国家莫大之隐忧，普遍之危机”，以及反攻缅甸可能面对的困难。为了表白心迹，缓和蒋对自己的不满，陈诚向蒋进呈了近万言的《<贞观政要>读后摘要》，其中虽不乏谀词，但引退之心未有稍减。到11月底，陈诚以严重胃溃疡为由回重庆治疗，蒋遂改命卫立煌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
陈诚对国民党的组织涣散、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情形屡有批评，主张“根本改革党政”，对许多政府官员、军队高级将领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事例，甚至点名道姓地批评，因此引起蒋的不满。蒋责备陈诚骄矜自负、爱发议论，说“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并警告陈诚要“切思而自反”。蒋不仅多次批评“辞修器量狭窄”，在1947年3月的日记中甚至写有非常激愤之语，如“所可痛心者不仅外人以冷眼观吾国，即战高级将领如辞修者，亦莫不对政府经济政治各种重大之政策，动辄猜疑与诽谤，其失却自信心类皆如此者，不胜痛愤”。
但陈诚依然故我，1947年8月他以参谋总长身份接任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主持东北“剿共”，实际悲观至极，《家书》中多次坦陈其时局观，称“以现在中央之政策与制度，纵有神仙下凡，亦无能为力”；“如不改革，只有同归于尽”。甚至说“无怪一般咸认为，欲中国有办法，非推翻现政府不可”，并且再次萌发脱身而去之念，“决心已定，决先辞参谋总长，再辞东北行辕，总之脱离政治与军事”。
巧合的是，同年底陈诚胃疾复发，翌年2月初得辞本兼各职，手术后赴台湾疗养，年底担任“台湾省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