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美竞争新模式
中美两国在21世纪的战略竞争,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竞争模式”,是两国面临的重大战略选择。竞争模式的选择,是对于“竞争道路”、“竞争性质”、“竞争规则”的定位。中国关于“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宣示,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条“和平竞争”的模式。就是要把与美国的战略竞争纳入“和平竞争”、“非战对决”的轨道,从而使这种竞争能够促进中美发展,造福于世界。中美两国对决21世纪的“竞争模式”,关系中美两国命运和世界前途,也标志和体现大国战略博弈的文明进化程度。分析近代世界冠军国家争夺战的历史进程,比较大国战略竞争的不同模式,对于选择和创新中美竞争的战略模式,意义重大。
冠军国家争夺战的三种模式和三个阶段
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冠军国家的“卫冕之战”和潜在冠军国家的“夺冠之战”。这种围绕冠军国家地位的争夺战,主要有三种特定的模式,呈现出三个历史阶段。
冠军争夺战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以战争为最高竞争形式,通过大规模的战争进行武力“决斗”。这种决斗式的竞争,开始于世界体系形成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种模式,不是以“大战”的形式进行“决斗”,而是以“冷战”的形式进行全方位的“对抗”。这种对抗性的竞争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第三种模式,就是中国和美国在21世纪的战略竞争,不仅已经呈现出与前两种竞争模式根本不同的新特点、新趋势,而且必将以前所未有的创新和文明,造福于两国,造福于世界。
冠军争夺战的三个阶段
人类的20世纪,是战争与对抗的世纪。人类的21世纪,则是竞争与合作的世纪。从20世纪初期到21世纪中期,可以划分为三个50年,成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上半期大国的战略竞争,是野蛮的竞争,是丛林竞争。两次世界战争是一场“角斗赛”,胜利者要把对手杀死。“你败我胜”的结局,是以“你死我活”为前提的。
第二阶段,20世纪下半期的战略竞争,虽然不像上半个世纪那么血腥和残酷,但是也是以“你衰我兴”为原则的竞争,是一场零和游戏。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一场“拳击赛”,胜利者要把对方打倒。“你输我赢”的结局,是以“你倒我立”、“你衰我兴”为前提的。
第三阶段,21世纪中国和美国新一轮冠军国家竞争赛,双方关系不是“你死我活”、“你倒我立”、“你输我赢”的关系,而是“你追我赶”、“你后我先”的关系。
中美两国的21世纪战略竞争,应该从过去的“角斗场”和“拳击场”进入“田径比赛场”,中美两国应该创造新的国际竞争文明、新的大国战略竞争模式和新的大国战略竞争规则。就像人类总是要离开丛林走进文明社会一样,国际社会也总是要脱离丛林法则走进文明世界。
“决斗”赛:“战争”是最残酷的“竞争”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大国战争是大国政治的继续,世界大战是世界政治的继续。但是,政治在战争中继续,过于残酷;以战争进行的政治,过于血腥。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政治的进化,需要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创新的思维。
俾斯麦对大国“决斗”的战略思考
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告诫德国人说:“德意志民族经过漫长的分裂之后,终于得到了统一,那么我们就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致力于和平与公正……对于一些诉诸于武力的国际间的争执,经过深思之后,我想不能用简单的决斗方式来处理这些矛盾,这种方式似乎太欠妥当。”
俾斯麦提出了“决斗方式”的概念,并且对这种方式予以反思和否定。其实,俾斯麦是敢于“决斗”的勇士,他不仅在自己的私人生涯中,有过与对手决斗的经历,而且在以决斗方式实现德国统一上奉行“铁血”政策,他是以决斗方式解决国际矛盾的能者、强者和胜者。而就是这样一个勇于和善于进行决斗的巨人,却在深思熟虑之后真诚地认为,不能用简单的决斗方式来处理国际矛盾,因为决斗的方式太欠妥当。但是,在冠军国家的争夺和更替中,似乎决斗的方式是唯一的方式,决斗的原则总是成为最终的指导原则。
战略家对大国“决斗”的历史总结
当代西方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指出:还没有任何一个例子能够说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愿意向新兴强国让出对国际体系的统治以避免战争。
吉尔平的这个结论是符合世界近代史中大国竞争的实际的。有的专家提出,近代世界有三个国家取得过霸权地位,它们是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而产生上述三个霸权国家的全球战争大概都持续了大约30年。1914—1945年,美国是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走上世界冠军国家的宝座。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冠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打出来的“丛林之王”。
按照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乔治莫德尔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百年周期”理论,霸权国家更替和世界领导权转换都是通过霸权战争来实现的。从国际体系诞生以来,霸权战争是定期发生的,战争的胜利者统治国际体系的时间平均一个世纪左右。他认为继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之后,21世纪将会有一个新的领导国家出现,在21世纪的20年代—30年代,新的世界大战将会爆发。他的逻辑是:新的冠军国家的崛起必须通过和老的冠军国家的武力对决、战争来完成交接。这就不仅仅是冷战思维,而是热战思维,是大战思维。对其“将会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预言是不能赞同的,但是其关于20世纪以前500年中冠军国家争夺战总是以“决斗”的方式进行的结论,则揭示了历史的真实。
从近代世界冠军国家交接更替的历史来看,虽然新老冠军国家的交接更替过程,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角力的过程,但是决定最终结局的总是武力对决,是战争更替,这实在是一条规律。
美国走上冠军宝座的代价
讲到近代世界冠军国家争夺战的历史,似乎美国是一个“和平登基”的典范,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冠军更替是以“非战”的形式完成的。其实,美国走上冠军宝座的代价是空前的,只不过是“美国加冕,世界买单”罢了。后起的美国,在取代老牌霸主英国的过程中,那种所谓“和平更替”,把“美国式的狡猾”、“美国式的精明”,表现得淋漓尽致。
英美两国之间的霸权更替,虽然不是通过战争来解决,却是通过两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决,最终美国获利。如果不是德国在霸权争夺赛的决斗中冲在第一线,大大削弱了英国,那么美国和英国之间也难免会通过战争实现交接。二战以前,美国对英国的作战计划不断完善,英国也有对美国的作战计划。实际上,世界霸权在美英两国之间的所谓和平转移,对于美国来说是代价最小的,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则是代价最大的一次,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人类遭受的空前浩劫为代价。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成为了霸权竞争的制高点和霸权更替的必由之路。所以,所谓世界霸权在英美两国之间的更替的特殊形态,并没有改变冠军国家战争更替的铁律。
“拳击”赛:“冷战”是代价高昂的“竞争”
把冷战作为一场拳击赛来分析,就可以看到冷战的冷酷在于一定要把对方击败出局,要比出个输赢。冷战的进步在于不要对手的性命,输者仍然可以活命。
“冷战思维”比“决斗思维”文明
冷战之后,全世界都在批判“冷战思维”,把其当做大国竞争中的“魔鬼”。其实从在国际社会冠军国家争夺战的过程中争夺形态的历史演变来看,“冷战”与“热战”比较实在是一个进化,“冷战思维”相对于“战争思维”实在是一个进步,以冷战的方式进行大国角逐也是一种相对文明。冷战比大战文明。虽然这种文明是被逼出来的,是由于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由于原子时代威力巨大的武器对世界大战的抑制作用。
冷战的历史意义在于,冷战是一种战略竞争模式,是大国战略竞争的一个阶段。冷战对人类文明和国际关系进程的贡献,就是不用世界大战的形式来进行大国战略竞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体系转型所带来的理论问题包括:为什么冷战不是因为苏联在军事冲突中被击败而结束?为什么军备竞赛没有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人们可以批判冷战,但冷战时期毕竟是一个有原子弹而没有发生原子战争的时期;是一个有超大规模军备竞赛而没有发生超大规模军事战争的时期;是一个有世界矛盾而没有发生世界战争的时期;是一个有核威慑而没有发生核进攻的时期;是无论与冷战前的50年比较、与冷战后的20年比较,还是与公元1500年以来任何一个50年比较,都是军事冲突最少和战争规模较小的时期;是超级大国在战略竞争中以较小代价就决定胜负的时期;是一个以冷战的方式结束了冷战的时期。这难道不是一个堪称“冷战奇迹”的时期吗?我们需要研究大国冷战时期的政治智慧和“冷战之中无大战”的奥妙。
“冷战思维”的冷静与理智
冷战是美国对付苏联的一个战略创举,是文明的帝国主义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战略发明。
1946年2月,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精心起草了一封长达8000多字的电报,于2月22日分五次发回美国。凯南在电报中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该采取的战略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凯南认为,美国和苏联的矛盾“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因为“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维埃政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它不是按照固定的计划办事,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是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可以轻易的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并且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动武。”同时,美国政府“必须努力教育”美国人“去了解俄国形势的真相”;应该不断完善美国社会,加强美国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必须为其他国家规划并且提出比过去我们提出的更为积极、更具有建设性,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一种世界图景”;“必须有勇气和自信,坚持我们自己的方法和对人类社会的看法”。
凯南的“长电报”提出了对苏联实行“遏制”的思想,受到美国决策层的赞赏。凯南立即被国务院调回美国,后来被提拔为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下令复印该电报作为几百名高级军官的必读文件。后来凯南又把这封电报整理成文,以《苏联行为的根源》为题,于1947年7月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进一步阐述了其内容,提出了一整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冷战思维实际上是美苏两国精英们的一种比较冷静的思维,是一种比较理智的思维,也是双方战略智慧的集中体现。冷战,是对苏联的遏制,也是对新的世界战争的遏制。
“冷战思维”的时代已经终结
冷战作为大国竞争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与冷战前相比较的文明性,并不能为它提供在冷战后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冷战具有极大的对抗性、冒险性。冷战让整个世界都战战兢兢生活在达莫克利斯的利剑之下,把整个地球都变成了一个大炸弹,人类在时刻都可能被毁灭的冷和平中生存和生活,如此高昂的冷战代价是人类无法承受的。
美国和苏联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实质上是特殊形态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冷战,不是大国之间的“决斗比赛”,却是世界巨人之间的一场“拳击比赛”。在前两次世界大战中,角逐世界霸权的大国,是以世界为战场,进行你死我活的残酷“决斗”。而参加冷战的,是两个世界级的拳击手,他们以世界为自己的拳击比赛场地,进行着虽然不决死活,但是要决输赢的比赛,一方一定要把对方击败、打倒。在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世界潮流和时代要求的今天,“拳击式”的竞争模式,虽然不是要对手性命的决斗,但是也必然要像“决斗式”的竞争模式一样被时代淘汰,为世界人类文明所不齿。
“田径”赛:中美两国文明竞争新模式
21世纪的中美两国博弈,不可能是“决斗式”,也不能采用“拳击式”,只能是“田径式”。
中美“田径赛”的含义
中美“田径赛”有两层含义。
一是中美两国在21世纪围绕冠军国家的竞争,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文明的一场大国竞争。它不是“决斗型”的大战竞争,也不是“拳击型”的冷战竞争,而是“田径型”的比赛竞争。
二是这场竞争是一场世纪性的竞争,是中美两国的田径比赛。它不是百米比赛,也不是万米比赛,而是一场“马拉松大赛”,是一场比魄力、比毅力、比耐力的竞赛。
因此,中美两国竞争21世纪的“田径赛”,有两个最根本的特点:竞争的文明化和竞争的持久性。
不必讳言“挑战”与“对手”
任何竞争性的活动,都不会没有挑战,也不会没有对手。竞争和比赛的实质就是挑战,就是以对手的存在为前提。国家间竞争也会有挑战。而冠军国家和潜在冠军国家之间更是客观上形成的一种卫冕和夺冠之间的挑战和迎战的对手关系。所以,不必讳言挑战,不必惧怕挑战。
根本问题,不在于是否挑战,而在于挑战的性质和方式,“决斗”性质的挑战,是你死我活的巨大灾难;“拳击”性质的挑战,是我赢你输的沉重代价;而“田径”性质的挑战,提高的是双方的运动成绩,这种挑战,既是正常比赛的必然形态,也是对参与竞争双方的激励和鞭策。不允许挑战,就等于不允许比赛,既是不可能的,也不利于增加世界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世界近代历史上的大国挑战,是决斗士和拳击手的挑战,新兴的霸权国家通过挑战老的霸权国家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但是经过一个阶段,实力和权力衰落,出现了一个或者多个挑战国,又对原来的霸权国进行挑战。例如,西班牙挑战了葡萄牙;法国挑战了荷兰;法国和德国分别挑战了英国;美国帮助英国应付了1914—1918年的挑战,之后,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成为霸权国家,美国又面临苏联的挑战。这些挑战无疑给对抗与对战的双方甚至给整个世界都带来了灾难,是与当今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但是国际社会废除“决斗赛”性质的挑战和“拳击赛”性质的挑战,却不能废除“田径赛”性质的挑战。国际社会,是一个“国际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每一个国家都想演好一个角色。国际舞台也是一个“国际赛场”,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运动员,作为运动员的国家和作为运动员的个人虽然有重大不同,但是都要跑出好成绩则是共同的追求。过去的国际赛场其实是一个“国际角斗场”;后来逐步文明化,成为一个“拳击比赛场”;现在则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田径比赛场”。国际社会综合国力的奥林匹克竞争时刻都在进行。中美两国战略竞争中的所谓挑战,是“跑步赛”、“跳高赛”中的竞争和挑战,实践的是看谁“更快、更高、更远”的奥林匹克精神。所以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将为世界进步提供巨大的活力和推动力,而不是为世界带来灾祸。
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的八大区别
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竞争,主要具有九个不同的战略特点,它们决定了中美两国的竞争不会成为第二场冷战。
1. 竞争的环境不同。苏联和美国的竞争,是两个社会的竞争,是一个地球、两个社会,一个地球、两个世界。苏联组织了一个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一体的社会主义社会,而美国则组织了一个所谓的自由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个社会,国际世界分裂为对抗和敌对的两个世界——“自由世界”和“极权世界”。而中美两国在21世纪的竞争,不是两个社会和两个世界的竞争,而是共同营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开放世界、和谐世界。中国不是要组成一个对立和对抗美国的另一个世界,而是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
2. 竞争的目标不同。苏联和美国的竞争,是世界霸权的竞争。而中国的国家特点是不称霸。中国要“争第一”,但是“不争霸”。中国要通过不争霸的道路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世界第一号的不称霸的国家。中国不是苏联式的“世界革命型”国家,也不是美国式的“输出民主型”国家。中国是和平型、友好型、特色型、防御型国家。因此,中国不需要运用冷战的武器去应对和处理中美关系。
3. 竞争的内容不同。美国和苏联的竞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攻伐,实际上是再版的“十字军”之战。而中美两国的21世纪战略竞争主要不是意识形态之争。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美国没有什么大的战略利益;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也没有什么战略伤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美国“无害”的社会主义。苏联和美国的竞争,是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比优劣。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交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争霸、不称霸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与西方世界接轨的社会主义,是与西方利益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所以中美之间必然是文明竞争与密切合作的统一。
4. 竞争的队伍不同。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是联盟之间的群体竞争,是阵营竞争,双方都各自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阵营,即使是不在阵营内的国家,也必须有立场、有态度,要划线、要站队。而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总的来说,是属于个体竞争,双方都没有什么群体联盟和阵营,难以向对方“群起而攻之”。
5. 竞争的性质不同。苏联和美国的矛盾和竞争具有对抗性,因为苏联要打倒美国的社会制度,而美国也要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苏联是要把十月革命变成世界革命,美国是要把美国的民主制度变成世界的民主制度。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双方都是战略进攻,都是输出模式,苏联要输出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美国要输出的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模式,双方都要按照自己的模式去改变和塑造对手,去改造和塑造世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进攻型的社会主义,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是进攻型和扩张型的资本主义,要把全世界都变成民主世界、自由世界。而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则不同,中国不输出革命,中国坚持自己的特色,同时把自己纳入多元化的世界。
6. 竞争的风险不同。美国和苏联的竞争,是时刻准备打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竞争,双方的几次危机,都险些促成毁灭人类的大战。而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在军事上可以说是“中美无大战”、“中美无核战”的竞争。
7. 竞争的原则不同。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遵循的是“你死我活”、“你衰我兴”、“你胜我败”的零和原则。而中美竞争不是以“搞垮”、“战胜”对方为目的,从总体上来说,合作、互利、双赢、共荣的特点突出。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美国,这个地球也不能没有中国;未来的美国离不开繁荣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也需要一个繁荣的美国。
8. 竞争的结局不同。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把整个世界搞得非常紧张,代价高昂。而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将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中美两国在政治竞争、经济竞争、外交竞争、军事竞争等方面都会有新的创造,将会是人类有史以来,特别是近代国际社会形成以来大国竞争中最文明的竞争,并且会创造出一种竞争的文明,把世界大国的战略竞争推进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使世界更文明、更和平、更民主、更发展。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将以一种区别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征战式”竞争,区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冷战式”竞争,以国际赛场上的“跑道式”竞争,把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战略竞争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第三阶段。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战略秩序、战略规律、战略文化、战略文明。美国不能用与苏联进行竞争的思维和模式,来应对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实践。
想要美国繁荣,必须让中国繁荣
决定中美两国只能走“田径比赛”这条新的竞争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双方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利益联系,只能共同走向繁荣的贸易规律。当年,英国和美国之间有紧密的贸易往来,英国有赖于从美国进口粮食,而美国又是英国纺织品的最大市场,特别是英国在美国有着巨大的投资。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持有的美国政府证券超过了欧洲其他各国的总和。在1857年,美国七条铁路的证券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总额高达8000万英镑。英国首相利物浦曾指出:任何人“想要英国繁荣,都必须让美国繁荣”。看一看最近30年中国和美国之间贸易的发展和现在已经达到的规模以及未来的前景,同样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实:任何人“想要美国繁荣,都必须让中国繁荣”。
曾经一度在法国网民中出现过“抵制中国货”的倡议,但是马上就有网民这样回应:“抵制中国:我们首先要脱光衣服,把手机、鼠标、键盘、计算机屏幕、LCD、MP3、手表、汽车附件、摩托车等等从窗户口扔出去。各位做得到吗?”现在,全世界平均每个人每年要穿一双中国制造的鞋,要买两米中国产的布,要穿三件中国制造的服装,西方消费者的生活中已经离不开中国制造。中国用出口挣来的外汇购买的美元债券在支撑着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如果中国经济崩溃,那将是世界的灾难,即使中国增长的速度慢下来,也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构成威胁的不是中国的发展,而是中国可能发生的曲折和出现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中国发展,美国得利,世界受益”。
中美共创“大国竞争新文化”
将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从决斗场、拳击场转移到田径场,纳入“跑道比赛”的轨道,这是国际政治中的一场革命,是大国竞争文化的一次历史性创新。在这方面,欧洲联盟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对于21世纪的中国和美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在二战以前的1100多年中,法国和德国之间总共进行了200多场战争,平均每5年就开战一次。在这种千年对抗与争战中,败者是惨败,胜者是惨胜,两败俱伤的惨痛教训启迪了它们的政治智慧。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格局的重大变化,促使由来已久的“欧洲联合”、“欧洲统一”思潮再度盛行。早在1942年,丘吉尔就考虑欧洲在战后如何重振雄风,他提出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设想。1943年3月,多年鼓吹“欧洲联邦主义”的理查德库登霍夫倡导的泛欧大会在纽约举行第五次大会,主张在战后建立欧洲联盟。1946年9月,丘吉尔在苏黎世大学发表名为《欧洲的悲剧》的演说,号召“建立一种类似欧洲合众国的组织”。1948年5月7日—10日,在海牙召开了“欧洲大会”,有各国代表大约800人,包括丘吉尔、赫里欧、范齐兰、阿登纳等知名人士参加。大会发表了《告欧洲人民书》,表示希望能够有一个统一的欧洲、一个欧洲的人权宪章和执行宪章的法庭。联邦主义要求建立一个拥有超国家权力的联邦政府。二战以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戴高乐,成功化解了两个国家几百年的仇恨。由法国和德国作为“发动机”带动起来的“欧盟”组织,由于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货币、组建了共同的议会乃至军事力量,一个超强的地区联合体横空出世。
战后欧洲的合作与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奇迹。布热津斯基说:“我认为欧洲确实是个先行者,在美国有一种小看欧洲甚至用批判的眼光看欧洲的联合,这是种误导。……欧洲正在共识、平等和接受的基础上,尝试创造一个超越国家的机构。我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世界也会这样组织起来。……所以欧洲的这个尝试至关重要,这个尝试的成功对我们共同的利益都有好处。……欧洲不是抽象的,它是国家间交往和人民生活变革的体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在接受访谈时指出:“欧洲联盟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尝试。以前有过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联邦,就像18世纪的美国。但是欧洲很独特,它们没有建立联邦,而是建立了一个比其他国际组织关系更紧密的联盟,而且各国并没有丢失自己的国际地位。这种形式非常好,因为这消除了上个世纪导致欧洲国家相互斗争的竞争关系,从而避免了破坏性的后果。现在无法想象德国和法国会发生战争。欧盟会一直存在下去,它有益于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会一直发展下去。一些人认为它会发展成联邦,欧洲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国家,就像美国。但是我怀疑这种可能性,我对欧洲联盟的发展是看好的,但是我不认为它会发展成单一的联邦国家。”
欧盟统一的进程,比政治家的预测更为乐观。2009年11月3日,欧盟通过了《里斯本条约》。随后不久,又推举了欧盟“总统”和“外长”,一个“欧盟准国家”出现在世人面前。
如果说,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由战争竞争到联盟合作、建立统一国家的历史性转变,如果说欧洲联盟是二战以后大国竞争的第一个伟大创造,那么中美两国今后50年的战略竞争,将会有第二个创造,即创造出大国竞争新的文明模式。中美战略竞争新模式的创造,将比欧洲联盟的创造更加伟大。因为欧洲联盟是“同质”联盟,是相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关系的创造,是在欧洲地区范围的创造,有它的局限性。而中美战略竞争新模式的成功创造,则是不同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在冠军国家和潜在冠军国家的战略位置上所进行的具有深远全球意义的创举,必将为民主世界、合作世界、文明世界、和谐世界的构筑做出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