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时期，如今在全世界的范围里——我很遗憾地说，也包括在中国——律师、政客、地方官员和共和国的总统都是用欺骗的方法让警察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在现代社会，律师、政客、地方官员和共和国的总统告诉警察他必须履行职责，因为这是为了社会的利益，为了他的国家的利益，而社会的利益意味着他，这个警察，能够按时得到薪水，如果没有薪水，他和他的家人会饿死。对警察说这番话的律师、政客或者共和国的总统，我认为，他们使用了欺骗的方法。我说它是欺骗，因为国家的利益，对警察意味着每周15先令的薪水，这仅仅使他和他的家人不至于饿死，而对律师、政客、地方官员和共和国的总统来说，意味着每年1到2万英镑的收入，住着好房子，享受电灯、汽车和舒适奢侈的一切，而上万人不得不用血汗劳动来供养他们。我说它是欺骗，因为如果没有对荣誉感的认同——这种荣誉感让赌徒把他口袋里的最后一个便士付给赢了他的人——如果没有这种荣誉感，导致社会的贫富不均现象的所有财产的转移和占有，和在赌桌上金钱的转移一样，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和约束力。因此，律师、政客、地方官员或者共和国的总统，虽然他们谈及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但真正依靠的是警察无意识的荣誉感，这种荣誉感不但让他履行职责，而且使他尊重财产权，并满足于一周15先令的薪水，而与此同时，律师、政客和共和国的总统却得到每年两万英镑的收入。我说这是欺骗，因为当他们如此需要警察具有荣誉感时，他们，这些现代社会的律师、政客、 地方官员和共和国的总统，却相信政治中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并且毫不隐瞒地按照这一原则说话和行事。           

　　你们可能还记得，我告诉过你们卡莱尔说的话——君主统治我们的权利，如果不是神授的权利，就是残忍的错误。现代的律师、政客、地方官员和共和国的总统进行的这种欺骗就是卡莱尔所说的残忍的错误。正是这种欺诈行为，这种现代社会公务人员的狡猾，一边按照政治上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的原则说话和行事，另一边却仍然在似是而非地谈论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正是这种狡猾，如同卡莱尔所说的，引起了我们如今在现代社会所看到的“普遍的苦难、反抗、错乱、激进的起义的狂热，暴政复辟的寒流、无数人的兽性退化和个体的过度轻率”。简而言之，正是这种欺骗和武力的结合，狡猾和军国主义，律师和警察，催生了现代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这种武力和欺骗的结合凌辱了人类的道德感，引起了愚蠢的行为，使无政府主义者用炸弹和炸药来反抗律师、政客、地方官员和共和国的总统。                                               

　　事实上，一个人民没有荣誉感、政治上没有道德的社会，我认为是不能团结的，至少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律师、政客、地方官员和共和国的总统赖以实现欺骗的警察，会由此陷入自我矛盾中。他被告知他必须为了社会的利益履行他的职责。但是他，这个可怜的警察，也是另一个小社会的一部分——至少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他是这个小社会里最重要的部分。那么，如果有某种其他的途径，也许是当一个反警察分子，能比当警察得到更多的报酬来改善他和他的家庭的条件，而且也意味着对这个小社会有利，那样，这个警察必然迟早会得出结论，由于政治中没有像荣誉感和道德这样的东西存在，如果他能得到更好的报酬，而且也意味着对小社会有利，那么，没有理由再支持他去做一个警察，而不去做一个革命家或者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个社会中，当警察一旦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他能得到更好的报酬，就没有理由不去成为一个革命家或者无政府主义者，这时，社会就被注定了结局。孔子在《春秋》中讲授了他的国家宗教并揭示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那时的社会，正如今日的世界，公务人员没有荣誉感，政治中没有道德——注定了要灭亡；当孔子写这本书的时候，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不过言归正传，我认为，没有荣誉感的社会不能团结，不能持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人类社会中，即使在像赌博和生意这样的小事或者无足轻重的事情中的人际关系里面，对荣誉感的承认也是如此重要和必要，那么在人类社会的重大人际关系中，在这种建立了社会中两个最本质的制度，即家庭和国家的关系中，它必然更加重要。就像你们都知道的，历史上所有民族的公民社会的兴起总是开始于婚姻制度。在欧洲的教会宗教把婚姻变成一种圣礼，也就是说，某种庄严而神圣的东西。在欧洲，婚姻圣礼的合法性是教会赋予的，圣礼的权力来自神。不过这只是表面的、形式的，或者可以说是法律的认可。婚姻的神圣性，其真实的、内在的、真正的约束力——正如我们在没有教会宗教的国家所见到的那样——是荣誉感，即男女之间的君子之法。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换句话说，对荣誉感的认同——君子之法——在所有公民社会的国家中，建立了婚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建立了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