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孔子教导的国家宗教是一个荣誉的法典，而且我告诉过你们，孔子是从君子之法中形成这个法典的。但是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在孔子时代之前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就已经存在着不明确的、不成文的君子之法。孔子时代之前中国这种不明确的、不成文的君子之法的法典就是礼，即礼貌、修养，或者说举止得体之法。历史上，在孔子时代之前不久，中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此人被誉为中国伟大的立法者，人们通常称他为周公（公元前1135年），他最先详细说明、整理、制定了一部成文的君子之法，也就是中国那时所说的礼，即礼数、修养、举止得体之法。周公创造的中国首部的成文君子法典，称为《周礼》——周公的礼法。这部周公礼法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前儒家学说的宗教，或者，正如基督教之前犹太民族的摩西律法一样，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旧体制宗教。正是这旧体制的宗教——首部君子之法的成文法典，也叫做《周公礼法》——它第一次在中国赋予庄严的婚姻和圣礼以合法性。因此，中国人至今还把婚姻圣礼称为周公之礼——周公的礼法。通过婚姻圣礼制度，中国的前儒家学说或者旧体制宗教建立了家庭。它曾一度保证了中国所有家庭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因此在中国，这种周公礼法被认为是前儒家学说或者旧体制的宗教可以被称为是一种家庭宗教，以区别于孔子后来教导的国家宗教。
现在，孔子在他教导的国家宗教里，对在他之前已经存在的我所谓的家庭宗教，提出了一个新体制。换句话说，孔子在他教导的国家宗教里提出了对君子之法的一个新的、更广泛、更全面的应用。而且就像家庭宗教，或者说他所处的时代之前的中国旧体制宗教创立了婚姻的圣礼一样，孔子，通过在他教导的国家宗教里提出君子之法的新的、更广泛、更全面的应用，制定了一个新的圣礼。孔子制定的这种新圣礼，不再称为礼——礼法，他称之为名分大义，我翻译成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荣誉的法典。通过名分大义或者荣誉法典的制定，孔子让中国人不再信仰从前的家庭宗教，而代之以国家宗教。
在孔子的时代之前，由于人们处于旧体制即我所谓的家庭宗教之下，一个家庭中的妻子和丈夫受到了婚姻圣礼即所谓的周公之礼、周公礼法的约束，以保持他们婚姻契约的神圣，并且绝对遵守它；同样地，在他现在提出的国家宗教的新体制下，孔子说，每个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君主、中国人和他们的皇帝，要受名分大义这一新圣礼的约束——国家宗教建立的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荣誉的法典——忠于他们之间的契约，把它当做庄严而神圣、需要绝对遵守的事物。简而言之，这个由孔子制定的称为名分大义或者荣誉法典的新圣礼，是忠于契约的圣礼，正如旧圣礼的周公之礼——在孔子时代之前制定的周公礼法——是一种婚姻的圣礼一样。通过这种方法，如我所言，孔子提出了君子之法新的、更广泛的、更全面的应用，而且由此给我所谓的他的时代之前的中国家庭宗教以一个新体制，使之成为国家宗教。
换句话说，儒家学说的国家宗教把忠诚契约变成圣礼，正如孔子时代之前的中国的家庭宗教把婚姻契约作为圣礼一样。正如依据由家庭宗教建立的婚姻圣礼，妻子要绝对忠实于她的丈夫一样，在中国，根据孔子倡导的国家宗教所建立的被称为名分大义或者荣誉法典的这种忠诚契约的圣礼，中国人要绝对忠实于皇帝。在中国，在孔子倡导的国家宗教里，这种忠诚契约的圣礼可以被称为忠诚的圣礼或者宗教。你们可能记得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孔子在某种程度上宣扬了君权神授。但是与其说孔子教导了君权神授，我更愿意说孔子教导了忠诚的神圣责任。在中国，孔子教导的这种神圣或者说绝对忠诚于皇帝的责任源自它的合法性，不像欧洲的君权神授的理论那样，其合法性来自于超自然存在的权威，即神或者某种深奥的哲学，孔子所教导的合法性是来自君子之法——人的荣誉感，在所有国家中让妻子忠于丈夫的相同的荣誉感。事实上，孔子所倡导的中国人绝对忠实于皇帝的责任，它的合法性来自于使商人信守承诺履行合约、赌徒愿赌服输的同样简单的荣誉感。
那么，既然我所说的家庭宗教，这种宗教，包括中国的旧体制的宗教以及所有国家的教会宗教在内，是通过圣礼的制度和婚姻的神圣性建立了家庭，因此我要说，孔子教导的中国的国家宗教，是通过这种忠诚契约的新圣礼制度建立了国家。如果你认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圣礼和建立婚姻的神圣性的人，为人类和文明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就会理解当孔子制定了新圣礼、建立了忠诚契约的神圣性时，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婚姻圣礼的制度保证了家庭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没有它人类就会灭绝。忠诚契约的圣礼制度保证了国家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没有它人类社会和文明就会全部毁灭，而人类会重返原始或者动物状态。因此，我告诉你们：孔子为中国人民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是他赋予了他们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这是一个国家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的基础，而且借此，他使这一观念形成了一种信仰——国家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