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穿过笑骂评说，谁解真实心境（二）

　　对农民的心疼，对时代的欣喜　

　　在贾平凹变成一棵树以前，我们还要继续谈话。我设定的第二个版块是农村，所以我会提到小说《秦腔》。当年《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传来，贾平凹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他给屋子里的佛像烧了香，给父母遗像前烧了香，去街上吃了一顿羊肉泡馍。　

　　贾平凹说过：“动笔写这本书时，我不知道要写的这本书将会是什么命运，但我在家乡的山上和在我父亲的坟头发誓，我要以此书为故乡的过去立一块纪念的碑子。”　

　　而让我印象深刻的，则是另外两段话。一段在《秦腔》的后记里，贾平凹写到：“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地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里都是难活。” 另一段话，是《秦腔》获奖的领奖辞中，贾平凹也说：“有幸生在中国，有幸中国巨大的变革。”　

　　邱晓雨：这两段话，一方面我看到你对农民的心疼，但是还有一方面，是你对这个时代的欣喜，这是不是一种矛盾？　

　　贾平凹：这是角度不一样，你比如说从整个国家发展来讲，国家在复兴，在强盛。这是作为每一个中国人，他都感到，活在这个时代很有意思，起码看的事情特别多。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人一生经历是两个世界，起码是两个人生，一个是白天发生，一个就是晚上做梦，你比如说从这个国家发展，正好在我的爷爷辈，我父亲辈，那都是贫穷的中国。起码到我这一辈，眼看着改革开放，一步步看过来的，觉得这个时代还是好，而且你从整个国家来讲，改革开放绝对是一个好事，但是具体到某一个人，具体到农民来讲，就是不幸的事情。因为国家，每一个人生命就是六七十年，或者七八十年。这个生命期正好处在国家在改革的时期，失去土地，要到城里去，流离失所，儿女都出去打工了，也没人孝顺你，医保啥都解决了，因为我见过我几个同学，和我年龄差不多，现在还在西安打工。　

　　我这人就老怀念小时候，那个时候虽然没吃的，少穿的，大家都围绕着土地，是快乐的。现在是有吃的了，也有穿的了，但是好像流离失所地漂泊着生活，过这种日子是不行的。但是从国家的角度，那是大型的。这就是看角度，从一个写作者，从一个曾经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对家庭、亲朋好友还在的那个地方，对我的故乡来讲，确实农民的命运是不好的。拿我个人命运来讲，又是好的，是吧？那时候上大学以后就留下来，正好在城市，又开始写作，这看从哪一个角度来讲的。

　　再没有那些很温暖的东西，那些人就没法活了　

　　不同的角度里有不同的人生诠释，有人把说《秦腔》看作《废都》的延续，因为主题中浸透了一种“废”的情绪，认为也可以称之为“废乡”。从乡村到城市的贾平凹，除了站在城市的角度写《废都》，站在农村的角度写《秦腔》，还有站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作品《高兴》，我们来听听《高兴》的第一章中的一段文字：　

　　“这是2000年10月13日，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警察给我做笔录。天上一直在刮风，广场外的那些法国梧桐、银杏和楸树叶子悠悠忽忽往下落，到处是红的黄的，颜色鲜亮。　

　　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是白公鸡。以清风镇的讲究，人在外边死了，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白公鸡有两斤半，最多两斤半，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我就生气了。胡说，啥货我掂不来！我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当然没说出我是干啥的，这婆娘还只顾嚷嚷：复秤复秤，可以复秤呀！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　

　　警察是要制止争吵的，但他发现了用绳子捆成的被褥卷儿。这是啥，警棍在戳。石热闹的脸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过一样，全灰了。这人说什么不成，偏说是捆了一扇猪肉，警察说：猪肉？用被褥裹猪肉？！警棍还在戳，被褥卷儿就绽了一角，石热闹一丢酒瓶子撒腿便跑。这孬种，暴露了真相，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了我，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旗杆上。”　

　　刚才我们听到的讲述，就来自贾平凹笔下的人物刘高兴。你可以想象么，当城市灯红酒绿，车来车往。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高兴背着一具尸体，走在繁华的大街上。　

　　贾平凹眼中的刘高兴，该如何面对这种情景呢？　

　　邱晓雨：不知道你看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吗？　

　　贾平凹：书我没看，电视剧断断续续看过。　

　　邱晓雨：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高兴”，就能想起“张大民”，虽然一个是进城去打工的人，另一个根就在城市里的，但他们好像有一种态度很相似。而且，我看得出来你也希望用一种很温和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所谓的悲伤和残酷。　

　　贾平凹：再没有那些很温暖的东西，那些人就没办法活了。那种信念，它像宗教一样，就是提升人精神的，也可以是麻醉人精神的。不管你有没有那些信念，人毕竟是一个精神动物，谈恋爱精神来了，你可以跑到城南，下雨都能跑到城南；精神不好，叫你下楼，你也懒得爬下去，道理是一样的。　

　　而且现在农村的农民，和50年代小说里面描写的农民，他是两码事情。现在农村大量的年轻人都是高中毕业生，最起码都是初中毕业生，都是有文化的人，只是他的环境不一样。我说农村人和城里人比较，他差不多的，因为他见得少，他经见少，他智慧一样的。只要农村孩子到城市来，呆头呆脑的啥都不知道，想摸一下，但是待过一年，他也和城里孩子也没什么区别，智力是一样的，只是见得少而已。农村年轻农民也是这样，他现在想法不一样。为啥现在今年出现民工荒，而且现在民工难管理？现在就是80后的打工，他想法多得很，太苦他不愿意干那个东西。他想法不一样，和以前的不一样，所以说整个人群发生变化了。　

　　如果是现在你再写农村，再写成闰土那样子农民形象，或者再写成50年代小说里边的农民形象，那是不真实的，那是胡编，那是没有生活了。实际上现在到乡下去，大量农村的年轻人，在城里待过一段时间，他把衣服一换，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乡下的，哪是城里的。　

　　邱晓雨：你提到闰土，特别有意思。前两天我在一个地方洗头，给我洗头的小姑娘看到我在看资料，当时我在看你的资料，为了做提纲。突然她说贾平凹是我们老乡。我说你看过他什么东西。她说看过啊，是不是写一个人戴了个银项圈，拿了个钢叉，是一个脸盘圆圆的人？我说那是鲁迅写的闰土。　

　　贾平凹：对，对，现在好多打工的，读书的越来越少，好多打工的，他连报纸他也不看，因为没有时间看，到哪儿看啊。　

　　邱晓雨：可是你写那么多农村的故事，他们进城来的故事，你希望让他们看到吗？　

　　贾平凹：对于作家来讲，希望他看到，但是实际上看不到。这就像，我举一个例子，写腐败，写反贪的小说，哪个贪官看了，反倒都给不贪污的人看了，写民工，实际上民工看得少，都是给不是民工的人来看，引起社会一些关注就对了。

　　刘高兴现在的日子还挺好　

　　邱晓雨：“刘高兴”我知道是有原型的。上次我们节目采访你的时候，你正写《高兴》，他现在怎么样了？　

　　贾平凹：现在活的也乐哉着，那是个乐天派，有些人他有时性格，有时本身就乐哉，那个人心特别大，他也不追求多大的财富，就一向乐呵呵的。举个例子，有些人的性格特别硬，有的在战争中，他表现得不像刘胡兰，我老觉得刘胡兰，当然有一个信念问题在里头，也有一个性格问题在里头，犟得很，肯定是这方面，两个组合起来，好多人性格都不一样的。刘高兴他现在日子过得还挺好的。　

　　邱晓雨：所以性格也会决定他们的命运。　

　　贾平凹：嗯，刘高兴有意思，刘高兴被贵州电视台请过两次，带着他老婆去，回老家，听老家人说是他拍了有几百张照片。他去了，见人就给人夸耀，印的名片名字叫做刘高兴，我在那儿写字，他也在他家里写字，也写了三万字那个东西，别的地方也给他发了。现在他拍电影，拍电影给我打电话，就说他们在哪儿拍电影，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把那卖给人家，导演与我就无关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跟导演说，叫我当一个啥角色，我说我推荐不了，因为导演的事情，编剧无权干预。后来人家就跑到摄制组，导演还叫他表演了一下午。　

　　邱晓雨：就是刘高兴自己去了？　

　　贾平凹：嗯，表演一下，人家也看不上，导演也看不上。然后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谁谁，有一个书店，人家让叫签名，你去不去，我说我忙得很，我不去，他说你不去，我就给签名了。他就在我的书上给签名，把我气得，我说你在我书上签什么名嘛。他那个人。　

　　邱晓雨：他签在《高兴》那本书上？　

　　贾平凹：嗯，就是，那个时间他们只想让他凑一下，签个名，卖得好一点。我不去了，他就去给人家签名了，我把他训斥了一通。

　　写多了以后，人越来越害怕　

　　和高兴一样，贾平凹也是从农村来到城市。1952年，贾平凹出生在陕西省丹凤县一个23口人的大家庭里。他最早的文字经历，开始在18岁时家乡的水库修建工地上，那是一份《工地战报》。　

　　之后，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贾平凹曾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现在，他是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美文》杂志主编。　

　　从1973年开始算起，贾平凹出版的作品版本达到300余种，被翻译成英、法、德等文字在多国出版。其中最著名的三部曲也分别获得不同奖项。《浮躁》于1988年获得美国飞马文学奖；《废都》在1997年获得法国女评委外国文学奖；而《秦腔》则在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邱晓雨：现在回头看，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带走了什么？　

　　贾平凹：在年轻时写作也跟赌博一样，谁也看不来前头。我现在当编辑，因为我一辈子都是写作和编辑，好多作者来跟我说，你看行不行，能行，如果能成，我哪怕这一阵吃坏一点，穿烂一些，我也奋斗个几十年，就害怕受苦受难几十年，最后一事无成，那还不如我现在干别的啥。我这话谁也不跟你说，谁也跟你下不了这结论。当年我也是这样一个人，也没人跟我回答。但是我觉得，你自己有一个感觉，有感觉，能不能成，有感觉。我举个例子，我每次端了一碗饭给你，我第一次见你，端碗饭给你，这个碗你从来没用过，但是你一看，就知道自己能吃完还是吃不完，这有感觉吧，真有这感觉吧？你不可能傻到拿个脸盆，有一脸盆饭，你说我能吃了，那除非脑子有问题，一般都能感觉，写东西，搞别的事情也是这样，我能不能拿下来，我自己有个感觉。　

　　邱晓雨：但我知道像《废都》，包括像《高兴》，包括像《秦腔》出来的时候，你在结稿的时候，好像都会有一些后记或者文字，态度是诚惶诚恐的。　

　　贾平凹：那对。写得多了以后，人越来越害怕，这像开车一样，开头的时候，啥都不怕，越开越胆小。写作也是的，越写，最后就是自己不知道。就恐惧写作，就不知道写作到底是个啥样子，反倒没自信了。　

　　邱晓雨：越写越好，那就意味着越写越怕。你现在是到了最可怕的巅峰吗？　

　　贾平凹：现在说不来，我最近正写一个东西，看今年就出来了吧，下半年吧。　

　　邱晓雨：如果我们要给世界范围的读者推荐你的一部作品，只能是一部，会是什么？　

　　贾平凹：看《废都》，我这个作品，有时候难翻译得很，《废都》恐怕还能接受一点。　

　　邱晓雨：语言上的那种味道不会流失太多，不全是无法准确翻译的方言。　

　　贾平凹：对，实际上《废都》是我不到40岁写的，那时候还有激情，有激情，但是写得比较粗一些，但是他有激情在里头。到50来岁，写东西，后来写得更圆熟一些，但是里面激情的成分相对就少了，这也是必然的。但是现在叫我再写，好多人说你20多岁、30来岁写下的散文有意思得很，我现在写不了了，回不了那个青春期，青春也真是小鸟也一去就不回来了。

　　其实癞蛤蟆从来不想吃天鹅肉　

　　在给贾平凹设定的四个主要话题“病、农村、女性和爱情”当中，上一期我们聊到了他关于“病”和“农村”的感受，主要关注的作品是《废都》《秦腔》和《高兴》。接下来我们会说到的是“女性”和“爱情”。　

　　贾平凹18岁开始在水库的小报上和文字亲近，26岁时凭借小说《满月儿》获奖，之后又在而立之年经历出道4年最集中的批评。《二月杏》《鬼城》等作品对生活的消极表现，让他遭遇大量的批判。之后，《废都》的风波又让他承受更为巨大的压力。当那些起起落落已经成为昨天，贾平凹的青春也一起留在永不再来的甘苦岁月中。　

　　邱晓雨：但是在书里面会描写很多主人公的青春，他们的青春像小鸟一样留在那儿了。比如像《高兴》里面，他和孟夷纯有一段感情，你怎么定义他们的这种感情？　

　　贾平凹：现在在城里打工的，大部分都是，据我了解，大部分都是同居者。同居有各种原因，一个是爱慕产生爱情的，也有是生活困难，居住在一块的也有，互相照顾的也有，也是各种原因吧。孟夷纯和刘高兴这一种爱情，因为两人同时都是社会底层的人，感情问题，他已经要门当户对。　

　　为啥要门当？那个时候是反对门当户对，其实门当户对这词儿不一定准确，但是他意思应该是准的，俩人的社会地位、价值观、兴趣差不多，俩人才有共同语言。错得太高，错得太远，俩人就说不到一块，倒不是说经济问题，处不到一块，话说不到一块。除非一个人经济特别好，那个人还能容忍，如果两人经济水平差不多，俩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水平不一样，看问题角度不一样，那两天就分手了。所以刘高兴和孟夷纯，他们都是农村来的，都是最底层的，他容易产生感情。　

　　我们说《红楼梦》焦大不爱林妹妹，那是必然的，因为他想都不想那些事情。原来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其实癞蛤蟆从来不想吃天鹅肉，因为它太远了，离它太远了。到啥地步信啥话，但是差距就是一个台阶，你上了第一个台阶时候，可能想第二个台阶上的事情，你不可能想到几十个台阶，几十个台阶，你不了解那上面是啥东西。比如我当科长，我整天梦想怎么颠覆你这局长，我取而代之。我绝对不可能想颠覆温家宝。因为与他太远，做梦也不会想那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