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浮华时代之中的本真质感（三）

时间:2011-10-14 15:26　　　来源：中国台湾网

　　我不相信有来生　

　　《尘埃落定》十年后，阿来的长篇小说《空山》问世。如果说《尘埃落定》是封闭完整的故事，《空山》则像是绽开的花朵，共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人和事都指向 “一个村庄秘史”的重大主题。小说借助阿来对于藏族村庄深厚的体验，揭示出那些被人漠视麻木的伤痛。而对于人与自然，政治与文化、宗教社会和谐与进步，这里也有深刻的思考。宗教，曾在阿来的作品中被屡屡提及，在他的成长里又构成了哪些影响呢？　

　　邱晓雨：你刚才提到佛教，你从小是在一个宗教的环境成长的，这给你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阿来：我自己原来的生活环境，我觉得给我两个东西，第一我觉得造就了我跟自然的那种对话能力，或者是热爱自然——说得更俗一点；第二个就是有宗教感，但是我这个人肯定是不拜菩萨。　

　　邱晓雨：什么叫宗教感，敬畏吗？　

　　阿来：宗教感我觉得就是一种对命运的敬畏，宿命感。　

　　邱晓雨：你相信有来生吗？　

　　阿来：不相信。就是因为我也受一点现代科学的影响，觉得来生不能实证，没有人能证明给我们看。听说过，在佛经里看过，我大量的阅读过佛经，当然谁不希望有啊，有肯定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它也是两说。如果有的话，你也得知道，现在即便是按照他们说，大部分人还是对前世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前世就没意义，对吧。　

　　邱晓雨：你觉得不知道，还不如没有？　

　　阿来：等于没有，不知道就等于没有，所以也许有，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知道就等于没有。我倒是希望有，但是如果是老要一个高僧来告诉你说你是有的，我不知道你告诉我有什么劲啊，我还是不知道。　

　　邱晓雨：你觉得在西藏整个地区，藏传佛教对它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影响？　

　　阿来：我相信它是弊大于利，不好的地方多。　

　　邱晓雨：在哪些方面？　

　　阿来：一个是所有的宗教，它趋向于那一种，希望这个社会是稳定的，稳定就是不变化的，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国家政府说的稳定不太一样，我们政府说的稳定是老百姓不要闹事，他这个稳定就是期望不变化，不变化。那么它宗教解释这个世界就更容易，因为他们描述的主要是过去那个世界，也是针对在那种世界状况下人的心态，对他的宗教信仰不断进行阐释，然后让人家相信。　

　　邱晓雨：就是说唱人可以讲不变的故事？　

　　阿来：对，但是这个世界在变化。

　　知识分子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讨谁高兴来活的　

　　阿来：我曾经在青海湖边，我就跟一个活佛一起，青藏铁路快开通了，把他拉在车里，我也在，路上我问他，我说这个铁路好不好，第一天他没回答，第二天突然他说，昨天你问我的话我现在回答：铁路，对老百姓好，对宗教不好。他说的是老实话，当然这是我们作为朋友关系，对我来讲，他并不是什么宗教人物。　

　　邱晓雨：因为火车通往了现实。　

　　阿来：对，对，而且有人已经早注意到了，就是法国有一个历史学家，他研究中亚或者中国北方，蒙古，包括西伯利亚的历史，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草原帝国》。在中国有多种译本，他其中就分析了几个国家，第一个北魏，这是在我们山西创造大同石窟那个国家。北魏是鲜卑人进入到中原，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的国家。那时，北魏曾经是最强大的，文化也是最灿烂的。它的衰亡就是接受佛教，接受佛教就是不再进取了，立地成佛了。佛教的好处是平和，没有太大的进取性与侵略性，但是就这个民族本身而言，他的进取心也随之消失，进取心消失了，他就走向衰落，就失去了战斗意志。　

　　邱晓雨：你认为它会挫人的锐气？　

　　阿来：对，但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格鲁塞说的，我只是同意。　

　　邱晓雨：他认为是挫人的锐气。　

　　阿来：对，最后它慢慢衰落，最后蒙古人也是这样。蒙古帝国，当然他失败有很多原因，其中也是他在后期接受了西藏的佛教，也是慢慢慢慢就这样了。其实西藏差不多也是，因为它是在最强盛的时代，最强盛的时代，7世纪、8世纪、9世纪，那个时候东边是唐朝，西边是波斯，他在这中间两边抗衡，而且差不多是三足鼎立的局面，经常跟波斯人发生战争，当然更频繁的跟唐朝发生战争。但是后来他接触佛教以后，慢慢慢慢失去这种战斗的能力，更何况他大量的人口出家，不从事生产，最后西藏没有太大的变化，人口也开始递减。当然我说的这些，藏族人大部分绝对都很不高兴，过去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说。但是我觉得一个民族，总归得有人说一些让大家听不了高兴的话吧。历史本身的真相跟事实，总得有人把它说出来，现在我也想清楚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讨谁高兴来活的，我们大概就是那种讨人不高兴的。　

　　关于“知识分子“这个词，今天我们听到它的频率好像越来越低。不过在”作家与世界”系列深度访谈中，我们很难忽略它。有人认为莫言的《丰乳肥臀》中，主人公上官金童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莫言也在节目里提到，胆怯和懦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通病，这让我们不敢追求真理。王安忆则说，作家都是软弱的，所以在真实的世界以外，虚构一个世界。而阿来，我不知道是藏族血液里的成分，还是在高高的寂寥的山村，在广袤自然中的成长经历，让他敢于做一个讨人不高兴的知识分子。

　　希望和阿凡达一样去往未来　

　　除了作家，阿来还曾经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身份。从1994年《尘埃落定》写出至1998年出版期间，阿来离开小说进入另一种生活状态。他从阿坝州一家杂志辗转到了四川成都的《科幻世界》杂志社，并且编辑做起，逐渐成为《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科幻世界》也在阿来手里由一本杂志变为五六种，生长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尽管为了自己的小说《格萨尔王》，目前的阿来早已辞去了在杂志社的一切职务，但是他的这重身份，他对于科幻世界的热爱，让我期待他在下面的问题中，可以给我和其他作家迥然相异的答案。　

　　邱晓雨：没有任何时空的妨碍，你想去往什么样的地方？　

　　阿来：其实也是未来，能跟阿凡达一样，在以前穿越时空去一个一千年以后的，隔我们大概有十亿光年的一个星球，看看另外的世界，地球上是怎样的。　

　　邱晓雨：看看另外的世界，未来是什么样子。　

　　阿来：对。　

　　邱晓雨：如果跟一个活着的，或者死了的，虚构的，或者真实的任何一个人，你可以跟他喝茶聊天，你会选谁？　

　　阿来：我希望是一个音乐家。　

　　邱晓雨：为什么是音乐家呢？　

　　阿来：因为音乐，它那种方式，可以不必开口聊天，我们可以喝茶，然后他把他最好的音乐带来。　

　　邱晓雨：你是说你喝茶，他给你演奏吗？　

　　阿来：不用演，大家一起听它，比如说他可以带个CD来，带个什么东西来，我们共同来听他演绎的这个东西，也可以是作曲家自己的，也甚至可以是一个，比如说肖邦，比如说李斯特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觉得语言在帮助我们交流，但是语言使人经常感觉到，有很多意思又在这个语言之外，光靠语言不能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后来我在现在所有的艺术形式当中寻找，我觉得音乐大概是比较好的方式。我自己现在差不多是一个古典音乐迷，我觉得这些音乐这样的一个方式，它有点接近我在追求的那种语言想达到的这样一个自然的状态。　

　　邱晓雨：刚才你说过，有的电影画面，其实不能完全把你书里的文字内容反映出来。　

　　阿来：对。　

　　邱晓雨：也有一个说法，文字的尽头，音乐响起。　

　　阿来：对，我觉得可能音乐是，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放一段好的音乐，我觉得什么都不用讲。　

　　邱晓雨：知音嘛。　

　　阿来：比如说肖邦他弹他的《雨滴》，我想我就了解他了。　

　　邱晓雨：可以认为是你想跟肖邦见见吗？　

　　阿来：也可以这么说。

　　要关注文化的地位，而不是文化人的地位　

　　对于当今世界，对于中国社会，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着眼点。在我们采访到的作家中，很多都是“两会”代表，作为文化届的代表，他们会有各自不同的提案或者建议。身为四川省作协主席的阿来，就是在他到北京参加（2010年）“两会”时接受我采访的。在我们国际台的录音间里，他把自己在“两会”上讨论的一些话题，也带到了我们的节目里。　

　　阿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文化问题，提了两点，理论上我都很赞同，就是政府你做文化，基础的文化设施，图书馆、博物馆这些多建一点，不要卖门票，让国民都受受这些教育，就在乡村建一些小型的图书馆、文化站，都对。第二个呢，文化产业化，就是把所有可以挣钱的文化都推向市场，这个也对，也不对。对，当然，它应该能产生价值，为什么不创造价值，经济价值也是一种价值，但是我们推向市场以后，我们对文化产品的品质，应该有要求，就是政府的管理，你要跟上。现在一股脑儿把什么都推向市场，结果是大量的低俗的东西泛滥，好像我们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GDP的标准，希望你创造价值，这个我不反对。第二个，我们中国好像只有对文化艺术的政治标准，不要反我们现行体制，别的我就不管，而放弃了艺术标准。没有艺术标准，中国人慢慢都失去应有的品味了。这是真正重要的，我觉得有些时候，思想意识上有一点质疑，也不一定就叫反体制，要包容，要允许思想与思辨。　

　　文化产品要有品质，不是说老百姓不要娱乐，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这个不能拿市场经济打掩护。如果什么都用市场经济打掩护的话，美国、英国这些国家，法国这些国家，他们都几百年资本主义，那他就没文化了。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文化很高，市场化的，不要一推了之，就是我想我在文化界工作，这个情况感受颇深的。再一个，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也跟政治体制改革挂在一起，你别老改下头，不改上头。我们政府里头，管理文化的部门，真是蔚为大观，我们别的部门都可以合并，比如说信息部跟什么部合并，大部之间的合并，就是政府减少部门，但是我们管理文化的部门是最多的，不就一个文化吗，要这么多部门管吗？　

　　邱晓雨：要是你管的话，会留谁，还是说合并？　

　　阿来：就是合并，它的功能相应合并。你不要政出多门，就是别老改下面，不改上面，要改大家一起改。我觉得尤其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种层次上，我觉得要引导大家，现在好像有一个倾向，农民工你就代表农民工，当然要代表，但是我们应该关怀所有的事情。　

　　邱晓雨：除了刚才你提到的对这些文化问题的看法，关于中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你有没有构想过？因为你本身是这个行业里的人。　

　　阿来：构想？一个是，这个行业的人，国家有些相关政策之外，这个行业人自己要有点自律，就是我们这个行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要知道文化产品跟物质产品不一样，它确实有精神属性，它出来，除了它本身作为物质，一本书跟一个纸杯一样，会赚一点利润之外，它确实对人的情感、对人的思想，是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但倒不是说一本书就把一个人改变了，但他日积月累，真会改变些什么，所以，这个行业的人要自律。　

　　同时国家你既然有这么多的管理部门，不要只管政治，也要管艺术。要改革，改革就是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少管。现在我们文化是管得太多，因为那么多部门都要行使权利。而且行使权利，我们的经验往往不是来帮助你，而是说这个事不能改，那个事不能改，或这个事要小心，到处插牌子，说这儿有地雷——大家看过《地雷战》，通往目标的路上到处都可能有地雷——这个不大好，不能真正的解放思想。文化要解放生产力，首先要解放思想。而且我说过，我们中国两次大的变化，近代以来，五四运动是从文化变革开始的，包括新时期，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从文化思想界开始的，但是现在我们的改革就只是关注经济改革。五四运动又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所以现在人不理解，胡适他们最早的文章，陈独秀他们的文章是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为什么是从文学开始的，其实我们知道，是从思想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的，都是思想文化界的事情。　

　　邱晓雨：包括欧洲文艺复兴也不仅仅是关系到文化。　

　　阿来：对，资本主义开始之前是文艺复兴运动，文化都是先驱，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看为文化是经济的一个附属的部分，降低了文化的地位，但是降低文化，倒是不在于说降低了几个文化人的社会地位，最重要是降低了我们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水平。　

　　邱晓雨：不是文化人的地位，而是文化在人心里的地位。　

　　阿来：对，对，是这个。但是很多文化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就老在强调说你们降低了我们文化人的地位。我说跟文化的地位相比，文化人的地位算个屁。　

　　邱晓雨：所以要的是用更好的书，来提升文化在人心里的地位。　

　　阿来：对。

　　我越来越像一个作家了　

　　作为一个文化人，阿来的影响越来越大，也不断地推动着文化的发展。从水电建筑工地上的民工，到偏僻山寨的乡村教师，再到大城市当中的一名编辑，阿来走了很多路。　

　　这当中，写作是他一直的坚持，也是曾经让他找不到着落的一块土地。　

　　阿来的第一部小说集叫做《旧年的血迹》。那个20多岁的阿来，曾经在当时陷入茫然和怀疑中。他觉得自己不只是焦虑，而且是很恐怖。当文学从爱好变成选择，他担心自己能不能做这个行当，会不会成为一个什么地区的文化馆馆员，终其一生。　

　　小说《尘埃落定》是阿来在1994年冬天写完的，直到1998年3月才面市，中间的时间就是这本书在各家出版社之间的旅行了。因为当时没什么名气，阿来只能四处投稿。结果十几家出版社都是拒绝。1997年夏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到成都去找四川的一个作家邓贤，听说了这么一篇稿子，提出要看看。阿来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是一个多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告诉阿来，他们要出这部小说。　

　　邱晓雨：写作一开始不是你的本业，这么多年过去，现在你看，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带走了什么？　

　　阿来：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讲，首先是一个自我的教育跟矫正，其实我是中国人，对教育有一个，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们在争论很多教育上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教育的理解有一个偏差，我们老觉得教育就是在学校里的。　

　　邱晓雨：教育就是被教育。　

　　阿来：嗯，然后就是在某一个单位公司开会的时候，都是被教育。对，你说得对。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走上社会以后，根据自己在工作当中，人生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自己思考，自己阅读，而且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在80年代的人，80年代，20来岁的人，我们从新时期开始，之前我们在学校里头接受的全是错误的教育，尤其意识形态上的教育，我们受到的全是，甚至是反动的，反人类的，天天讲斗争，歪曲的历史，假的历史，那么我们到80年代，因为文学，我们开始大量的阅读，这个时候才开禁了西方的文学。中国古典的文学，一打开，你突然发现所有这些东西跟我们原来学的都不对路，都是反的。那么很显然你要做一个判断，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已经结束了。　

　　邱晓雨：开始自己教育。　

　　阿来：嗯，这个时候就是自己教育，所以我觉得文学对我来讲首先就是自我消毒的过程，把过去身上摄入的毒素，思想的毒素，文化的毒素排掉，慢慢补充新的东西。如果没有文学，可能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阅读，没有那么多的思考，可能我们也就慢慢浑浑噩噩也就过来了。所以现在，甚至我看到，就是跟我们同时代差不多的人，有些人已经开始退休了，每天就到公园里头去，还说什么青春不悔，就唱文化大革命的歌，我庆幸，我没有变成他们那样的人；没有变成他们那样的人，倒不是说我没像他们那么老，那么狼狈，而是我觉得我变成了另一个，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在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正常的方式感知这个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文学给我的。　

　　邱晓雨：而且你用你的作品给别人去消毒。　

　　阿来：对，当然这个就成了一个问题了。因为早期文学仅仅是一种爱好，然后慢慢写作，然后慢慢建立关于自己的文学的理念，真正的，我觉得到了30多岁，写作对我就不再是一个爱好的问题了。　

　　邱晓雨：肯定是一个不断需要审视自己的过程。　

　　阿来：对，所以我为什么说要看镜子，前天晚上我还在网上看一部美国的电影，那个女主角老站在镜子面前看自己。　

　　邱晓雨：我也挺爱在镜子面前照自己，不过大部分是臭美，不是审视自己，挖掘深层次的东西。最后有三个问题，也都是大家都要来回答的。一，这个世界上什么最让你恐惧？第二个，你觉得什么是幸福？第三个是你随便说什么都行，这段访谈用你的话来做收尾。　

　　阿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恐惧就是，我突然走在一个人群当中，非常多的人，但是每一个人都表情冷漠，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都没有任何的交流，比如说在某一个地铁站，某一个广场，我做噩梦都是这些东西。　

　　邱晓雨：真的做过这样的梦？　

　　阿来：对，很多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你认识的，没有一个人是你们可以碰一碰眼神的，没有一个人是有微笑的，这个说明这个社会……　

　　邱晓雨：隔阂。　

　　阿来：嗯，隔阂、不信任，这个场景是，我觉得我很害怕的。幸福呢，我觉得我的幸福感就很小了，我觉得我越来越像一个作家了。　

　　邱晓雨：作家就一定要痛苦吗？　

　　阿来：不是，我越来越像一个作家，就是我的幸福感都跟写作有关系。我觉得我特别写的酣暢淋漓，特别写的心里头有什么东西，都能够超越那种语言的束缚。今天如果能把他表达得很好，有些时候可能是一篇文章，有时候甚至就是一个字，一个词，他就让我觉得，我此时，我今天就很幸福。　

　　邱晓雨：希望你找到更多的幸福。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我们做节目的人的幸福，我们有多幸福，就依赖你了。今天最后的结尾，是用你的话，说什么都可以，随便说什么。　

　　阿来：今天谈的是文化、文学，我们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讲究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希望建立好的人际关系，沟通关系的一个民族，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好像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有了偏差。我们就觉得，建立这个良好关系就看我们整天要在一起酒肉酒肉，给领导送礼，但是我们放弃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精神层面上的交流，越来越多的人，我们放弃了在感情层面，精神层面上的沟通，所以我们很多人也放弃了阅读，因为阅读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界限，你可以跨越很多障碍，与很多你平常不可能去沟通的，了解的人交谈，沟通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扩张我们的视野，扩张我们的心胸，让自己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崇高的人，但是也可以尽量的接近崇高跟伟大，或者是多多少少偶尔领略到一下伟大的崇高意境是一个什么样味道的一个途径。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朴素的愿望，就是中国人都能多读一点书，多读一点好书，因为确实这个是唯一可以跟这个世界最优秀的人交往的唯一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了。　

　　如果说读书是和作家的交流，早在见到阿来之前，我已经在《尘埃落定》里20世纪40年代的四川阿坝地区见到过阿来，从《格萨尔王》晋美的歌中听到阿来。之后，在直播间里，我看见阿来的真人。　

　　阿来的博客也是阿来的一部分，那里有很多植物，大部分用长焦拍摄，所以像他的小说一样充满了细节，以至于一簇月白色的早樱因为招展的花蕊，看上去毛绒绒的。而那些远远的，在构图里有整棵树的花朵们，比如贴梗海棠，则红得很妖冶。阿来有一篇题目叫做“梅”的博客，除了一簇梅花的特写，只有一句话：“早晨，看见对面的屋顶湿湿的。”　

　　阿来说，他最近有个打算，是去拍摄青藏高原上那些大家都不熟悉的植物。说起那些植物他马上充满神采。北京离西藏很远，但是有阿来，让我们觉得那块神秘的土地，好像一点点地离近了。

编辑:刘承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