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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十九年春三月，也就是光绪十二年（ 1886 ），袁世凯奉清政府的命令，担任驻朝鲜办事大臣。李鸿章给韩王写了一封书信：
前奉琅函，以袁守世凯两次带队贵邦，扶危定倾，为贵君臣所信重，鸿章亦深契许。殿下欲留为将伯之助，已据情奏达天听。奉旨命驻汉城充办事大臣，兼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该守素性梗直，夙叨挚爱，遇事尤能尽言，殿下如不以为逆耳之谈，则幸甚矣。……
袁世凯这次朝鲜之行和以前大不相同，因为他不仅有了清政府的任命，而且又得到了李鸿章书信的支持，信中让他协助朝鲜打理一切事务，凡是有关朝鲜内政外交方面的紧要事宜都需要与袁世凯商榷，袁世凯俨然是来朝鲜监国的。袁世凯自己也觉得他的权利和地位在各国驻朝鲜的公使之上，遇到各国公使开会商议事务的时候，他就派翻译唐绍仪代替自己去。袁世凯的车马衣服以及出行的仪仗都极其华丽，不管是朝鲜官府的行为，还是外交事宜，事无大小他都要加以干涉，朝鲜没有一件事可以自己做主。朝鲜朝廷内也布满了袁世凯的心腹，就连那些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也都低声附和袁世凯，人才进退、官吏升迁等人事大权也被袁世凯所占有。甚至连韩王想换一个宫内的小臣，因为没有事先告知袁世凯，袁世凯就说韩王是任用小人，非把韩王任用的人赶走才满意。
日本听说袁世凯对待朝鲜的这种种行为后，十分惊骇，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激进派说：“袁世凯的这些举动，势必将吞并朝鲜，日本不可坐视不管。应该忠告袁世凯，如果袁世凯不听，那么日清两国就得兵戎相见了。”保守派说：“袁世凯既然是奉清政府之命来到朝鲜，我们就不知他的这些举动是否是清政府的命令。国家大事不能孤注一掷，伤害了东亚的和平。况且，我日本国刚刚改了官制，内政纷繁，加上经济困难，不能轻举妄动，要等摸清了清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再做决定。”于是我日本就按照伊藤侯、井上伯的意见，与清朝搞好关系。由日本政府给驻日的清朝公使徐氏写了一封书信，希望清政府能和日本结盟，共同谋取朝鲜进步，以保全东亚的和平，并嘱托清政府命令驻守在朝鲜的袁世凯到东京来，与日本的大臣面商此事。清政府得到徐氏的电报后，立即电令袁世凯赴日本，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这年五月，袁世凯抵达东京，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以及各位大臣进行了会晤。日本提出了12条忠告，内容极为繁琐，故不一一列举。大意就是劝袁世凯不要损害了朝鲜的自主权，应该劝导朝鲜进行变法，从而实现国家独立自强。日清两国唇亡齿寒，应该通力合作，假设朝鲜真的灭亡了，这也并非是日清两国的幸福。如果日清两国都想吞并朝鲜，恐怕只能给西方各国留下口实，反而让他们坐收了渔翁之利。袁世凯表面表示同意日本的说法，但内心始终认为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不是别的国家所能干预的。日本当时也无可奈何。但是，日本的君臣对于当时清朝对朝鲜的种种虐待，实在是打抱不平。此次会晤之后，袁世凯的专横没有丝毫削减，最终导致朝鲜忍无可忍，只能向俄国求助。韩王多次到俄国的大使馆去密商国是。俄国公使想让韩王加盖国玺作为凭证，韩王不得已只能给俄国一份密函。并在上面加盖了国玺，其大意是要求脱离清朝而谋求独立。现将韩王给俄国公使的密函抄录于下：
密启者：敝邦偏在一隅，难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国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君主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未悦，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实深景仰于贵国也。内务总理大臣沈舜泽谨致大俄国钦命大臣韦阁下。
事实上，当韩王刚刚萌发和俄国交好的念头时候，袁世凯就已经知道了。因为韩王身边的大臣很多已经偷偷依附于袁世凯，只是韩王不知道罢了。闵泳翊将此事又秘密报告给了袁世凯，等到韩王送密函给俄国公使的时候，袁世凯已经给李鸿章发去了电函，陈述韩王此举的不是。现摘录李鸿章和袁世凯的几则电函于下，袁世凯的外交手段，从中可见一斑。
袁世凯致李鸿章的电报一：
顷得闵泳翊密告，韩王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深以为耻。廿余群小，因而附和，蛊惑日深，近派人至俄使韦贝处密约，求俄相助，保护自主独立，与天下各国皆平等。巨文岛亦求俄助韩防英。俄使因而愚之，欲要盖印国玺文凭为证。泳翊苦谏不入，孤掌难鸣，大局将从此决裂等语。泳翊词意迫急，求凯电禀钧前，速设法挽回，或已予俄公文，亦未可知。惟韩廷谬妄，至死不悔，忠言难入，乞早筹备，以免落俄之后。
袁世凯致李鸿章的电报二：
闵泳翊各语，已详前电。顷又来云：王首倡意，群小附之，蓄意已深，牢不可破。如拂之不但为王所疏，必为群小所害，徒死无益，不如阳顺联俄，阴密通华，庶可扫除群小。有此一变后，或可奠安社稷，求俄保护文凭，似已送过云云。凯管见韩继送文凭与俄，俄兵未必速来，不如待其联俄之举暴露，先派水师稍载陆军，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重兵继渡，俄见我先入韩，已易新君，或可息事，若侍俄兵先入，恐难措手。凯庸愚浅陋，无能补救，苟有一得，未敢壅于上闻。
袁世凯致李鸿章的电报三：
顷电局陈令（ 时韩电局皆归华员管理 ）面称：有俄使寄该国长电，不知何事，因线断未发。当即招泳翊至，诘问再三。翊云：李中堂如告人，翊必先死，中国问罪韩王，我无以对吾君。凯至再开导云，必求中堂秘密，亦不问王罪，不过去群小耳。翊始偷公文附本送来，并呈宪鉴。
袁世凯致李鸿章的电报四：
俄久欲在亚洲觅一水师出路，韩有此举，俄喜出望外，而不能甘心者，英与倭耳。可否乞速派大员核办，并密商英使派水师帮巡洋面，嘱倭不可因华动而妄动。宪意如何办理，乞密示，以便密谋英贝倭高联络一气。
袁世凯致李鸿章的电报五：
俄使韦贝及韩廷，尚不知中国已察觉，意欲待俄兵来，再明告各国与华平行。窃揣此时俄意，不过愚弄韩人，欲先得一海口，而徐图并吞。如华出其不意，先发速办，则事易了结，迟则俄必纠缠，纵可挽回，而韩难完全。明日有倭商船开往烟台，俄前电虽因线未修好，未曾发寄，兹必由烟寄回。调驻亚兵船来仁川，以壮韩胆。现西人纷议，俄将有兵来韩，东方不久必有战事。查此语系俄使慰藉韩之群小，以致传出，必无大兵东渡也。
李鸿章得到袁世凯的几封密电之后，就开始秘密筹划如何处理此事，他一方面征集兵力，一方面电报嘱咐清朝驻俄国的大使刘瑞芬，令其打探俄国政府的举动。李鸿章也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醇亲王进行了商议，并请醇亲王将这件事奏报朝廷，现摘录李鸿章给醇亲王的书信于下：
连接袁守世凯密电，言朝鲜奸党私送信于俄使韦贝，请俄保护，并欲与各国一律平行，如他国有所未叶，请俄派兵相助等语。俄使韦贝必将此函电达俄廷，想俄廷未必拒而不受，即此时碍于中国和谊未便先发，必隐留此案为将来吞并之计。鸿章于此事熟思审处，诚如前日钧谕，既难无题作文，又虑棋著落后。今事虽秘密，机缄已露，碍难迁就，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但由中国派兵往办，显系拒俄保护，而各国疑忌更多，口舌愈大。现拟派前管朝鲜电报陈守允颐驰往朝鲜，以查看电线为名，密与袁守世凯及其国大院君李昰应筹商一切。如果李昰应有诛乱党之力，即嘱其一面正名诛除群小，一面电报北洋，由鸿章相机酌办。仍查照上年日本约款，令徐承祖知照该国外部，再派兵东渡，以资震慑。应否简派钦使，至废立之事，须俟察看情形，请旨定夺。苟李昰应能自诛乱党，应由袁守密嘱其小心防维，勿伤各国。英、俄、倭闻韩有内乱，必派兵船前往巡护。俄、倭甚或派陆兵登岸，第我兵闻乱即至，先扎王京，彼亦莫如之何，不敢谓我师出无名也。且英、倭必不愿俄人保护，似不至与我为难。俄人虽有不乐之隐，亦不能怪我多事，与我开衅，即或纠缠不已，将来或效巨文岛故事，亦欲占永兴湾，或于中国共立保护之约，然不能使中国此时认奸党一信为保护的据，而步法越后尘也。惟是事机变迁，非可预度，将来能否如鸿章所料，可发可收，诚不敢必。自念北洋兵船不足，饷力艰窘，何敢冒昧从事，尚祈殿下筹画主持，速赐闻，俾取进止，不胜翘企。刘芝田星使处，已有电去，嘱其请俄不受朝鲜此信，无论能否办到，然中国命意所在，不妨声明在先，使俄共晓。顷又函约驻京俄使来津晤商一切。俄使谓：已电请本国示遵。倘其惠然肯来，必当晓以大义，嘱其勿受朝鲜乱党之愚，而伤两国多年睦谊。若彼与我虚文委蛇，终无实际，则我于朝鲜应办之事亦属名正言顺，可告无过于天下各国也。此时韩信初去，俄信未复，正在人不及防，事未发露之时。尚可由我密为筹措，袁世凯迭次密电，及鸿章与刘芝田电，均另钞奉阅。敬祈酌示机宜，俾有遵循，是所祷盼。再此事关系机密，不得不径陈殿下，总署、枢廷王大臣，均乞转到为幸。
附李鸿章给驻俄国的公使刘瑞芬的电函：
顷驻朝鲜袁世凯密电，韩政府求俄保护，已送密函请韦贝转达俄廷，允派兵船来助。韩为华数千年属邦，天下皆知，俄华素好，望密探商。俄勿受此文，韩无事，尤勿派兵为要。
清朝总理衙门收到李鸿章从袁世凯处得到的情报后，随即密奏给朝廷。清廷回复的旨意是：
本日奉懿旨：醇亲王奕进呈李鸿章信函，各件均悉。此时情事未定，先以整军备俄为主。李鸿章务将调兵事宜，赶紧豫筹。为朝发夕至之计。先事宜审慎，不可大意；临事宜决断，不可犹疑。一面酌调兵轮赴朝鲜海面，不时操巡，以联声势。并电催陈允颐询问之事，有无把握。刘瑞芬诘问外部若何情形，一有确复，即电闻请旨办理。钦此。
李鸿章得到旨意之后，立即派丁汝昌的水师偷偷雇佣商船装运陆军前往朝鲜，袁世凯知道清廷已开始行动，于是开始向朝鲜诘难。韩王本就是缺乏头脑之人，当时实在是被袁世凯逼得没办法才走了这步险棋，现在袁世凯突然诘问，韩王知道事情已经泄露，顿时吓得惊慌失措，父子君臣相顾而泣，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派大臣去乞求袁世凯原谅。韩王却不知道，袁世凯早已给清政府发去了电报，而且清廷前来问罪的军队已经在路上了。袁世凯知道韩王无能，俄国政府也未必会挑起战争，于是袁世凯又发电报给李鸿章，催促李鸿章尽快实行他的谋划。
袁世凯致李鸿章的电报六：
韩王使送文凭人蔡贤植逃，而幽害之以灭口，欲抵赖匿凭，以待俄兵。然文凭有韩王国宝，将不知从何抵赖，鬼蜮情形，殊可切齿。此时臣民交哄，举国鼓沸，如有五百兵，必可废王擒群小解津候讯。查王及妃托俄已深，事必通俄，勾引串谋，愈去愈深，华难胜防。凯本庸愚，谬叨委任，际此非常，瞬息千变，日夜焦急，伏乞宪台密授机宜，庶无陨越。
李鸿章接连收到袁世凯的电报时，军队已经启程。所以在这次接到袁世凯的电报之后，李鸿章又增派了四艘军舰开抵仁川，以备乘机对朝鲜发动进攻。当时日本的各家报纸都报道了此事，一时间民众一片哗然。伊藤、井上等人抱着以静制动的宗旨，因为他们深知清政府会有始无终，并做好了一切应对准备。
恰巧丁汝昌率领的定远舰队碰到暗礁，船只受损，只得开往长崎石坞进行修理。日本国内民众因为极度痛恨清朝对朝鲜的恶劣举动，见到清军水师登岸，于是聚众杀伤了多名清朝士兵。丁汝昌发电报给李鸿章，说日本民众气势汹汹，朝鲜的事宜应重新加以审视，千万不可轻举妄动。由于之后日清两国之间又发生了杀伤水师军人的事件，李鸿章前顾后盼，认为假使真的废黜韩王，日本一定不会认可。又因为清朝屡次就朝鲜向俄国寻求保护一事向俄国政府询问，俄国的回答总是说不知道；朝鲜又将此事归结为是一些小人所为，将金镇嘉等人治罪；清朝驻俄国公使刘瑞芬虽向俄国政府极力打探，但也是始终没有得到丝毫消息。有鉴于此，李鸿章只能秘密指示袁世凯见好就收，命令朝鲜政府要回给俄国公使的公文，严厉惩罚涉及此事的大臣，将此事就此了结，而原本打算派兵讨伐朝鲜的念头，也只能就此作罢。袁世凯得到李鸿章的指示后，暗地里通过一些手段，让朝鲜的民众怨恨自己的君王，希望借助民众的压力迫使韩王要回给俄国的公文。韩王迫不得已，只能去求俄国公使。俄国公使认为此事袁世凯不应加以干涉，倘若再加索要，俄国公使就电告俄国政府派兵来了结此事。朝鲜君臣左右为难，而俄国公使任由清朝多方鼓动，却佯装不知情。清朝最终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按照老办法将此事了结。袁世凯伺机命令韩王逐去了几个身边的近臣。韩王派宰相徐相雨带着国书来到清廷谢罪，并通知袁世凯，声明这件事情朝廷确实毫不知情，即使有此事也是小人胡乱捏造，确实不是公文，朝鲜只得重新任用金允植，这件事才得以平息。现摘录朝鲜与袁世凯照会的书信于下：
为照会事，照得本政府屡蒙贵总理诘问，本政府有公文送俄公使求其保护等情。查此事国王暨政府皆不得知，闻之实深惊愕，立即差人向俄公使探索此文凭。该公使只云诧异，并无影响。盘核无从，曷胜焦灼。窃小邦服事上国，蒙皇上宇恤，恩同罔极。而小邦感戴亦可质诸神明。不意奸细之类，平地构诬，欲兴离间，祸及下邦。下邦不胜惶悚。乃谕本政府将此事实，密告贵总理详悉。并由国家派丞相徐相雨携带辩诬书，诣天廷谢罪，并乞诸王公大人及北洋大臣核办鉴原，俾小邦伸其诬枉，实为德便。合此先行照会，请烦贵总理查照施行。须至照会者。
朝鲜派丞相徐相雨带着辩诬书到清朝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两处谢罪，其大意和给袁世凯的照会相同。清廷看完朝鲜的辩诬书后，向徐相雨询问此事的原委，徐相雨痛恨袁世凯的专横，于是说与俄国联合一事是袁世凯自己凭空杜撰的，朝鲜和俄国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又讽谏袁世凯平日所做的种种暴虐之事，以至于清廷的大臣都认为袁世凯惹是生非，滋生事端。总理醇亲王嘱托李鸿章另外寻找稳妥的人来接替袁世凯，并马上撤掉袁世凯。幸亏闵泳翊偷到了朝鲜给俄国公使的盖有印章的公文副本，并把它给袁世凯，袁世凯于是将此公文呈给了李鸿章。闵泳翊又出逃至天津，向李鸿章求救，人证物证皆在。李鸿章据此如实向总理醇亲王汇报，为袁世凯辩解。总理醇亲王得到了李鸿章的书信后，又认为袁世凯遇事慌张，举动暴躁，嘱托李鸿章务必对袁世凯进行严厉的训诫。李鸿章将总理醇亲王的嘱托转告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受训之后兴致大减，朝鲜也因此获得了短时间的自由。平心而论，朝鲜政府办事荒谬无理，加上朝廷中尽是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即使没有袁世凯的逼迫，朝鲜迟早也一定会有依附俄国的计策，只不过是袁世凯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但是袁世凯既能够挑起事端，又能控制住结果，使朝鲜依附俄国的计划落空，这不能不说袁世凯是个能人。袁世凯在这件事情上虽功过相抵，但是他过于热衷功名，不明时局，就不能不说他是急躁的了。倘若当时清朝的兵力足以和俄国相抗衡，那么袁世凯提出废除韩王的计划也是合乎时宜的。只是当时英国侵犯西藏，法国吞并泰国，有识之士都为清朝感到担忧。清朝此时已经岌岌可危，尚且不能自保，而徒劳让朝鲜带着藩属国的虚名，并阻挠朝鲜进步，自误以误人，真是太可笑。
袁世凯在这件事情结束后非但没有受到朝廷的褒奖，反倒受到了朝廷的斥责，在此之后他的专横也稍微有所收敛，不再过多干涉朝鲜的政事。所以在明治二十年（ 1887 ）至二十一年（ 1888 ）之间，清朝、日本和朝鲜之间也都相安无事。在各国公使的交往过程中，袁世凯因其最初的地位极高，所以此时也难以马上摆正身份。俄国公使因为袁世凯对朝鲜依附之事横加干涉，心里更是充满了怨恨。加上各国公使对袁世凯的自大，也都非常不满。于是，俄国唆使各国公使召开会议，推举美国公使向美国政府汇报，请美国政府直接和清朝政府接洽。因为他们知道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亲信，如果不从国际的角度出发，是不能让袁世凯离开现在这个职位的。美国公使同意后，各国公使均将袁世凯专横自大的举动告知了各自国家的政府。而闵泳翊在事发后立即逃到清朝，寻求李鸿章的庇护。但李鸿章对他并不在意，所以他怀恨在心，又逃到了英国，逢人便说密书是袁世凯伪造的，以期惹起两国的争端，从中邀功。于是欧洲的各家报纸都说袁世凯捏造国家印信，理当治罪，又说袁世凯本非公使，没有处理外事的权利。美国政府接到其公使的报告后，便马上电告了驻清的美国公使，令其向清廷诘问。现将美国公使照会清总理衙门的书信摘录于下：
为照会事，照得本大臣接准本国外部来文，嘱询中国派驻朝鲜袁姓，官系何等职任。闻在该国，无论各国驻高大臣有何公事会议，彼均弗肯与议，惟派所用之通使前往，屡有事件，自以为与高廷相近，与他国大臣不同。其所用官衔，按英文译系办事大臣，本国于此事将有行知本国驻高大臣之件，故嘱转询中国所派驻高之员，是否即系办事大臣，抑系二三等钦差，希即照复，查照施行。
清朝总理衙门接到美国公使的照会后，就立即写信告诉李鸿章，请他马上寻找稳妥之人驻守朝鲜，并撤袁世凯回国，并让李鸿章代拟一份回复美国公使的照会。李鸿章接到信之后马上以袁世凯办事热心、颇有血性等原因而被外人忌恨，极力为袁世凯开脱罪责。李鸿章还说对于美国公使的回函应严词拒绝，美国的这个举动是受俄国的唆使，等等，并替总理衙门拟写了照会，录于下：
……朝鲜为中国属邦，其国政凡与大局有关系者，则中国不得不派员往驻。就近谘商，以期妥协而防流弊。是以钦奉谕旨特派员驻扎朝鲜，办理事务，原与出使各与国名目均不相同。现派驻朝鲜之袁世凯，即系奉旨饬派者。其职任虽不便显分二等三等公使等职，而其应有之权利，实与驻朝各国公使大臣权位相等，遇事均得平行往还。朝鲜固不得慢待，即现驻朝鲜之各国大臣，亦不得轻视，庶可共敦睦谊。至各国驻朝鲜之公使总领事等，若有公事会议，自应由中国驻朝之员，随时察度办理。其应否前往预议，应听其自行酌办。此本无一定体例，本衙门未便遥度，贵国似不必过问云云。
美国政府接到清朝总理衙门的回复后也没有说什么。俄国公使知道此举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他驱赶袁世凯的想法却更加迫切了。当时有个英国人，朝鲜想聘任他为顾问官，但被袁世凯拒绝了，这个英国人因此对袁世凯非常痛恨。俄国公使趁机怂恿他回到英国，给英国政府做工作，请英国政府诘问清政府。又有袁世凯之前的英文翻译姚某，因为袁世凯的苛刻，也很忌恨袁世凯，姚某随身携带着袁世凯的手书密信等稿件与那个英国人一同回到伦敦，此时闵泳翊也到了伦敦。姚某和闵泳翊本来就是旧相识，他们商议，他们俩人互相做证人，请这个英国人游说英国的执政大臣。闵泳翊详细写下自己的冤情，并附上袁世凯的亲笔密信以及姚某的证词，请人转给了驻英国的清朝公使，并请公使再转达给清政府，为其洗刷冤屈。清公使不允许，闵泳翊就将这些事告诉了伦敦的报纸。那个英国人又将袁世凯伪造韩王国玺密书和闵泳翊诉冤的事情都报告给了英国的外部大臣，并唆使外部大臣转告驻英国的清朝公使，要求清政府将袁世凯调回国。英国外部某大臣早已接到驻朝鲜的英国公使的信函，信中列举了袁世凯的种种恶劣行径，加上闵泳翊逃窜到英国，英国对其难以安置，于是将英国各报纸送到驻英国的清朝公使那里以供其检阅。还说“闵泳翊逃到英国，既像国事犯又不是国事犯，我部实在难以安置，究其原因都是因为袁世凯的陷害。拟请清朝的大臣密告清政府调袁世凯离开朝鲜，本部就送闵泳翊回国，这才是两全其美之策。虽然，本部为贵政府着想，但是事情既已发生，实在难以追究，经过再三思考，贵国政府可在此时借故晋升袁世凯的官职，或者以任满为借口调袁世凯回国，都是可以的。这些事本就是贵国的内政，外人是不能干预的，只不过因为贵国和我国素来友好，所以才敢发表这些浅陋的见解，您如果认为这个意见还可以，就请转达贵国政府，相信贵国政府对此事会有所权衡”。清朝公使觉得此事可能与国家休戚相关，就将英国外部大臣的意见呈报给了清政府。
袁世凯此时被各国群起攻击的原因，都是由于俄国公使的挑唆。俄国公使痛恨袁世凯破坏了他的计划，只有让袁世凯离开了朝鲜才能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同时，朝鲜也十分依赖俄国，俄国公使和袁世凯都想在朝鲜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自然难以两全其美。俄国公使的意图便是驱逐袁世凯离开朝鲜，并与朝鲜重新订立密约。但是俄国公使韦贝氏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很多计划都已外泄了，在驻英国的清朝公使呈给清政府的书函尚未到达之时，东洋就已纷纷传说俄国与朝鲜要私下里缔结密约，只要等袁世凯任满回国，就马上实行。这件事被袁世凯知道后，袁世凯又换了另外一种手段对待朝鲜和俄国。袁世凯认为这次的事情如果再由自己揭发，会有不妥，于是暗中让一些在东洋经商的欧洲人四处传诵这件事，并想方设法让清政府听到此事。上海各英文报纸也争相报道了此事，不久消息就传到了清政府的耳朵里。李鸿章随即电告袁世凯密查此事，电文如下：
顷外人纷纷传说，俄现与韩立密约，俄允保护韩，韩允予俄利益。岂陆路通商约外，又有密约耶？可确查密探。
袁世凯接到李鸿章的电谕，此时袁世凯在朝鲜驻扎的时间已经快满三年了，于是他利用回复俄国和朝鲜密约之事的机会，向李鸿章苦诉了自己驻守朝鲜的功绩以及招致别人忌恨的理由，央求李鸿章另外找人来代替自己。袁世凯回复的大意是：“朝鲜朝廷受到俄国政府的愚弄，依附俄国的事情已经蓄意很久。我密查了此事，发现确实有俄国官员马秋宁来朝鲜商议条约之事，随后又有俄国沙皇的族弟到朝鲜来代替俄国沙皇签约，关于条约的内容，我无从得知。总而言之，朝鲜这个地方，东面有日本人窥视，西面有俄国人盯着，自从我被任命以来，整日如履薄冰，每次想到这些，我就寝食难安。三年来我竭尽脑汁，不计劳苦和埋怨，就是为了能够顾全大局。所幸我也补救挽回了不少事情，这就是我招致别人怨恨的原因。朝鲜政府几乎视我为眼中钉，只有拔之才能后快，所以屡次陷害于我，幸亏我蒙受朝廷的眷顾才能不为所动，但我时时自危，现在我已驻扎满三年，诚恳地请求您派贤能的人来代替我吧。”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上报之后，马上转达给了总理衙门，并说袁世凯在驻朝期间任劳任怨，现节录当时书函的原文如下：
顷接袁世凯禀，以在韩三年届满，请派员更换等情。查阅来禀所言，自是实在情事，兹将原禀抄呈察览。该员素有血性，驻韩三载，能任劳怨，惟少年气锐，初到时间有涉于疏略及过常之处。鸿章一再告诫，近来历练较深，尚能慎重自持。往年两次遣兵定乱，该员身在行间，为彼中士民所信服，旋经派往专驻，遂觉久而愈亲。韩王之心日离，其政亦日紊，该员随时纠正，补救颇多，为韩王及各西员所畏忌，亦正坐此。详绎历陈各节，该员亦以此自危，此时若更换得人，既有成规可循，又可暂释韩王及洋员畏忌之心，或者较易措手。鸿章再三审度，实无其人。……
李鸿章的意见转达到总理衙门时，驻英国的清朝公使叙述英国外部大臣意见的书信也到了。当时总理衙门的领袖醇亲王和李鸿章关系极为融洽，但凡外交事务全都依赖李鸿章。李鸿章也不敢专权，遇事一定与醇亲王商议，并且在醇亲王满意后才予以执行，所以二人才能做到和衷共济（ 当时东西方就有天津有两个政府之说 ）。关于袁世凯是升迁还是降职，这本属于总理衙门的权限，但是醇亲王因为李鸿章多次称赞袁世凯有才能，所以觉得关于撤袁世凯回国之事，必须要和李鸿章进行商议。虽然有驻英国的清朝公使的书函，醇亲王还是和李鸿章通过书信对此事进行了商议，醇亲王让李鸿章酌情考虑是否将三年作为期满，将袁世凯引见回京。这样调袁世凯回国，另外派人去接替他。李鸿章接到醇亲王的信后仍然没有行动，又帮袁世凯陈述了一下他被陷害的原因，并极力称赞袁世凯驻守朝鲜有功。现节录二人的书信于下：
顷奉公函，以黎莼斋函称某大臣所言各节，商及袁世凯任事出力，保奏引见，暂行调回，另派妥慎可靠之员往代，等因。莼斋函致敝处，大略相同。彼固不深知此事颠末也。闵泳翊向与袁世凯交好，惟与李昰应世仇。自乙酉秋世凯护送昰应回国，该国王与泳翊至亲，其父子参商太甚，遂疑世凯阴助昰应。泳翊竟捏造废国王起用昰应之说。姚赋秋者，上海人，与德尼素识，往投朝鲜，帮助德尼倾陷袁道，以曾在袁处从事，旋被撵逐，挟嫌诬称有袁道手书为凭，实皆空中楼阁。闵泳翊与袁生隙，在韩自危，于丁亥夏间出奔，径逃香港，不敢归国。鸿章早有所闻，曾密诘袁世凯是否曾有此事。该道指天誓日，忿激不平，请调回津与闵质对。该国王偏信泳翊，又极力庇护，不欲其赴津面质，计无复之。去秋乃有藉词请更派之咨，敝处前三次上书钧署，屡以更派得人为难，袁道暂留为是。若轻信谣诼，而使任使者抱不白之冤，以后稍知自好顾全国体者，孰敢蹈此危机哉？姚赋秋赴英，显系泳翊招之，使播弄于不知颠末之星使，以上闻于左右耳。……鸿章再四审度，驻韩一席，实无有再妥于袁世凯者，尊处如有其人，即乞明示以便更调。
总理衙门接到李鸿章的回信后，似乎有些愤怒。明治二十二年，即光绪十五年（ 1889 ），李鸿章入京觐见皇帝，总理衙门就和他认真商量袁世凯的去留问题，李鸿章又历数了袁世凯的功劳，说他出使在外，不辱使命，除了袁世凯之外，还没有见到比他更合适的人。于是总理衙门顺着李鸿章的意思，以袁世凯驻守朝鲜三年，办事得当为由，对袁世凯进行了奖励，仍留袁世凯在朝鲜担任钦差大臣。并奉清廷的谕旨，赏袁世凯以道员升用，并加了二品衔。李鸿章的其余奏请也都获得了批准。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商议确定后，就给袁世凯发去了电报，如下：
顷在京晤邸枢，代达汝能不辱君命，操纵得宜，邸枢亦知汝熟习情形，许为会衔具奏，请奖二品衔升用道，仍留为驻韩钦差，不日当奉明谕。
作者按语：袁世凯多次受到外界的攻击，但最终非但没有离开朝鲜，反倒加官晋爵，虽然这和袁世凯善于活动有关，但是若无李鸿章和醇亲王，袁世凯若想不被外界所撼动，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