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专制体制之下能够得到皇上如此的恩宠，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执笔事君的大臣能够得到这么多的权利，就如在山阴道上走路，应接不暇。而袁世凯所担任的职务之多，是可以想象的。试列举袁世凯的责任如下：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兼管长芦盐政

　　——督办关内外铁路

　　——参预政务大臣

　　——督办商务大臣并会议各国商约

　　——督办芦汉铁路公司事宜

　　——督练八旗新兵

　　——督修正阳门工程

　　——督办电政大臣

　　——会订商律大臣

　　——会办练兵大臣

　　以上十一种没有一个不是责任重大的差事，铁路、商务、练兵、电政都需要各自的专业知识，参政务、订商律不仅需要专门的知识，还需要非常清楚中外的基本情况和社会习惯。以上种种事务，如果一个人能够全部胜任，不但袁世凯没有这样的才识和胆略，古今中外也没有这样的人。

　　袁世凯自从受到多重恩惠，被频频委以各种职务之后，就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做到全部兼顾，于是上疏请求辞去所兼的职务。疏呈上之后，圣谕说：

　　袁世凯奏，差务太繁，请酌开去各项兼差一折，前因庶务殷繁，以该督向来办事认真，特加倚任。先后派充商务、铁路、电政大臣，并会订商约、商律各事宜，及督修正阳门工程。兹据奏称，兼差太繁，力难兼顾，自属实情，除商约尚须续议，铁路时有交涉事件，均关重要，著毋庸开去。电政甫归官办，一切正资整顿，仍着该督督办。至商务、商律，现已设立商部，即着责成该部详议妥定。正阳门工程，著陈璧就近督修，俾该督于应办各事，专心经理，以示体恤。将此传谕知之。钦此。

　　袁世凯在接到圣谕之后，又上疏请辞：

　　窃臣云云……仰蒙宸训周详，嘉矜备至，跪聆之下，感悚万分。查商约、铁路、电政三项差使，既未蒙允开去，臣不敢以此烦渎宸聪，但臣近日体察情形，会办练兵一差，事宜繁重，更有非臣所能兼顾者，反复审计，深虞陨越，不得不沥陈于圣明之前。

　　伏维臣才庸识暗，资浅望轻，粗读父书，未谙韬略，渥蒙殊遇，谬领兼圻，顾分循渥，已难胜任。徒以遭时多故，受恩至深，明知弗克负荷，不敢意存规避，特过多功少，夙夜惭惶。乃者朝廷念时局之艰危，图自强之至计，特于京师设立练兵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各直省军制操法，悉归一律。仰见皇太后、皇上惩毖多难，锐意振兴，国势安危，在此一举。薄海钦仰，罔不振奋。而臣猥以驽下，奉命授为会办大臣，罔不殚竭血诚，勉思报称于万一。第思责任重大，才力实有所不胜，头绪纷繁，智虑不能遍及，事属创举，为向来所未有，则物情易骇，势处两难，欲认真整顿，则窒碍多端。疆臣本为统辖营伍之人，而练兵处实有纠查军政之责，以统辖与纠查而并诸一身，则又未免易启嫌疑。纵使悉泯偏私，一秉大公而任怨任劳，亦岂能尽如人意。毁誉之来，固不必计，措理之难，讵弗自知。况臣以北洋冲要，常居天津，既不能分身驻京，又不能专心经理。而兹事体大不容漠视，使因循以贻误，臣何以对朝廷；使粉饰以塞责，臣何以对清夜？臣非不知现在时势，为危急存亡之秋，整顿练兵，为固圉保邦之计，及今为之已嫌补牢之晚，受恩如臣，曷容卸责而不为。特无如称职甚难，求效匪易，糜躯原不足惜，复何以自安？即谓圣明在上，格外优容，而扪心内省，讵敢欺饰。臣并非矜辞让之小节，博谦退之美名，实因力薄材轻，责艰任巨，恐丝深毫无补，转令丛脞滋多，与其偾误于将来，曷若陈明于此日。合无吁恳天恩俞允，将臣会办练兵大臣一差开去，俾臣之事权稍轻，免臣之愆尤日集。是朝廷之保全臣者愈大，而臣之勉报朝廷者亦愈不敢宽，感戴慈施，永永无极。

　　疏呈上之后，圣谕说：

　　袁世凯奏请开去会办练兵差使一折，现在时事艰难，练兵为当务之急。前有旨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宜，以袁世凯近在北洋，派令会办。原以该督于兵事夙所讲求，特加委任，惟当任怨任劳，挽回积习，认真整顿，毋稍推诿。所有练兵一切事宜，著随时会商庆亲王妥筹办理，以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所请开去会办练兵差使之处，著毋庸议。钦此。

　　清政府把种种权利都给了袁世凯，不过是让袁世凯从总体上进行掌控，如果让袁世凯事事都认真对待就太难了。这里将袁世凯在此时所执行的政策，简略地举几个例子：

　　袁世凯所兼的差事虽然很多，但终究直隶总督是他的专职，而袁世凯所做的事情也是以地方事务为主。从袁世凯所提出的政策来看，首推裁减书吏和差役，规定工资最为重要。当时清朝的书吏和差役，一个县有数百人到千余人，甚至两千人之多，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叫“白役”。称他们为“白役”，是因为他们没有工资。这就导致了书吏靠舞弄文字和法律来维持生计，差役靠敲诈勒索来谋生，这样的积习由来已久，弄得民不聊生。袁世凯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弊端，首先在天津县实行了征收诉讼费的做法，并给书吏和差役规定了工资。当时清朝的文化非常薄弱，社会上不知道司法、立法、行政是何物。当初张之洞也知道有此弊端，曾上疏给政府，准备裁减书吏，雇佣读书安分的人来从事书写、抄写的工作，雇佣士兵来担任差役。最终因为筹不到钱，也就成了空谈。而袁世凯竟能敢作敢为，公开征收诉讼费，并把收到的钱用来给书吏和差役发工资。他的这个做法隐含了文明社会裁判所的意味。这个制度实行伊始，流言四起。人们说以前官吏索贿，还知道避讳，今天当堂要钱，成何体统？社会各界都纷纷议论，随即有御史上折子弹劾袁世凯。当时清政府对袁世凯非常信任，区区弹劾不可能参倒袁世凯，这些弹劾袁世凯的奏章都被皇上扣下了。袁世凯既然下定决心实行，就没有过多地考虑其他，但是他特别安排人对实行情况进行暗访，敢有重蹈覆辙的人，一定严厉从重处罚。时间久了，老百姓不再受书吏和差役的骚扰，民间也就变得安静，人们对这一政策的态度又变成了异口同声的称赞。等到办出了成效，袁世凯又上疏向皇上禀明，并请求把这一做法在政务处备案。疏云：

　　奏为天津县额定书役人等名数，并酌收民间讼费，以济工食。……臣查书役人等，害民蠹政，积弊最深，而州县事繁，不能不需人差遣。大县人少且不敷用，例定役食为数极薄，势难责其枵腹从公。今若概令收取讼费，以资养赡，又虑繁苛滋扰，熟筹审顾，行之甚难。惟天津承大乱之后，百度经营有同草创，如趁交还地面之始，革去宿弊，书役人等力加裁并，其万不可减者逐细挑选，酌定各数，其应役食外量给工食，举各项陋规差费，一律禁革，不准需索分文，违者处以极刑，严饬遵办。兹据署天津县章焘禀称：县署家丁、书吏、差役之众，甲于通省，历任以来所用不下三千余人。该令奉饬认真整顿，首先裁用门丁，其司事家人照旧额减半，仅用五十余名。书吏则详加考验，分别去留，共用百名。差役之积习过深者，悉数选募，壮勇六十名，皀役四十名，此外不许另用散役一人。勇役均改穿号衣，悬挂腰牌，俾民间易于识别，应需用工食银两，酌收讼费，按月开支。讼费画分三等，上户限交制钱十吊，中户八吊，下户六吊，令理曲者当堂交纳，贫户酌量免缴，和息案交钱十六吊。遇有控追欠债，统按追出之数酌提一成，作为公费，并将限定数目，悬示晓谕，俾众周知，以免额外需索。民间乐于去弊，且有定额，莫不甘心输纳，交口称便。自上年八月试办起，以迄今日，官无废事，役无贪索，民无扰累，业已著有成效。……

　　清朝官场的陋习是，小官明着给大官送礼。此外，还有另外一种贿赂叫做陋规。就是每逢端午节、中秋节、年节及孔子诞辰、老师的生日之时，根据自己所担任职务的富庶程度，给大官送礼，大家相互学习，形成了风气，并成为了一种制度。袁世凯认为这种风气不除，吏治就不能有起色，但事实上道台知府等官员的俸禄非常少，很难供给生活所需，全仰仗着州县的这种陋规来挣钱。袁世凯于是给官员们增加俸禄，将陋规废除。章程讨论确定之后，袁世凯又上疏将此事报告皇上。疏云：

　　奏为整顿吏治，现将道府厅州所有各项陋规，一律酌改公费，以端仕习而维政体，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维国家设官，大小相维，非第以辨等威，亦所有以示防检，故民受制于官，而官之小者，又递受制于长官。长官不能正已以率属，斯下僚益务媚上而剥民，求其弊绝风清，必不可得。传曰：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近世仕习日坏，吏治日偷，其贿赂潜通者，或当慑于公益怵于人言，而不能公然婪索，其有明目张胆昌言不讳，与之而俨为成例，取之而不觉其非者，则莫如收受陋规一事。

　　查直隶道府，并四路厅六直隶州，均有表率僚吏，考核属员之责，然惟直隶州尚有粮赋平余，其道府厅除廉俸外别无进款，禄入既甚微薄，而办公用度，又甚浩繁，乃不得不取给于属吏。于是订为规则，到任有费，节寿有费，查灾查保甲有费，甚或车马薪水，莫不有费。此等风气大抵各省皆然。非仅直隶有之，虽相沿已久，不同暮夜苞苴，但平时既受陋规，即遇事不无瞻顾。设一旦见有不肖之属吏，为上司者欲破除情面，据实纠参，或往往为其下所挟持，不克径行其志。吏治之弊，所由来也。当此修明内政之时，必以整顿官方为当务之急。然平情而论，又必须先有养人之廉，而后可以止人之贪。使举所有陋规，扫荡而廓清之，而不筹给办公之费，则一切应用之款均无所出，势难责其治理地方。现以国帑空虚，诚不能另增公费，莫如姑就旧有之陋规，作化私为公之一法。

　　臣通饬道府厅州各将每年应得属员规费，据实开报，和盘托出，即按其向来所得之多寡明定等差，酌给公费。拟定大顺广道月支银一千两，清河道月支银九百两，通永道月支银七百两，天津道月支银六百两，口北道月支银五百两，霸昌道月支银三百五十两。保定、永平、河间各府，均月支银六百两，天津、正定、顺德、大名、广平、宣化各府，均月支银五百两。东路厅月支银二百五十两，南路厅月支银一百三十两，北路厅月支银一百一十两，西路厅月支银一百两。赵州、冀州、深州均月支银一百两，遵化州、易州、定州均月支银五十两。其各州县仍将向来应出节寿等项，一律径解司库，不加耗费，另款存储。道府厅州应支公费，按月赴司库请领，不准折扣，闰月不计。司库统计出入，如有不敷，另筹弥补。自此定章以后，道府厅州不准与所属州县有分毫私相授受之事，倘敢巧立名目，藉端敛派，及不肖州县设计馈献，尝试逢迎，均准随时据实禀揭，查实后按脏私例严参治罪。其别经发觉者，与受同科。如此一转移间，化暧昧为光明，廉吏既不病难为，墨吏更无所藉手。长官不必有额外之需索，自可洁己以正人；下僚不敢作非分之钻营，相与奉公而勤职。庶几大法小廉，而吏治可期蒸蒸日上。臣为端仕习而维政体起见，除咨顺天府府尹外，理合恭折具陈。

　　清朝绿营中的防勇（ 维护地方治安的兵卒 ），一向都是有名无实，由于军饷不足以养活自己，兵丁们很多只有靠包庇赌博和妓院来维持生计，有的甚至暗地里和盗贼相通，坐地分赃。这样的士兵不但不能保卫地方，反而成了害民的蛀虫。袁世凯也上疏把防勇撤销了，把这些军饷用来充当警察费。

　　清朝的人迷信佛教，庵观寺院的财产都非常多，都被无用的僧人和道士占据。袁世凯又上疏主张将庙宇改成学堂，用庙产充当学堂经费，并驱逐和尚与尼姑，招募学生，广泛开展教育，把无用变为有用。

　　直隶省有些地方自义和拳拳匪动乱以后，人民贫困，土地贫瘠，社会凋敝不堪，此时正是百废待兴之际，所以筹款极为艰难。清朝一向没有信用，自清政府发行的昭信股票有借无还之后，民间再也不敢放债给国家了。袁世凯认为没有地方可以筹钱，只能仿照国外公债的形式发行公债。于是袁世凯制订好了归还的章程，上疏请求皇上为此特意下诏，取信于民。疏云：

　　查外洋各国，遇有军国要需，率皆临时募债，不分本国外国，而踊跃输将，常逾定额。固由国民急公效义使然。而最要关键，尤在上下相孚，绝不失信。中国历来办理公债，半由官吏不务远图，鲜克践言，以致民闻公债，辄多观望不前，即或勉集巨资，亦率视为报效，不敢希冀偿还。只求取便一时，而于国民维系之机，相去甚远。利国便民之政，转为误国病民之阶。臣诚私心痛之。今欲开募债票，宜自公家严守信实，俾民间便利通行，方足以挽浇风而示天下。然示信之道，非可空言，又宜预筹的款，备偿本息。无论何项，不得挪用，又准其交纳本省库款关税各项，随时皆可兑用。信如四时，令如流水，既易筹集，尤便推行。在国家无利源外溢之虞，在商民得子母流通之益，维持民心，恢张国力，皆在此举。经臣详酌中外章程，以取信便民为宗旨，就本省筹款，岁可得银一百二十万两，计可贷公债银四百八十万两。第一年按七厘付息，逐年递加一厘，分六年还清，以所筹之的款，备付本息，有盈无绌。其期限数目章程，暨筹定款项，另缮清单恭呈御览。

　　抑臣更有请者，此事系属创行，计在久远，一或蹉跌，继后为难。中国积习，往往始事者备极艰辛，而当新旧代易之交，辄鲜后先规随之美。不以率由定章为难，即以推卸责任为事，号令不行，官民不信，断由于此。此项公债票如蒙谕允试办，拟请降旨作为永远定案，并责成臣暨布政使、盐运使，并继任之督臣等，倘有违改定章，失信于民者，照误国病民论，予以应得之罪，庶天下士庶知朝廷于公债一项，实力信行，断无愆改，方足以俾助国用，收集利权。

　　疏呈上之后，皇帝圣谕说：

　　袁世凯奏，拟试办直隶公债票一折，外洋各国遇有军国要需，临时募债，无不闻风踊跃。独中国办理公债，辄多观望不前，良由官吏不能践言，民信未孚所致。兹据该督奏称，开募债票，以取信使用为宗旨，洵为扼要。所陈筹有的款，按年付息，分年还本，发给票据，准其交纳本省库款关税各项，并随处皆可兑用，拟具章程，尚属周妥。著即准其试办，仍责成直隶总督暨藩运两司，无论现任接任各员，一体认真经理，实力信行。经此次奏准之后，作为永远定案，断无改易，倘该官吏违章失信，仍蹈前辙，或启弊端，定行从严治罪，决不姑宽。钦此。

　　以上几个例子是袁世凯政策中效果最显著的，这几种弊端，确实是清朝的切肤之痛，袁世凯能够立即进行改正，这也是别人做不到的。

　　这时的北洋新政已经非常可观，袁世凯把新政的情况向朝廷做了禀报，两宫都非常高兴，下诏表扬袁世凯事情办得好，下令各省一律仿照执行。于是各省纷纷派官员来直隶考察、派学生来直隶学习。而北洋新政也被各省啧啧称道。至于清朝警察制度的实行、陆军的改良、科学的输入这些都应该立袁世凯为第一等功劳。因为这三方面是袁世凯功业最显著的地方，以后的章节将进行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北洋政治上的顽固陋习被驱除后，袁世凯考虑应该大兴科学，凡具有科学知识的，都应该奖励，并加以重用。学生都闻风兴起。明白时局的人都知道，空洞的文字对社会没有什么用，放弃科举入学堂，并出国留学的人，也越来越发达。而我日本国的教育家也很热心，认为清朝来的留学生，很多年龄已经很大，如果再循序渐进，就会时不我待了。于是特别设立了法律、政治速成科，选择科学的精华，教给清朝的学生。袁世凯也极力提倡，之后北京进入士馆的人，以及各省的候补道台、知府，更有清朝的贵族如殿撰夏同龢，尊贵的如蒙古亲王，都来我日本国学习，最多的时候有四万人之多。于是清朝的文化有迅速兴起的迹象。

　　当时留学我日本国的人，多数都鼓吹清朝立宪，袁世凯也赞成这种说法。而孙中山领导的党派，又鼓吹种族革命，势头正劲。清政府为此感到忧虑。袁世凯入京面见两宫，两宫向袁世凯询问抑制革命风潮的办法。袁世凯向两宫陈述了各国宪政的好处，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不实行宪政是不能免除革命风潮的。因此才有了当时的五大臣考察各国宪政的圣命。等到五位大臣回国，皇族中最开通的镇国公载泽，上疏称立宪政体利国利民，只是对官不利。其余四个大臣也都认为应该立宪。然而顽固派拼命反对，两宫也被众人的议论迷惑，于是又召袁世凯进京商议。袁世凯力排众议，主张立宪，说不立宪不能实现国家的强盛。两宫这才下定决心。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七月十三日，光绪帝颁布预备立宪的诏书。第二天，又命令袁世凯等人开会商定改革官制。诏曰：

　　昨已有旨宣布立宪之预备，饬令先行厘定官制。事关重要，必当酌古准今，上稽本朝法度之精，旁参列邦规制之善，折衷至当，纤细无遗，庶几推行尽利。著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袁世凯公同编纂。该大臣等务当共矢公忠，屏除成见，悉心妥订。并著端方、张之洞、升允、锡良、周馥、岑春煊选派司道各员来京，随同参议。并著派庆亲王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候旨遵行，以昭郑重。钦此。

　　预备立宪的诏书颁布之后，顽固党人更加信口雌黄。梁鼎芬和其他台谏（ 官名 ）一道上奏弹劾袁世凯。有人说袁世凯图谋不轨，有人说袁世凯功高盖主，有人说袁世凯掌握了天下兵权。相传，弹劾袁世凯的奏疏多达数十份。两宫将这些奏疏都扣下，并特意让庆王去示意袁世凯上疏辞去所兼的差事，以平息这些谣言。袁世凯将官制定下来之后，立即回到天津，上疏辞去了八项兼职。疏呈上后，圣谕云：

　　该督办事均尚妥协，现定改订官制，各专责成，著照所请，开去各项兼差。钦此。

　　在这之前，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袁世凯曾上疏恳请辞去兼职，但是朝廷下诏挽留了他。现抄录当时的圣旨如下，作为考证。旨云：

　　袁世凯奏请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任事实心，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毋庸固辞。钦此。

　　上面两个圣旨相距只有数月，一个挽留，一个批准。一个说袁世凯以忠心著称，办事实心；一个说袁世凯办事欠妥当，为什么前后如此迥异呢？究其原因，虽然有顽固派诋毁的因素，但也是袁世凯咎由自取的。袁世凯这次辞兼职的疏中有发牢骚的话。既然提倡立宪就应该辞去所兼任的其他职务，这是唯一的办法，但是在辞去兼任的其他职务时，语句中还充满了牢骚，让人怀疑他想揽权也无可厚非。并且袁世凯是首先倡导立宪的人，权限不分，怎么能立宪呢？顽固派所有的借口，都是袁世凯所兼任的职务。袁世凯不学无术，从这里可以看出个大概。有人说这种奏疏都出自他的秘书之手。即使这样，假使袁世凯身边有可用之人，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袁世凯本身就具有坚韧的性格，虽然屡经挫折，频遭诽谤，但他的宗旨始终没有一点改变，自从辞去所兼任的职务后，就一心一意地经营地方的新政。首先创办了审判厅，其次创立了自治会，这些都是由天津试办为起点的。其他所有立宪应提前准备的事宜，都是由袁世凯不辞劳苦，不怕苦难，首先创办起来的。但他身边的人都不以为然。审判、自治都属于地方事务，本应该委派给各地府县，而凌福彭之流，根本不知道新政为何物，又怎么能胜任呢。他们只不过是迫于袁世凯的命令，不得不设立一个名目，用来欺骗和遮蔽他人的耳目罢了。因此，袁世凯虽然雷厉风行，但还是躲不过手下的敷衍塞责。等到袁世凯一去位，他所创设的各种新政，就变得败坏不堪，都是因为他用人不当，导致新政葬送在三五个小人之手。至于袁世凯安置的那些人才，只会花天酒地，受贿徇私，无恶不作，人们都说，今天大不如过去了。袁世凯岂知这些新政创办之初只是徒有名目，却缺少新政的精神，从而导致今日的百弊丛生，新政被败坏的景象，让人不敢想象。哎，袁世凯有办事的热心，但是没有识人的能力，真为袁世凯感到惋惜，但又不得不说这也是他的过失。

　　袁世凯自从倡议立宪之后，两宫对他的恩宠也大不如前。两宫的心意并非痛恨他倡议立宪，而是由于众人的煽动和蛊惑。众人之所以能够煽动和蛊惑两宫，又都是基于袁世凯的胞弟袁世彤的胡作非为。要想知道袁世凯兄弟之间产生嫌隙的原因，就必须先说一下袁世彤的轶事。

　　袁世彤是袁世凯的弟弟，他俩是同母所生。袁世彤为人放荡不羁，文章秀雅，经常鄙视袁世凯。袁世彤喜欢去妓院，他听说上海是天下最繁荣的地区，就带着钱到上海玩耍，他一夜能将上海的几个妓院跑几遍。时间久了，钱花完了，袁世彤就被一些无赖小人出卖了。当时上海有一个名妓叫胡宝玉，风姿绰约，为群芳之首，与袁世彤关系最为密切。一天，有位腰缠万贯的贵公子觅玉寻香，而一些无赖小人借花献佛，制造了一个风流骗局。他们唆使胡宝玉与贵公子假装订立三生之约，趁机问贵公子索要万金来给胡宝玉赎身。贵公子也如愿以偿，准备买房金屋藏娇之时，胡宝玉却已不知所踪。贵公子于是跑到英国官署指控袁世彤、胡宝玉以及这帮无赖。贵公子的家丁打探得知胡宝玉逃到了袁世彤的公寓，英国巡捕前往抓捕时，这些无赖逃得无影无踪，只剩下袁世彤与胡宝玉正共赴温柔乡。巡捕也多情，他们将这对正在酣睡的鸳鸯双双扛了出去。这件事详细地登载在当时的《 申报 》上，并注明袁世选（ 袁世彤当时叫袁世选，“袁世彤”是后改的名字 ）是袁世凯的胞弟。当时的上海道台聂缉椝与袁世凯有故交，于是就命令审判员替袁世彤脱罪，只治胡宝玉的罪。袁世凯听说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母亲，并深深地斥责了袁世彤，兄弟二人之间也因此产生嫌隙。等到袁世凯在小站训练新兵的时候，袁世彤想谋个差事，袁世凯害怕别人议论，不方便在军队中为他安排位置。袁世凯的哥哥袁世廉当时在聂士成的全军营务处，于是袁世凯把袁世彤推荐到了聂士成的部队，希望袁世廉能够就近对他进行教导。聂士成明白袁世凯的意思，于是就让袁世彤与袁世廉一起协助办理营务。

　　后来，胡宝玉多方寻求帮助，也获得释放，听说袁世彤在直隶，便寻了过来，并求天津候补知县龚某代她通报消息，希望能够和袁世彤重圆旧梦。袁世彤听到消息后，立即赶了过来，龚某便将胡宝玉交给了他。据龚某给别人讲：胡宝玉虽然刚刚经过牢狱之灾，但是她并不怨恨袁世彤，两人见面时只谈两人分开后的情况，感情超过以往。胡宝玉来此的目的，是因为感觉自己年纪已大，厌倦风尘，希望能和袁世彤相伴终生（ 当时有个做中介的人说：袁世彤与胡宝玉两人交往多年，袁世彤不仅没有再寻花问柳，而且还花了数千金保护胡宝玉，两人感情之深，可见一斑 ）。袁世彤既然能与胡宝玉重逢，就不忍与她再分离。此事被袁世凯知道后，他随即嘱咐袁世廉替袁世彤把差事辞了，并以母亲的命令把袁世彤叫到小站。袁世彤见到母亲之后，把胡宝玉愿意与他相伴终生的志向告诉了母亲，并夸奖胡宝玉贤淑，求母亲命令袁世凯给他数千金，成全他的好事。袁世凯听说胡宝玉有夏姬之妖，且比袁世彤年长，坚决不同意，这也是出于对他弟弟的担忧。袁世彤没有达成他的心愿，觉得无颜再见胡宝玉，于是写信和胡宝玉告别，自己跑回了老家。胡宝玉收到袁世彤的信后，眷念故人，抑郁成疾，不久就离开了人世。袁世彤听到噩耗后，写了一赋悼玉诗百韵来寄托自己的哀思。我当时曾听人传诵这些诗，可惜没有留下稿子。

　　胡宝玉的死成了袁世彤的终生遗恨，他心中对袁世凯恨得咬牙切齿，决定终老林泉。等到袁世凯成为封疆大吏，袁世彤也没有出来做事。当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正值义和拳开始动乱，京津一带谣传袁世凯要把山东据为己有。袁世彤于是上书给河南巡抚景星，请他转告荣禄，说他从来都不知道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如果袁世凯将来欺君枉法，请不要牵连到他。景星知道他们兄弟之间不和睦，便没有向荣禄转达。等到袁世彤听说官员上奏折弹劾袁世凯时，他又重新上书给朝廷，并写信给袁世凯，劝袁世凯转行，这封信刊载在《 大公报 》上。顽固派将此作为口实，写到了奏章中。清廷认为，袁世凯的胞弟竟然这么说，也有所触动，于是撤掉了袁世凯的兼职，但清廷仍存疑虑，又把袁世凯调回北京做了京官。节录袁世彤给袁世凯的家书，以资考证。书云：

　　兄弟不同德，自古有之。吾家数代忠良，数世清德，至兄则大失德矣。二十年来，兄所为之事，均与母命相背，朝中劾兄之折盈尺，皆痛言兄过。兄抚心自问，上何以对国家，下何以对先人？兄能忠君孝亲，则为吾兄；不尔，则非吾兄也。弟避兄归里于兹十载矣，前十年或通信，后十年片纸皆绝。今关乎国家之政，先祖之祀，不能不以大义相责也。兄显达后，一人烹鼎，数人啜汁，然弟独处僻壤，始终不敢问津。兄为总督，弟为匹夫，兄固不加爱，弟亦不敢妄邀。挑灯织履，次晨市之，虽然清苦，犹荣于依托老哥为人指责曰：此某弟也，某爪牙也。弟视大义如山岳，富贵如浮云，惟谨守父母遗训，甘老林下。辛丑春，弟曾上书于河南巡抚景公，祈转禀荣相，以朝中无能制兄之人，恐将来尾大莫掉，莫若解其兵柄，调京供职。正所以保存功臣之后也。其言昭昭如在目前，今日之后，但愿彼苍有灵，先祖有功，兄能痛改前非，忠贞报国，则先祖幸甚，阖族幸甚。临笺挥泪，书不尽言。

　　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 ）七月二十七日，廷谕：

　　外务部尚书著袁世凯补授。钦此。

　　同日又奉谕云：

　　大学士张之洞，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均著补授军机大臣。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