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我在一家五等的小报里做文化编辑。头头的文艺观念指导着我所在部门的工作，由于他在“圈子”里认得几个人，为此而感到特别得意。他要求我进入那些不入流的演出公司约见女明星，报道她们的逸闻逸事，让我给那些曾经做过侦探的人写的书做报道介绍，发表有关流动马戏班子的简讯，或者是每周就某个街坊的儿子掀起的某种时尚给予过分的吹捧。

　　在编辑部潮湿的办公室里，每个夜晚，我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都遭到扼杀。常常是直到黎明时分，我才开始动笔写新的小说，又总是中途撂笔，于是，我对自己的才能和懒惰倍感失望。与我同龄的作家在国内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赢得了国外的大奖：拉美文学之家奖、塞意斯巴拉尔出版公司举办的图书文学奖、南美文学奖、头版面文学奖等。这一切，于我来说，与其说是羡慕，更是一种强烈的激励，它像冷水浴一样浇向我，让我下定决心在某一天也能完成一部小说。

　　在那段日子里，从时间顺序来看，也就是书中的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未来的读者会发现这本小说开始时雄心勃勃，结束时的气氛非常压抑——头头发现我的懒散作风已经非常危险地发展到使我面带菜色，他决定让我去趟海边组稿子。这使我可以在一周的时间内享受海岸的太阳，带有咸味的海风，吃贝壳、鲜鱼；此外，和一些人物的接触，会对我的未来发展产生非常意义。那就是打扰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大海边的宁静生活，通过和他的会面，用我们头头的话说，给我们小报的那些读者搞到诗人的“全方位情史”。总而言之，按智利人所说的那样，让他以最生动的方式讲出他所甩掉的女人。

　　住在黑岛的小旅馆中，从赫兹租车公司租来的小车，从头头那里借来的奥里维第牌手提打字机，所有这些都是他说服我把这件不光彩的活儿完成的理由。除了上述的好处，出于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我还抱有另一个想法，那就是带着我写到二十八页的手稿，每天下午用来写聂鲁达的情爱生活；晚上，听着大海的波涛声，写我的小说，直至写完。还有呢，我有了某种打算，最后竟到了执著的地步。我对马里奥赫梅内斯，我书中的英雄很有好感，我设想能通过这件事，让巴勃罗聂鲁达给我的小说写序言。带着这个伟大的战利品，我将扣开那斯西曼多出版社的大门，根据那样的事实，我那迟迟拿不出的难产一般的小说将得到出版。

　　为了让这篇序言不是无止无休地写下去，也避免让我那些遥远的读者陷入不切实际的期待，我做以下几点说明。第一，读者拿在手中的这本小说，不是我在黑岛时想写的书，也不是我在那个时期已经开始动笔写作的书，而是我对聂鲁达突击采访的副产品。第二，尽管有些智利作家仍然在品味着这部作品成功的美酒（这是一个编辑对我说过的诸多话语中的一句），我绝对对此一向不以为然。与此同时，另有一些高明的作家用第一人称写作抒情故事，写出小说中的小说，写出抽象语言，扭转时空，而我还在那些克里约作家已经大有斩获的领域里，搬弄那些老掉牙的比喻，不搭调地使用误读了的博尔赫斯的形容词从事写作，特别是一位文学课的教授曾经带着厌恶的口吻断言：一位全知的叙述者。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对于马上从下一页开始就要接受折磨的读者来说，肯定地说，他们更加愿意捧在手上的是有滋有味的巴勃罗聂鲁达的情史报道，如能那样，我也许早就进入了另一行当而不再默默无闻。这篇报道没有问世，绝对不是由于我的过失，而是诗人的原则所致。诗人带着与我原来低下的初衷所不配领受的友好之情对我说道，他的伟大的爱情就是他现在的妻子：玛蒂尔德乌鲁蒂亚。他说道，他既没激情也没兴趣回顾那“苍白的过去”。至于我大胆地要求他为我一本还没问世的书写序一事，他开着玩笑，把我撵到门口说道：“等您写那本书时，我非常高兴为它作序。”

　　带着写本书的愿望，我在黑岛停留了很长时间。每个夜晚，每个下午，每个清晨，懒散的作风都会向我袭击而来。我放纵自己，面对空空如也的白纸，我决定到诗人住处转悠，顺便结识那在这所住宅附近转悠的其他人，就这样，我认识了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们。

　　我知道，不止一位耐不住性子的读者都会发问，一个像我这样懒散得无可救药的人，怎么会完成这本书呢？即使它不算长。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是，我用了十四年写完它。想想看，在这段时间里，比如，巴尔加斯略萨发表了《酒吧长谈》《胡莉娅姨妈与作家》《潘达莱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和《世界末日之战》，坦白地说，我真不为我所创造的纪录感到自豪。

　　再补充一个感情方面的原因，由于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到圣地亚哥的法院办事，我陪她吃过几次午饭，她让我给她讲述马里奥的事情，她说她“不在乎我用多少时间，也不在乎有多少虚构成分”，于是，以她讲的话作为托辞，我两个错误都犯了。

　　献给给予聂鲁达创作灵感的玛蒂尔德乌鲁蒂亚，也表达那些受益于聂鲁达诗歌的“卑微的抄袭者”对她的敬意。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