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册的每一页都发出亮闪闪的光泽，洁白晶莹，这让马里奥赫梅内斯找到了不拿它写诗的恰到好处的借口。只有在“塔”牌的练习本上涂满草稿时，他才会赶忙用“巴拉威亚之花”牌香皂把双手洗净消毒，把经过整理删除后剩下的最好的比喻，用绿色的圆珠笔，抄写到纪念册上，那笔和诗人一直使用的笔一模一样。在这以后的几周内，他越是文思枯竭，他的“诗人”名气反而越大，人们在不断地宣传，说他对诗歌邪上了心，这话也传到了电报员耳中，他要马里奥在圣安东尼奥社会主义党的一次政治文化活动上朗诵他的诗作。邮递员无奈，只好朗诵了聂鲁达的《献给风的歌》，只博得稀稀落落的掌声，还让他在召开新的会议时读《鳗鱼汤颂歌》，让党员和积极分子们娱乐一下。电报员又特别提议在港口渔民之间还要再组织一次晚会。

　　在人们面前频频“亮相”，一时没有人需要他去送信而带来的悠闲，都没能缓和他渴望接触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的心情。姑娘在一天天变得更加完美漂亮，全然不知道这一切给邮递员带来的影响。

　　当邮递员背下了大量诗句，并准备用它们吸引姑娘时，他却和智利令人感到最可怕的人交手了：姑娘的母亲。一天下午，他耐心地站在街角的路灯下，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姑娘时，他看到比阿特丽斯打开了自己的家门，他念叨着她的名字，朝她窜过去，这场面正好让她的母亲撞见，她像厌恶一只虫子一样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他，说道：“早上好。”那声调无疑在说：“快滚开。”

　　第二天，他采用了巧妙的策略，趁他所爱恋的人不在小旅馆的时候，他来到了酒吧，把他的口袋放到柜台上，向姑娘的母亲要了一瓶上好的酒，把它塞进信件和印刷品之间。

　　他干咳了几声之后，环视一下旅馆四周，就好像第一次来这儿一样，“这儿挺漂亮。”他说。

　　比阿特丽斯的母亲礼貌地答道：

　　“我没有问您的看法。”

　　马里奥注视着皮质邮包，很想钻进口袋里，和那酒瓶待在一起，他再次干咳几声：

　　“聂鲁达的邮件已积存了很多，我把它们带来，以免丢失。”

　　那女人的胳膊交叉放着，不友好地扬起脸说道：

　　“得了，您为什么跟我念叨这些事，难道您让我也搭话茬儿？”

　　在这次“友好”谈话的驱使下，当天傍晚，太阳橘红色的余晖使爱恋中的情人和习作诗歌的人无限愉悦之时，马里奥没有觉察到姑娘的母亲正在她家的阳台上监视着他，他尾随着姑娘的脚步来到海滩上，又来到岩石滩，他忐忑不安地向姑娘倾诉衷肠。起初他讲得十分急切，但是后来，他开始娓娓道来，就像他是个木偶，而聂鲁达是那耍口技的人，诗歌的比喻如连珠妙语滔滔不绝，以至于和姑娘的谈话，或者说马里奥的诗歌朗诵会，一直延至夜幕完全降临。

　　比阿特丽斯从岩石滩直接回到小旅馆，她像个梦游者一样，从桌子上举起一瓶只喝了一半的酒瓶，两个渔民正在饮酒，哼唱着罗伯特莱卡罗斯的波莱罗舞曲，他们感到十分诧异。接着，她拿着这瓶未使人尽兴的酒朝房间走去，母亲念叨着是关门的时候了，对没喝好酒的顾客，她分文不取，把他们送到大门口后，将店门锁好。

　　她看到女儿在房间内任秋风吹拂，毫无遮盖，忧郁的目光凝视着斜挂的满月，半明半暗的光线洒满小床，可以听到姑娘不安的呼吸声。

　　“你在干吗？”她问她。

　　“我在想事。”

　　她一下子把灯拉开，灯光直射在她急速回避的面孔上。

　　“如果你是在想事，我想看看你想事的时候脸色什么样？”

　　比阿特丽斯忙用双手捂着脸。

　　“深秋了，窗子还敞开着！”

　　“这是我的房间，妈妈。”

　　“可是医生的账要我来付。打开天窗说亮话，孩子，他是谁？”

　　“他叫马里奥。”

　　“他是干什么的？”

　　“是邮递员。”

　　“邮递员？”

　　“您没看到他的邮包？”

　　“我当然看见了，我也看见他的邮包用来干什么了，装一瓶酒。”

　　“因为他已经送完信了。”

　　“他给谁送信？”

　　“给唐巴勃罗。”

　　“聂鲁达？”

　　“因为他们是朋友。”

　　“他告诉你的？”

　　“我看到他们在一起，有一次他们一块儿在旅馆聊天。”

　　“他们聊什么？”

　　“聊政治。”

　　“嘿！他还是共产党员！”

　　“妈妈，聂鲁达要当智利总统了。”

　　“我的女儿，如果你把诗歌和政治混为一谈，用不了多久，你就要成为单身母亲了。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比阿特丽斯的话已经滑到了嘴边，她故意迟疑了几秒钟，把话就着滚烫的唾液又咽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