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968年：躁动的年份

　　人们都认为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是一个令人心酸、困扰不断的人物，而且是第一个辞职的美国总统。但是我作为尼克松内阁成员经常要与他商讨问题，同时还会定期在一起开会，那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有严重失误，在他的秘密录音带曝光之后一切都很清楚了。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思维缜密、聪明睿智的人，在我观察过的总统中，他是最智慧的一位。在他的身上确实存在着自我矛盾的现象，奋力登上权力的最高峰，然后重重跌下，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之后还有那么多美国人认为他极富魅力的原因。

　　1968年，当时是我在国会的第三个任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重返政坛，要走的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东山再起之路。他的第二次总统竞选发生在美国现代历史中最为混乱、躁动的一年，这一年关于越战的争论不断升级。新年攻势冰封了约翰逊总统的命运，也导致了多起在白宫大门外的抗议活动。游行者常有节奏地喊着：“嘿！嘿！约翰逊！你今天杀了多少个孩子？！”抗议活动太多了，事实上，总统想离开白宫都很困难。那一年，16592名美国人死在了战争中，这是整个战争期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我们的国家充斥着暴力和心碎。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这个肩负着多少美国人希望的男人，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遭暗杀。乔伊斯和我当时正在佛罗里达的家中，一听到消息便立即飞回华盛顿。他的死产生了危险而强烈的不良影响。局势紧张，我们不得不向国民警卫队人员出示身份证明，然后他们才允许我们通过弗吉尼亚国家机场的桥到达华盛顿特区。由于是开车进入首都的，我们看到了街头的叛乱，有建筑和汽车在燃烧。下一个上课日，市里决定公立学校继续上课，也留给我们一个挥之不去的画面：我们12岁的女儿瓦莱丽作为一名学校安全监督员站在街道的一角，而荷枪实弹的国民警卫队队员就站在另一角。

　　那一年6月，参议员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在洛杉矶遭暗杀，此时他刚刚赢得加利福尼亚总统初选的胜利。他和金的死，唤起了人们对他哥哥遭暗杀的鲜活记忆。一连串的谋杀、伤亡惨重的战争，再加上华盛顿和全国各地频繁发生的暴力示威，我们每一个人都明显感觉到这个国家可能不断恶化，进而失去控制。

　　在愤怒与抗议声中，尼克松站出来公开表示能够提供保障和稳定。对于选民而言，这是改变林登约翰逊总统任期内痛苦现状的一个积极信号。但是，他在过去10年间曾两度以高姿态参选却均告失败，这使他不得不努力洗刷留在选民心中的失败者形象。

　　当尼克松的法律合作伙伴兼密友约翰米切尔要求我领导尼克松在伊利诺伊的竞选时，我谢绝了，我告诉他，我需要观察一下竞选。在我眼中，尼克松为了能够有所作为花费了很多精力，但是八年来，除了准备竞选下一任总统和作为副总统履行其职责之外，他实际上没有什么成就。随着竞选的展开，我越来越为他的稳定和专注所打动。最终，我同意在1968年迈阿密共和党大会上担任尼克松的政党领袖助理，随后又在总统选举中担任他的代理发言人。

　　在大会的第三天，时任尼克松竞选活动负责人的米切尔给我递来一张字条，要我到希尔顿广场酒店尼克松的套房出席会议，讨论他的副总统人选的选择。这次共和党大多领军人物都会出席的私人聚会将在总统提名投票一结束就开始。邀请一位年仅36岁、对候选人知之甚少的国会议员实在不同寻常，尤其是此人并没有立即表示支持。不过，我还是好奇地接受了邀请。

　　尼克松获得提名之后，时间已经很晚。我开车到了希尔顿，来到他的套房。21个人聚集在此，其中的共和党杰出人物包括前纽约州长托马斯杜威，他是1944年和194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南卡罗来纳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1948年迪克西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亚利桑那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看来他已经从1964年的失败中重新振作起来了。我是在座最年轻的，当然也是最没有经验的一个人。

　　尼克松很快就到了，他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但没有和任何一个人寒暄，只是草草问候了一下。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是尼克松看上去还是很精神。他在一个转椅中坐下，面朝房间的另一头。我们其余人则坐成一个椭圆。尼克松向后靠在椅背上，脚伸出搭在咖啡桌的边上。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作风：务实、稳重。他一开始便提出了自己对未来竞选的看法。在他看来，这又将是一次势均力敌的竞选。考虑可能的副总统候选人时，尼克松有针对性地说他不会再犯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挑选林登约翰逊的错误。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不想为了拉拢一个州的选票而选择地区候选人做竞选伙伴。相反，尼克松说他希望找一个广受欢迎的人。我想他是希望能够撇开那些与我党左翼或右翼联系密切的人。

　　“我不希望选择的人会造成我党的分裂，”尼克松说，他的声音是男中音，他说话的时候会时不时地摆弄他的手表带。他要我们表态，说明我们认为谁是我党在全国竞选的最佳人选。“现在我们轮流表态。”他说。他首先望向坐在我左侧的俄亥俄州众议员萨姆迪瓦恩。“萨姆，你先来。”尼克松说。

　　我猜想迪瓦恩能够说上一段时间，这样我就有机会整理一下我的思路，可惜没有那么幸运。萨姆说在尼克松书面要求他提供认为合适的竞选伙伴人选时他已经做出了回应，现在没有要补充的。于是，尼克松和房间中所有的共和党大腕们都将注意力转向按顺序的下一个人。“唐，你怎么想？”尼克松问道。房间中这些共和党大亨，包括尼克松，我勉强刚刚认全，但是现在轮到我发言了。

　　我遇到难题了，尼克松刚刚排除了一些人，而其中有一些我认为是在伊利诺伊竞选的最佳人选。被排除的人中多数被认定为亲左翼人士：查尔斯珀西、纳尔逊洛克菲勒和约翰林赛。那一年，我曾反对洛克菲勒作为总统候选人，但是作为副总统人选我认为他还是能在库克县这样的地方拉来选票的。共和党自1964年惨败后还在恢复元气，我感觉如果我们能够扩大共和党的基础，地方候选人就有机会在1968年获胜。我还认为如果挑选一名能够帮助共和党向北方、工业区、城市区，尤其是市郊扩充势力的人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话可能会有所帮助。一个候选人如果对美国民众所担忧的城市问题，如教育、犯罪、毒品和旷日持久的种族冲突等能够表现出足够的关注，也许会吸引更多中立的选民。我表示，尤其是参议员查尔斯珀西，在我家乡的所在州将会极有帮助，而那个州是竞选的排头兵。之后我继续说道，我认为从梅生-狄克逊线 以下挑选候选人将是一个错误。南方仍然很偏激，我担心这样做会给出错误的信号，即共和党不支持民权。我说这一番话时清楚地知道党内南方人中最有名望的一位—斯特罗姆瑟蒙德就坐在不远处 。讨论期间尼克松经常提问：沃尔普怎么样或阿格纽如何？约翰沃尔普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斯皮罗阿格纽最近刚刚当选马里兰州州长。看来没有人了解他们两个人。但是随着讨论的进行，我开始意识到尼克松很可能在我们所有人到来之前已经做出决定，要在沃尔普或阿格纽之间选择一位。

　　现在已经快到清晨五点了，会议终于结束。我离开时，正好从尼克松面前走过，他正独自一人站着。他和我握了握手，然后说了几句着实出乎我的意料的话。

　　“你的选区不会费力，”他评论说，“我希望你能陪同我进行竞选造势活动，我再找机会和你谈谈此事。”我告诉尼克松我愿意尽我所能提供帮助，我也再次表示不赞同选择一位南方候选人做副总统。

　　尼克松沉思了一刻。“唐，恐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不得不退一步。”他说。

　　曙光初现时我回到酒店房间。乔伊斯还是那么直截了当。“那么，是谁？”她问。

　　“你不会相信。”我回答说。我告诉她我想会是沃尔普或阿格纽中的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选择，就是俄勒冈州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哈特菲尔德算是朋友，在这三个人中我比较喜欢他。他是比利格雷厄姆主教推荐的。乔伊斯想了一下，然后带着迷惑的表情问出了一个问题，不久以后整个世界也会问出同样的问题：“阿格纽？”

　　当尼克松第二天宣布阿格纽参选的消息时，他说他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三个标准。第一，尼克松称，阿格纽有资格成为总统；第二，他说阿格纽将会是一个好的活动家；第三，如果他们帮助阿格纽胜选，将能够应对国内政策。据我所知，阿格纽在这几个方面并非特别出众。更主要的是，尼克松看来对他选择了一位如此出人意料的人，使所有人猝不及防而感到高兴。的确，选择阿格纽有如地震，甚至连阿格纽本人都震惊不已。

　　尽管我还是很钦佩尼克松，但是我对他的选拔过程失望透顶。他选择的副总统太软弱，最终给他带来了大麻烦。尼克松真正的选人标准看来不是能力或经验，而是一个不会招致任何一方反对的人。他的用意是在面对批评之前堵住他们的嘴，但果真如此，就太目光短浅了。没有人跳出来反对阿格纽并不代表他毫无瑕疵，而是还没有人了解他的缺点。

　　到了八月末，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了他们的提名大会。尼克松团队要求我作为唯一一名代表部分芝加哥的地方共和党议员，加入他们称之为“共和党情报中心”的计划。该计划准备从媒体中挖掘出民主党可能暴露出的漏洞 。我们住在芝加哥康拉德希尔顿酒店。我们一行人包括年轻的尼克松演讲撰稿人，也是未来获得普利策奖 的专栏作家比尔萨菲尔，还有另一位高级演讲稿撰写人，睿智的后起之秀帕特布坎南，以及科罗拉多州共和党州长约翰洛夫，当然还有我。

　　后来发现，我们并不需要费太多劲，要做的就是将事实分门别类地整理好。民主党经历了一次近代史上最糟糕的大会。会场内，关于越南战争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甚至有人试图掐断一些发言者的麦克风。会场外，数以千计的示威者聚集在一起进行抗议游行，在我们酒店街对面的格兰特公园也有一大群人。我们从窗户能够看到示威者手持蜡烛或举着抗议约翰逊总统和越南战争的标语。乔伊斯也来到这座城市加入到我们之中，我们一起向外望着。过了一会儿，我们决定下去，近距离地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乔伊斯和我都劝州长洛夫与我们一起去格兰特公园，他是老一代的绅士，看上去很不情愿。

　　抗议者中大多数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革命家，也不是叛乱者。他们中大多数都很年轻，比我们的大女儿大不了几岁。我理解他们的观点，因为我自己对进行的战争也有自己的担忧。但是抗议队伍中夹杂着少数捣乱分子，希望煽动人群与警察发生冲突。

　　那天我们回到酒店时夜已经深了，乔伊斯和我再次向窗外望去。和平游行开始变味了。人群中有人开始袭击警察，希望挑起暴力冲突，借以吸引媒体的注意。人数上占优的芝加哥警察努力控制人群。最终警方动用了催泪瓦斯。希尔顿酒店大堂满是瓦斯，较矮的楼层深受其害。随着局势越来越紧张，警方开始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戴着灰绿蓝色头盔的警察冲向示威的人群，使用警棍，将一些闹事者拖上警车。另有一些警察将人们按在康拉德希尔顿酒店的墙上，在制服他们的过程中酒店的窗户玻璃被打碎了。人群中的煽动者则以更加暴力的行为进行反抗。

　　叛乱在继续，我们情报中心的成员与理查德尼克松核实情况，并报告发生的事。可以理解，芝加哥的叛乱已经演变成一场灾难，他的注意力被分散了。他提了一堆问题，对叛乱之猛烈甚感恐慌。和很多共和党人一样，尼克松也喜欢搜集政敌的信息—当然，几年之后这个国家就会发现他的兴趣程度有多深了。

　　芝加哥叛乱的不利影响一直延续了数月，给民主党大会和休伯特汉弗莱的总统竞选蒙上了一层阴影。国人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些丑陋的事实，政治余波未平。我的见闻为我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对芝加哥这座美国大城市也是我的家乡发所生的一切心怀悲痛。

　　我震惊地发现，尼克松竞选中的民主党对手在很多方面都与他相反。汉弗莱巧妙地自我标榜为“快乐的战士”，乐观而且投入，他很难缠。汉弗莱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背诵着尼克松这个新人在1952年、1956年和1962年的其他身份，说：“现在，我看到了1968年的新尼克松。女士们，先生们，像他这张出现过这么多次的政治面孔可不算新人了。”我有一种感觉，汉弗莱与尼克松之间的辩论不会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尼克松在竞选活动中不得不承认，候选人没有忘记他在1960年与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辩论时的艰难。那年九月，我的一位朋友，也是知名的华盛顿大佬布莱斯哈洛来到我的国会办公室，他正在努力为尼克松的竞选活动工作。他告诉我，尼克松不希望给汉弗莱辩论的机会，并希望把汉弗莱和不受欢迎的约翰逊绑在一起。而且，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在汉弗莱和约翰逊的催促下，提议推迟执行“平等时间”规定 ，这样州长乔治华莱士将可以在没有其他第三方候选人的前提下参与进来。华莱士是亚拉巴马州的一位支持种族隔离主义的候选人，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竞选。他成为候选人就有可能将南方对尼克松的支持吸到他那一边，而且和汉弗莱一样，他在辩论中敏捷、引人注目。哈洛告诉我说尼克松不愿意给华莱士一丁点儿广播时间，而且他认为仅有一位第三方候选人参与不公平。

　　哈洛要求我帮他阻止延缓执行平等时间规定的行为，因为延迟意味着将会出现三方辩论。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我赞同哈洛的政治评估，三方辩论对尼克松而言是最糟糕的情形，我不喜欢民主党在最后时刻的应急措施。我还在想，这对于我们国会这群人而言可能会是一次良机，能够引起大家对我们希望推动的问题的关注。“拉姆斯菲尔德手下的捣蛋分子”正在推行一个改革一揽子计划，包括公众熟知的一些措施，如竞选筹款改革和禁止将政治捐助用于私人致富等。

　　福特的少数党领袖办公室就在众议院会议厅门口，哈洛在那儿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精心策划了一次议事策略，使延迟平等时间规定的企图无法得逞。在众议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叫停会议，要求执事 点名，保证多数议员（法定人数）出席。于是在立法辩论到了投票的程序时，我们中的一个人会要求点名查看是否达到法定人数，其余人则负责安排到众议院会议现场参加辩论或投票的人永远达不到法定人数要求，使辩论或投票无法继续。从10月8日中午一直到第二天，我们小组刻意制造了33次不成功的法定人数点名。

　　当然，众议院议长约翰麦考马克是民主党人，他不会甘心接受这样的结果。他威胁派出国会警察强行聚拢议员并将他们锁在会议厅。伊利诺伊众议员约翰安德森就曾一度被阻止离开众议院，从而引出了一场闹剧：一名国会议员敲打着议院会议厅的门，狂喊他被议长绑架了。

　　除了一遍遍要求点名查看是否达到法定人数，我们还布置了对一系列立法修正案的投票工作，将事情一拖再拖。约翰逊一定不会高兴，因为我们用谋略战胜的正是立法领导者本人。

　　在我们成功之前，我们将议会会议一直拖了个通宵，这也是自1820年为《密苏里妥协案》 而抗争之后美国众议院持续会议时间最长的一次。部分传统意识很强的共和党领导人认为我们的行为很不适宜，但是少数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却与众不同，他为我们喝彩并鼓励我们继续。我们的行动被称为“最漫长的一夜”。

　　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票数不足以否决议案，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拖延方案的通过。我们力求坚持两天，这样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就有机会采取类似的措施，并阻止在10月12日国会例会前对议案进行投票。这一招奏效了。议案被无限期搁置。汉弗莱和尼克松从来没有辩论过，州长乔治华莱士也没有。我们的努力引起了尼克松的注意，我们的候选人也公开对我们提供的帮助表达了谢意。

　　一周以后，尼克松邀请我陪同他一起从南部到中西部进行竞选巡回演讲，这一次，我对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尼克松严肃、忧虑，行事认真有条理，但是他还自诩为一个有魅力的政治演讲者。为此他很用功，每次都非常谨慎地事先准备好发言用的便条。有一次，他竟然过于投入，演讲时几乎从站着的板条箱上跌下来。

　　一次飞行快结束时，尼克松叫我到他的私人机舱中。他那时55岁，头发已经灰白，发际也向后移了。他直奔竞选主题，问我在快结束这几周准备到哪里去演讲。我告诉他，我准备去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

　　“很好，”他说话的时候不忘摆出一副政治家的派头，“不要介入伊利诺伊。”虽然1960年他未能当选总统全是因为伊利诺伊站在了肯尼迪一方，但是尼克松认为这一次胜利会属于他。

　　在我们剩下的一段旅途中，我们之间有了更长时间的对话。在我们谈话时尼克松很放松，他看上去希望更多地了解我——他问我是否抽烟，我告诉他我抽烟斗。他表示对竞选很兴奋，他认为汉弗莱企图将他描绘成一名种族主义者。“如果我用这样的策略对付汉弗莱，我绝不会让媒体停下来，”尼克松沉思道，“你认为我应该和他辩论吗？”

　　“不，我认为不要。”我回答说。

　　他告诉我说，他的顾问们要他在发言中更狠地抨击汉弗莱。我告诉他我认为他现在做得很好。汉弗莱是个招人喜欢的人，我认为逼他太紧不是一个好策略。后来尼克松在一档热播的娱乐节目“大家笑”（“周六夜现场”节目的前身）现身并说出节目的口号：“亮出来看看。”媒体表扬了他的做法。事实是，尼克松很愿意在节目中现身，让众多批评他的人看看，他可以不那么严肃，他可以很风趣。

　　正如尼克松预测的那样，选举结果很接近，他仅以不到百分之一的优势获胜，1968年总统选举也成为美国历史上选票最接近的几次大选之一。理查德尼克松从政治低谷东山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