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顾问生涯

　　我离开经济机会办公室之后，尼克松任命我为总统顾问，这是白宫的一般咨询职位。我仍然是内阁成员，全天工作，办公室搬到了西翼大楼。我比在经济机会办公室时能够更经常地见到总统和他的高级助理。

　　我很快就注意到尼克松喜欢远离总统的椭圆办公室去思考问题。他常常躲在离白宫不远、建于19世纪的老行政办公大楼的一间私人办公室中。在那里，他会与一小组助理开会，讨论他脑中可能想到的任何问题。我常见他穿着外套、打着领带，两只脚架在凳子上，膝盖上的黄色衬垫总是露在外面，思索着解决问题的办法。

　　1970年，这个国家仍处于动乱中。越南局势仍然高度紧张，春天时，在所谓的入侵柬埔寨（这个词使人想象的是观光访问，而不是武装入侵）之后时局更加恶化。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关闭校园，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在柬埔寨的行动，学生们害怕的是战争的扩大与升级。为了试图控制骚乱，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队员开了枪，打死四人，打伤多人。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事件引发波及全国400多所大专院校、有400多万学生参与的罢课潮。为了平息事态，尼克松在一天清晨出现在林肯纪念馆前的抗议学生中间，和在此露营的部分学生对话。他的视察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声打断，但我认为这一次展现了总统性格有意思的一面，他喜欢置身于此类场景之中。

　　5月15日，密西西比传统黑人大学杰克逊州立大学的抗议演变成了暴力冲突，又有两名学生被杀。在这些枪击事件后不久，切尼（我离开经济机会办公室后仍担任我的助理）和我一起到密西西比了解所发生的情况并走访家庭。我们发现局势不稳而且多变，每一个人都屏住呼吸静观其变。这是千钧一发的一刻，在整个国家都能看到年轻的学生和同样年轻的国民警卫队队员互相攻击。全国性的混乱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秋季，校园才终于重新开放。

　　尼克松的内阁成员都见识过年轻人反战、希望参与所谓的青年运动，留着长头发、戴着串珠，穿着扎染的衬衣。这使内阁中的部分家长颇感为难，因为多数周日时间，尼克松会邀请我们这些人全家到白宫参加礼拜仪式，家长必须额外花时间保证他们的孩子外表得体，能够读圣经或与总统握手。我们自己的孩子与一些反战示威人士是朋友，让他们说出自己的父亲在白宫为理查德尼克松工作实在不那么容易。瓦莱丽有一次对我说她在考虑加入一个示威游行。“好，去做吧，”我直率地说，“如果你相信自己所说的。”但是我告诉她我不希望她仅仅因为想融入群体而去参加抗议活动。她最后决定不去了。

　　我现在全部的工作时间都在白宫，于是媒体和外界有推测说我已经打入尼克松总统的核心集团。那是外人的看法。在白宫内部，形势要复杂得多。尼克松有不止一个核心集团，他可以在这些集团之间摇摆不定，具体要视他的兴趣和情绪而定。而且目的不同，他利用的核心集团也不同。

　　当然，在尼克松掌权的白宫中也有那么两个人颇为引人注意，他们是鲍勃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他们欣赏尼克松的政治天赋和坚韧的性格，以及他长久以来对那些他称之为华盛顿精英的不满。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德国姓氏加上他们组成保护总统的统一战线，使他们从媒体那里获得了“柏林墙”的称号，这也暗示着其他人将被排斥在外。我的经历说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有着相当不同的个性和工作方法。

　　作为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是总统最亲密的助手。他是一个表面整洁的男人，留着平头，活泼，做事有条不紊，很少令人不快。我喜欢他的会议，因为他的会议有实质性内容，效率高。我与他打交道的时候还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能够准确提供尼克松总统的真实希望和观点，有了他的指导，我工作起来就很舒心了。由于他能够亲近尼克松，霍尔德曼按理说应该是那个能够临危受命、阻止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做出铸成大错的决定的人。尼克松曾经表示过，有时候他对事情考虑不周，他需要有人能够和他谈一谈这些想法。我怀疑霍尔德曼的错误或许在于没有坚持告诉老板他错了。

　　和埃利希曼打交道就没那么愉快了。他看上去对他的观点高度自信，已经近乎自大，他在白宫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个性对他没有任何帮助。没有影响力的自信是有趣的，甚至是可笑的。有影响力的自信则是危险的。我从来没有看清埃利希曼为他人提供指导时究竟是以总统的观点为基础还是以他自己的观点为基础。未经其他人核实，我不会采纳他的建议，而且核实后还要经我认同。

　　有一个人突破了“柏林墙”，他就是查克科尔森。他担任尼克松的特别顾问，随着1972年的选举日益临近，他与总统走得也越来越近。科尔森睿智、坚韧，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善于解决棘手问题，自诩为尼克松的心腹。尼克松夸口说科尔森会为他做任何事，哪怕叫他“踹门而入”。尼克松无疑很看重科尔森的忠诚，但是依我的经验看，无条件服从未见得能辅佐好总统。

　　白宫中还有一群人，另一个所谓的核心集团，包括前加利福尼亚副州长鲍勃芬奇、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乔治舒而茨和我。比尔萨菲尔有一次描述我们这些人是“年轻学者”，是欣赏尼克松对内政策的书呆子。与霍尔德曼那一集团的人不同，我们每个人加入尼克松政府之前都有在选举事务处、政府或学术界工作的背景。我们都尊重总统，但是我们中间没有人会每天一早醒来就想着为了尼克松的政治目的去撞开紧闭的大门。

　　在尼克松早年的总统生涯中，他曾尝试过将这两个集团并在一起开会，霍尔德曼戏称之为FRESH ，人员包括芬奇、拉姆斯菲尔德、埃利希曼、舒尔茨和哈洛。我们是尼克松在政策和政治问题上的非正式意见团。这是一次令人感兴趣的机会，可以在工作中观察尼克松的思想。他是一位战略思想家，做决定时总能够提前考虑未来两三步，总会沉思并通盘考虑各种可能。

　　当然，有时候尼克松被某件事激怒了也会咆哮。如果媒体人或某些政府人物做得不理想，他会无休止地说个不停。听说自己有时候也曾是这些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的主角，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我对总统的印象与从尼克松秘密录音带（和间或删除的不雅文字）中得出的相反，并没发现总统有哪些地方像某些描述那样不堪。正如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所指出的，那些不雅文字多数还都是一些温和的字词，如废话、见鬼和该死。

　　我抓住机会与总统讨论的事情之一是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教化，这是共和党多年来反复出现的问题，如果政府希望真正代表民众就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有些人指责尼克松的南方战略加深了少数族裔与共和党之间的隔阂。他的这项战略目的是争取南部民主党人的选票，而他们当中很多人对民权立法并不热衷。无论这项战略是不是好主意，事实是民主党数十年来一直成功地采取此类策略，而这也是这些选民被称为“南方民主党人”的原因之一。

　　我不赞成种族限制，我认为政府应该严肃地在多样性上多下功夫。在尼克松政府，每次涉及重大种族纠纷的问题（如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叛乱、旧城区学校和毒品等）而且问题突出时，来自少数民族群体并能够参与决策制定的人太少了。我建议白宫组建一个小组，负责监督少数族裔雇佣情况、安排向黑人学校提供资助，并关注其他支持少数民族的工作，包括与少数民族组织对话。

　　我在把提案呈递总统时，特意使用了我认为他会欣赏的政治术语。我指出，尼克松政府与少数族裔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侵蚀对他的支持，对他优先考虑之事——如经济问题和结束越南战争等事情的支持率正在下降。“改变目前民众对政府的看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雇佣，”我在一份备忘录中建议，“少数族裔群体如果能够成为政府的一部分，将会更愿意从有利的方面看待政府。”

　　录音带暴露出来的内容显示，尼克松偶尔也会针对少数族裔发表冒犯性的言论。我并不确切知道他的感受，但是我的经验表明他的言论有些看来是世代遗传下来的，而且我发现他在少数族裔问题上的行动并不像他有时表达出来的言辞那样不适宜。尼克松总体看来还是同意我对少数族裔教化问题的意见，他的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认真的工作，包括在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和鲍勃布朗的成功工作。鲍勃布朗是尼克松白宫领导少数族裔事务的负责人。

　　尼克松总统偶尔会派我参与涉及外交政策的工作，他知道，我对这一领域很感兴趣。还有一种考虑是如果我能增加曝光率，对我竞选美国参议院席位或许有帮助。他也曾多次提出此类建议。他认为参议院中很多共和党人意志薄弱，对他的政策执行不力。他希望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参议院，好“教教他们”。对于他建议我竞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席位一事我一直在搪塞。尼克松说服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去竞选得克萨斯参议员席位，不过布什竞选失败。

　　1970年9月，总统要求我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葬礼。纳赛尔是前苏联的亲密伙伴，前苏联向其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武器装备。由于美国的紧张关系，代表团中没有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的高级官员。

　　开罗本已拥挤不堪，现在又挤进至少一倍的人来参加其领导人葬礼。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代表团聚集在一个大帐内，等待参加正式活动。几个小时内，大喇叭里一直在播放着《古兰经》中的段落。埃及妇女们涌上街头，在仪式的圣歌中恸哭。我离开帐篷，想看看街上发生了什么，结果被追随纳赛尔遗体过尼罗河的哀悼民众给堵了回来。

　　在开罗期间，我们团曾与当时的副总统和临时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会过面。我们接到过国务院和情报部门的简报，说萨达特是平庸的人，不可能成功接替纳赛尔成为总统。而实际上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大胆、无畏的领导人，最终成功修复了埃及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并在很短时间内便把前苏联部队请出了埃及。

　　1971年春，总统建议鲍勃芬奇和我去欧洲和北非，讨论日趋严重的非法毒品交易问题。在我们准备出发期间，尼克松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请求。总统要我们给一名罗马尼亚官员带去一个消息，说尼克松希望建立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沟通的渠道，并一再强调要高度保密。我们将要中国领导人通过时任美国驻巴黎的武官，陆军少将弗农沃尔特斯接触尼克松。这可是不同寻常的要求，我不知道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是否知情，但尼克松有时候会让一些人秘密地去做事情。不巧的是，罗马尼亚相关官员出访，我们未能将消息传达过去。但是尼克松已经开始暗示他已然决定直接、大胆地向中国伸出手去。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第一次与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一起共事。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事务的非凡能力令我不胜钦佩。基辛格不属于白宫内任何一个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自成了一股力量。在民众眼中尼克松与基辛格的关系是对等的，甚至基辛格是老师，尼克松是学生。虽然现在普遍认为基辛格是现代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争议人物，但他加入尼克松政府时却并不是这样的形象。基辛格来自学术界，理论多于实践经验。相反，尼克松实际经验丰富，几十年来与各国政要打过不少交道。总之，最初应该是尼克松是教授，基辛格是学生，毫无疑问，他是一名优秀的学生。

　　在今后几十年间我常常要面对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那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的复杂关系。曾经有一次，内阁会议讨论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三部门如何紧密合作。基辛格那时是国家安全顾问，他写了一张字条，笑着递给我。上面写道：“像一队梭鱼。”

　　在一次会议上，基辛格表明他担心国务院做事未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他本人通气。具体说来，基辛格认为国务卿罗杰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苏联领导层接触。霍尔德曼是谁也不怕的，即便是厉害的基辛格也吓不倒他，于是回嘴说基辛格也曾做过同样的事情，当他与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会面时也没有通知罗杰斯。基辛格被霍尔德曼的指责激怒了。他低沉地说他只是在正规渠道之外与外交官员对话，而且总统指示他不要通知国务院。他当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罗杰斯也有可能是在依尼克松的指令行事。无论如何，基辛格暴怒地冲出房间。

　　15分钟后，基辛格回来了。他告诉整个小组霍尔德曼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还意味深长地补充说他正在重新考虑与霍尔德曼讨论的“其他事宜”。我后来听说，基辛格所指的其他事宜是他正在考虑究竟是辞去哈佛教学职位，留在尼克松政府中（并失去终身教授地位），还是重返学术界。基辛格那时将辞职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表示除非国务卿罗杰斯在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不再与外国政府打交道，否则他将考虑改变主意，返回哈佛。

　　最终，基辛格接替威廉罗杰斯担任了国务卿，同时保留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位。在亨利身兼两职期间，他需要做的就是两边跑，确保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沟通顺畅。但是作为总统需要从各种不同的观点中吸取养分。我认为基辛格只任一职时效率最高，为尼克松总统和国家服务也更周到。

　　作为白宫中的一般顾问和解决问题的人，我喜欢承担更实质性的职责。我和总统在此期间有过几次对话，讨论过我未来的任务分派，如美国贸易特派代表、副国务卿和美国驻北约代表。他看上去很享受这些讨论，这样他便有机会教导一下自己政府中的年轻人。

　　事实上，总统经常考虑幕僚的重新组合，很可能是要确保在考虑重大问题时周围总能有新面孔，而且我怀疑还要让所有人随时保持警觉，准备行动。这恐怕是他的一大爱好，就像是在地图上进行一场全面战争游戏。

　　为此，在1970年中期选举之后不久，总统召集了一小帮人到比斯坎湾举行了为期一天的会议。他现在正在考虑1972年的连任竞选活动，并告诉我们他希望在政府中做一些人员变动。他思考着各种可能的人选，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大声说出来。会议还在继续，我走出会议室去洗手间，回来的时候，总统看着我。

　　“唐，我们准备任命罗杰斯莫顿为内政部长，任命你为住房及城市发展部部长。”尼克松说，一副就事论事的样子。他准备解雇掉现任的住房及城市发展部部长、前密歇根州州长乔治罗姆尼。同时，他内阁中另一位前州长沃尔特希克尔，即现任的内政部长也将面临解雇的命运。

　　我环顾了一下房间，看来没人反对我去住房及城市发展部的想法。我很好奇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内都发生过什么，最终竟形成了这样离奇的主意。我说我必须考虑一下，要知道，我当众议员的时候曾经投票反对在住房及城市发展部设内阁级职位。

　　大约一天之后，我和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谈话并把我的看法告诉了他，我说我认为总统同时撤换内阁中两名前州长的举措太不明智。我特别指出其中的罗姆尼来自非常关键的一个州—密歇根。结果，尼克松在宣布解除希克尔内政部长的职务时遭到了媒体的狂轰滥炸。幸好，总统终于明白如果他解雇罗姆尼，将会遭受更多责难，希克尔的发难进一步验证了我的观点，最终使总统打消了派我去住房及城市发展部的念头。

　　尼克松满脑子都是1972年的总统竞选，这让他很快又想起了我。他建议我担任总统连任选举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的缩写是CREEP ，太不吉利了。掌管尼克松连任竞选在当时看上去可能是一项光荣任务，但是我可不想做一个全职的政治活动家。

　　我故作轻松地想要拒绝总统的提议。“总统先生，”我边说边大笑，“我相当肯定您能管好竞选活动的，即便您没有时间，还有约翰米切尔，假使他不行，还有鲍勃霍尔德曼。所以您不需要我来担任这个职位。白宫可不缺少拉手风琴的。”我无意做一只被耍的猴子。

　　尼克松笑了。“好吧，让我们再考虑一下。”他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一想法也被搁置了。

　　稍后，尼克松又提出来要我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我再次感到这还是应该由尼克松、米切尔和霍尔德曼来操控，任何其他人在此任职都将是摆设。这份工作不适合我。

　　对总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不，我清楚其中的风险，我每拒绝一次，风险也随之升高。我的拒绝看来也使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不高兴。我敢肯定他们开始认为我没有团队精神，而且我怀疑尼克松很可能也开始有同样的想法。

　　随着1972年选举的日益临近，政治活动越来越频繁，白宫中与乔伊斯和我比较亲近的集团，以学术和政策为主导的那些人，如舒尔茨和莫伊尼汉，却越来越少地参与其中，与尼克松上任之初的情形完全两样了。而另一个核心集团，霍尔德曼、埃利希曼以及后来的科尔森，却看来得到了他的好感和信任。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必然趋势。霍尔德曼集团附和尼克松，任凭他对自己的连任日益狂热。我们不是。但是有些人提出，这一集团通过激起尼克松的愤怒，达到不恰当地影响总统的目的，就我的经验来看这点完全与事实不符。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太年轻，而他是美国总统，但我很少看到尼克松会被任何人不正当地影响。他可能有教唆者，但是依我看起主导作用的那个人还是尼克松。

　　随着竞选活动的进行，我确实感觉到了白宫中的气氛变了，但不是朝好的方向变化。在一次会议结束时，我看到总统与霍尔德曼和科尔森一起走出来。这一点没有什么特别不寻常的地方，因为他们经常在一起。但是我对白宫正在发生的事情越来越感到不安。有些不对劲。

　　20世纪70年代初期，通货膨胀率虽然没有达到历史高点，但已经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政治问题。华盛顿一如既往地紧张，迫使政客必须采取行动了，哪怕只是为了表示政府对问题的关注。国会中的多数党民主党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看上去在政治上很有吸引力，但并不明智。他们通过了一项法案，赋予总统在全国实行工资和价格控制的权力。

　　我怀疑国会通过这项法案可能从来没有想让尼克松总统真正去使用这项权力，而是作为政治点缀，以显示国会正在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努力。民主党对魅力四射的前得克萨斯州长约翰康纳利并没有寄予太大希望。康纳利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射向肯尼迪的两颗子弹中的一颗射伤，使他一举成名。他是民主党人，却在1973年转投共和党，他在尼克松内阁中即使不算卓越也是很突出的一位人物。还没有哪一个人对尼克松的影响力能够超过康纳利，确实，总统似乎对他言听计从。

　　康纳利是喜欢大手笔、行为大胆的林登约翰逊的门生。当工资和价格控制法案提出后，康纳利在财政部的幕僚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敦促总统以道德理由否决该法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康纳利看到他们的备忘录之后询问道，“如果一个法案要赋予你新的权力，你只管接受。就当它是一把老式猎枪，放在角落里好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上它。”

　　6个月后，令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惊愕的是，康纳利成功说服尼克松拿起了那把老式猎枪并扣动了扳机。美元持续走弱，通货膨胀有恶化之势，康纳利建议总统采取行动。

　　1971年8月，总统在戴维营 与他的经济团队召开了秘密会议。1960年尼克松就是因为经济衰退而长期为人诟病，最终以微弱的劣势败给肯尼迪。现在他是总统，他决定绝不允许经济毁掉他的连任机会。在会议上，总统接受了康纳利建议的方法。

　　尼克松要求对他的决定严格保密，直到他做好公开的准备。在该计划的第一阶段，尼克松计划让工资和物价固定90天。他还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推行经济稳定计划，创办薪资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健康咨询委员会、租金控制委员会和各种其他政府机构。所有这些实体均在生活费用委员会的监管之下，将由财政部长康纳利任主席，总统内阁中多数非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都会出任委员。

　　以我的观点，实行工资和物价控制可能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这很可能是政府做出的最糟糕的决定。我认为这一提议将会破坏自由市场允许全美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依据供需法则确定价格的能力。任何集中计划都无法实现这一提议，任何计划者，无论多有才华也做不到。

　　总统需要一个人去担任生活费用委员会（CLC）的主任，管理被称之为“第二阶段”的计划。尼克松接受舒尔茨的建议，决定我就是这个职位的人选。我告诉过他我希望参与政策方面的工作，显然这就是政策职位。不巧的是这恰恰是一个我不赞同的职位。刚刚从劳工部长调任到管理和预算局任局长的乔治舒尔茨将总统的决定告诉了我，并催我接受这个职位。

　　“我不相信工资和物价控制。”我告诉他。

　　“我知道，”他说，“这就是让你去做这项工作的原因。”

　　舒尔茨告诉我，他需要一个人去担任这项计划的首脑，这个人必须能够保证新控制措施是临时的，而且造成的损害越小越好。于是我在尼克松政府中第二次同意接受总统指派，去一个没有赢家、与我的信念背道而驰的岗位走马上任 。

　　如果说我们的目标是尽快结束工资与物价控制计划的话，我想我们向那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这样：为了不让这个机构永久存在，我们需要避免雇用永久编制人员。我向其他部门和机构借人，也就是借调人员，特别是那些理解工资-物价控制有危险性的人。我大笔一挥就能将他们打发回原部门。

　　第二点，我从一开始就强调，国会通过《经济稳定法》的唯一目的是应对通货膨胀。我不仅认为联邦政府如此干预可能会逐渐破坏自由市场体系，我也担心法案会使政府官员为了政治目的而禁不住诱惑去使用这项权力。有些人希望利用这些控制去破坏工会，另一些人希望利用这些控制去加强工会。我立即打消了所有这些念头。而且，我坚持我们绝不为了政治利益而使用这些法定权力去讨好或惩罚任何一个选区。

　　我们根据将受监管的企业的规模创建了一套分级体系。我们使小企业免于受监管，中型企业只要求适度上报，重点则放在了能够承担的大型企业上。这些企业都有大型法律、会计核算和游说公司的资源，能够有效应地应对联邦政府。

　　我们针对生活费用计划所采取的的非政治性、超越党派的方法并非人人满意。关于应该如何使用生活费用委员会的权力有不同的声音，也使我们遇到了困难。乔伊斯经常通过我打电话时所用语言的丰富程度就能判断出电话另一头是谁。当埃利希曼打来电话时，他会痛骂组成经济稳定法所属各实体做出的决定。我不得不再三说明一旦总统赋予他们决策权，我们只能忍耐而别无选择。

　　我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深深的忧虑，担心生活费用委员会遭受政治偏袒和腐败的不公指控。结果，我们做出了很大努力确保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我做生活费用委员会主任的那段时间，据我所知只有一起指控，说一名幕僚有违背公众利益的行为。我一听说，立即将指控提交司法部，很快查明这一指控毫无根据可言。在总统选举年，尤其是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我想，没有发生一例不道德行为足以令人称奇，确实也是难以置信。一般来说，公务人员不会因为躲开了“水坑”而得到表扬或奖励，但我们在生活费用委员会的这一帮人却不同，在我们的监督之下，没有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就凭这一点，任何奖励我们都当之无愧。

　　我在生活费用委员会任主任一事的结果是我和尼克松最亲密的政治助手们渐行渐远了。没有过深地介入1972年的选举，对我来说焉知不是塞翁失马。

　　随着大选年竞选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尼克松寻求连任的战争之激烈完全应验了之前一些政治专家的预言。盖洛普民意测验 的结果显示，对尼克松的支持率将达不到50%。虽然我个人比较喜欢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南达科他州参议员乔治麦戈文，但是我认为他不会成为有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我在国会供职的时候认识了他。他是左翼人士，他的竞选纲领看起来不堪一击，但是麦戈文确实有他的优势，他的优势与肯尼迪和汉弗莱一样，而尼克松在前几次的竞争中也是败在了这种优势下：激情洋溢。

　　我给总统写过一份备忘录，提醒他注意，麦戈文的“热情、关心和正派使他越来越受欢迎”。我建议政府寻找机会突出尼克松对普通美国人所面临问题的关注。我相信尼克松实际上很注重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他只是更愿意从理论上去关怀而不是亲力亲为。在新的媒体时代这样的习惯并不一定总是能够被理解。“我们的政府处在危险当中，政府的权限很有限，优势并不明显，在实际行动中又缺少目的和理想。”最后，我提出了警告，也许也反映出我开始对白宫行动的担心。“竞选活动，”我写道，“必须谨慎避免‘行动越界’。”

　　就是有人听到了这个建议，也为时已晚。1972年6月19日，我把备忘录呈递给总统三天之后，《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则新闻报道，大标题为：“共和党五大安全助理之一因窃听事件被捕。”报道将闯入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企图安装窃听装置的事件矛头指向了总统再选举委员会的一名助理。

　　那天早晨，我出席了在罗斯福办公室召开的白宫高级幕僚会议 。好几个人对邮报的报道表示讶异。对于应该如何回应这篇文章，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些人主张将其作为需要加以管制的新闻报道处理，换句话说，作为公共关系问题处理。我的直觉是应该追本溯源，弄清楚真相并力挽狂澜。多年以后，查克科尔森回忆起我在会议上的发言：“如果街道那边（指竞选总部）或这里（指白宫）有任何人与此事有任何关联，他今天就该被吊起来。我们最好与这件事无关，它会害死我们。”我不记得这是不是我的原话了，至少没有完全表达出我的想法。

　　尽管随后邮报就这一主题刊出了一系列新闻报道，1972年总统竞选期间水门事件对于选民来说还不是头等大事。但是当针对水门事件的谈话开始时我嗅到了麻烦的味道。乔伊斯和我出席了在老行政办公大楼五层一间礼堂召开的会议，出席者都是尼克松挑选出来的竞选代理发言人，包括很多内阁成员和国会重要成员，如戈德华特，也包括乔伊斯和其他内阁成员的妻子。埃利希曼针对报纸上提出的关于水门事件和竞选的一些问题作了回应，并拿给会上的人看，在我眼中这就是一种痛苦的回应。我建议乔伊斯永远不要根据埃利希曼建议的谈话要点说话，我感觉那里面没有一句实话。乔伊斯也有同感。

　　水门事件在1972年只不过是一个小麻烦。有人担心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事后看来也是多虑了。尼克松以压倒性多数获胜，仅失去了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惊人的23点差额（60.7%比37.5%）是美国历史上最无悬念的一次总统竞选胜利。总统对他以势不可挡之势获胜的反应超乎所有人想象，当然我也没有料到。

　　成功连任后的那天早晨，尼克松召开了内阁会议。我猜想目的是感谢所有人对他竞选活动的帮助，并谈一谈他第二任期内的目标。

　　会议开始时气氛很好。尼克松在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中走进白宫内阁房间。总统笑容满面，示意我们入座。但是掌声仍在继续。有那么一会儿，尼克松停下来，站在椭圆形桌子中间的椅子后，沉浸在我们的祝贺声中，双手紧紧抓着椅背。

　　那一刻，无论他有多么激动，多么想庆祝，冲动很快就消退了。他的发言还是那么缜密。他确实向我们的努力表达了谢意，但很快就把话题转向了抽象的政策讨论。他谈到了竞选中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谈到了在越南持续不断的冲突，总统说他坚信他的政府将会带来和平。“理查德尼克松不会放空炮。”他说。

　　他长篇大论地说明他最喜欢的历史时期，说也奇怪，竟然是19世纪50年代那场议会大辩论。他提到了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他是一位有才华的男人，”尼克松说，“梅毒摧毁了他的事业。”

　　他谈到了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和本杰明迪斯累利。尼克松评论说，格莱斯顿在位时间比较久，而迪斯累利却有着比较辉煌的政绩。总统告诉我们，迪斯累利有一次把格莱斯顿的政府描述为“一座喷发殆尽的火山”。我看这才是尼克松拐弯抹角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说在他的第一任政府中有些人已经倦怠了。这是一个特殊问题，尼克松还补充说道，因为一般情况下第二个总统任期往往无法超越第一任期。

　　之后，面对此时此刻有些消沉的听众，总统宣布在未来几周内，他将思考我们这些人，如果在他的第二任期内留任的话，每个人会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我知道这是他最喜欢的消遣。他说他并不希望表现得太过无情，但是“政府需要灌肠”。总统随后对着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点了点头。“现在将由鲍勃主持，会议继续。”他说，然后看了看霍尔德曼。尼克松离开房间去了另一间，在掌声中略显沉默。

　　总统离开后，霍尔德曼突然宣布尼克松要求每个人在本周末前必须辞职。他说这在第二任期是惯例，尼克松随后将会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我们的辞职。他递给每个人一份未签名的备忘录，主标题是“大选后的行动”。这事符合霍尔德曼一贯的认真风格。

　　“应该承认，这一时期必然是有某种不确定性的时期，”备忘录写道，“这一切将很快烟消云散。”这句话并不足以宽慰人心，下面的内容就更是如此了。“从现在起到12月15日期间，请安排余下的工作，完成第一任期的工作，将总统的计划集中存放，并制定下一任计划。这可不是度假时间。”

　　我们按要求描述了我们当前的任务，汇订成册，我感觉我们或许是在为接替我们的人写工作描述。“越详尽越好。”备忘录是这样指示的。

　　所有这一切浇灭了内阁对尼克松大胜的喜悦。他们很多人努力工作支持总统，多数都担任过代理发言人。他的行为使一些人失望，使另一些人愤怒。备忘录几乎各个方面，包括其中的意见、提出的时机和语气都是那么的麻木不仁、不理智。

　　会议一结束，我立即告诉霍尔德曼，他在要求生活费用委员会的任何成员辞职之前必须三思，因为我们所有人并非一开始就心甘情愿地到这个委员会任职。如果我们提交了辞职，那一定是认真的，总统就需要与一支全新的团队（如果他能够找到愿意做的人）一起经营稳定经济的计划。我补充说，他还要明白，在政府其他部门展开大范围的辞职清扫行动可能会自食其果。几个小时之后，霍尔德曼回来找我，显然他已经与总统谈过了，他说他理解，并且收回之前的要求，让我不必要求生活费用委员会的那些人提出辞职。

　　尼克松总统很快启程前往戴维营，他要在那儿好好考虑一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即将开始的人员重组问题 。几个关键人物与他在一起：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还有乔治舒尔茨。值得安慰的是，尼克松还是很看重舒尔茨。遗憾的是，如果总统能够多听舒尔茨的，能够与舒尔茨走得更近一些，他的第二届任期也许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结局。

　　我已经做好准备离开政府，并在考虑转到私营机构。我开始向芝加哥的朋友咨询，了解我都能做些什么，同时，我也把我的想法告诉了舒尔茨。我正在权衡时，总统要我在下定决心之前去戴维营见他。于是，1972年11月底，我坐上直升机，沿着波托马克河向北飞，飞过马里兰的凯托克廷山，对于这次去戴维营会有什么结果我心里一直在打鼓。我首先与舒尔茨和埃利希曼见面，将我的想法告诉他们。一小时后，我们一起到总统办公室去见总统。

　　尼克松很快就转入正题。他开始敦促我竞选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席位。他告诉我不管初选有多少人，他都将推举我做1974年共和党提名的人。我觉得竞选参议员不适合我，我开始明白我更喜欢行政职位而不是立法职位，而我那时是身兼两职。

　　尼克松总统和我曾多次谈到外交政策职位的可能性。在这次会议上，尼克松告诉我他准备任命埃利奥特理查德森为国防部长，商务部长皮特彼得森很可能会任美国驻北约代表。因此，我猜想，尼克松之前与我讨论过的北约职位泡汤了。那个职位差一点就是我的了。我知道，我不愿意继续留在白宫。

　　总统明白我已经开始另寻出路。“唐，我们会找到正确的方法，”会议临结束时尼克松向我保证，“拿象棋来说吧，我想要你知道，你不是一个小卒子。”

　　几天之后，彼得森的提名被划去，总统通知我他最终决定要提名我担任美国驻北约代表。我知道他对北约盟国的运作方式持保留意见，而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欧洲并不是他外交政策的中心，但是总统言之凿凿地说北约很适合我。在一次对话中，他说北约比其他大使级职位更有意思，更有实际意义，因为这个职位需要与多个国家打交道，而不是一个。

　　由于北约的集体安全策略，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整个北约的攻击，所以同盟可以有效地抑制苏联。因此，北约在布鲁塞尔的总部应该是欧洲最老练的外交家云集之处。我告诉总统，我很高兴能获得该职位的提名。

　　这项指派有两大吸引我的地方。其一，这是一次在向往已久的新领域闯荡、学习的机会；第二，我可以离开白宫了。我选择离开华盛顿可能与某些人的直觉恰恰相反。1972年12月2日我的任命公开宣布之后，按照《华盛顿邮报》记者戴维布罗德所写的，选择我担任此职令“大多数华盛顿官员惊讶”。确实，一个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前国会众议员，其主要工作是国内和经济政策问题，显然不是驻北约代表的理所当然的选择。

　　城里还有些人完全以离总统办公室的远近来衡量一个人的权力，他们认为我在尼克松总统以压倒性多数要成功连任之后马上就离开白宫前往欧洲，简直是自毁前程。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志愿离开内阁和白宫这个世界权力的中心，远行到他们眼中的宇宙中心。但是我已经为两届政府服务了近四年。我在白宫和内阁都工作过，留下会让我深感不安。我知道白宫不再是适合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