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奔告艾青
万事开头难，但只要迈出了第一步，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访问三松堂后，我又拜访了另一位老先生，他就是冯至。
冯至先生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他1905年生于河北涿州，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德文系，后赴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64年，他受命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并首任所长。曾被选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研究院外籍院士，并获得“歌德奖”、“格林兄弟奖”、德国“大十字勋章”等。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和成就斐然的作家，他的《十四行诗》为中国新诗写作开创新体。他的《杜甫传》迄今“著名于学术史，据为典要”。
20世纪20年代，冯至先生就以诗集《昨日之歌》《北游》享誉一时，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50年代随着《杜甫传》的出版和北大西语系主任资格的获得，他开始进入学术殿堂，被认为是杜甫专家，而且跻身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学部委员”之列。他是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80年代由于又一力作《论歌德》的问世，使他成为我国德语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无可争议的泰斗。《论歌德》被公认为是我国歌德研究的最重要的收获。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一个冬天的童话》，歌德的诗歌、里尔克的诗歌及《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这些作品的中译本都是冯至先生的辛劳。国学大师文怀沙说：“我很佩服陈寅恪，但他的作品不会让我感动，冯至的《伍子胥》却让我流泪。”
20世纪80年代由业师、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介绍，我与冯至先生有过几年交往。
那时朱先生每出版一部新著，就要奉赠自己的一些老友，出于对我的信任，他有时托我直接送到老友寓中。记得我曾代朱先生给楚图南、冯至、李可染、杨宪益、冯亦代、张毕来等前辈送过书。
由于送书而结识冯至先生，那时他在建国门外的社科院宿舍楼居住。我记得他房里都是书，书柜、书架把墙都遮住了。冯先生微胖，温文尔雅，乐观朴素，说话不紧不慢，虽是大学者，却十分谦和。
1987年3月朱光潜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冯先生同我谈起朱先生。
他说：“朱先生是一位有充沛精力、意志坚强的学者，我对他很钦佩。解放后，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花了很多心思，他独立考虑问题，不受风向的影响。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有时还把原文与其他各种译文相对照。他的英、法、德语本来是很好的，但他在年纪很大的情况下还学习了俄语。与他相比，我感到惭愧。我本来是研究德国文学的，可是德国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如黑格尔的《美学》、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都是朱先生翻译的。”
冯先生告诉我，他与朱先生相处最长的一段是抗战胜利后，那时他从昆明回到北京，朱先生也从武汉大学回到北京，二人同住在北京大学中老胡同宿舍，时常见面。冯先生说：“朱先生不大议论别人，也很少讲他自己。解放前他的思想比较右倾，那时我对他有些意见，说话时对他有所暗示，但我认为我们彼此的意见不相同，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交往。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是受世界观支配的，但这是一个复杂问题。有的人思想虽然右，但在做学问和道德修养方面是好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就有可取之处。解放后朱先生通过不断学习，努力改造，进步很大，给旧知识分子，也给年轻人做出了好的榜样。”
冯先生最后说，盖棺定论，对于朱先生这个人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评价，他的优点、他的缺点都可以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上来看待。解放前他那种右的言论也是本着他的良心讲的，应该得到理解，解放后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是真诚的。
冯先生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朱先生生前送与他的《朱光潜文集》，只见扉页上写着：“这三卷美学文集都是在冯至同志指导和纠正之下写成的，特奉一套作纪念，一九八四年春时已八十有七初度矣光潜”。冯先生笑着说：“我对他哪有什么指导和纠正啊，他是太谦虚了。”
1987年10月拙著《朱光潜宗白华论》在香港出版，我邮寄一册给冯先生。他于1988年5月10日复信，对我多所鼓励：
士方同志：
谢谢您寄给我您与王德胜同志合著的《朱光潜宗白华论》。朱宗两位同年诞生，同年逝世，堪称美学界的双璧。我与朱先生比较熟悉，于宗先生知之甚浅，今读此书，获益实深。回想二老生前，一位于十年浩劫中受尽折磨，一位于晚年受冷淡待遇，前者以坚强毅力，后者以超脱态度处之，似此风度，应永远纪念也。
敬礼
冯至 1988.5.10
从信中可知冯先生认真阅读了拙著，故能发表如此精当的评论，可谓字字珠玑！先生做事之认真于此可见。
1988年冯至先生送我一本他的老友杨晦教授的文集，我发现书名是冯至先生的手笔，就提出希望冯先生赐我一幅书法墨宝，冯先生笑笑说：“我哪里会写字，待我练一阵子再给你写吧。”我以为他在敷衍我，就也没有在意。谁想冯先生对自己的承诺十分认真，他在后来写给我的两封信中都提到此事，两信内容如下：
士方同志：
来函及“人民政协报”数份收到，谢谢。
请原谅，条幅还没有写，原因如下：一、近来一再小病，先是感有咳嗽，继之以肠胃发炎，一度吐泄，身体十分疲惫。二、久未用毛笔写字，实在感到生疏了。但既已承诺，当不至于食言。俟将来有兴能挥毫献丑时，当即奉告。此致
撰安
冯至 1988.11.23
士方同志：
三月二日来信早已收到，迟迟未复，请原谅，原因是久未用毛笔写字，又懒得磨墨，实在没有勇气“涂鸦”。现在觉得不能再拖了，“下定决心”，日内写几个字奉上。所谓《学术精华录》实际上一点也不“精华”，蒙不弃，当奉赠一册请教。
下星期您若有时间过舍下，字和书一并面交。我家里的电话是5002695。
问近好
冯至 1989.4.4
第一封信是冯先生应我邀约，为我报副刊写了一篇散文，我寄样报后他的复信。从此信中可知他当时身体状况十分不佳，但仍想着为我写字的事。“但既已承诺，当不至于食言”，先生之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实在令我感动！
第二封信是我写信向他求赐他的著作《冯至学术精华录》后他的复信。“所谓《学术精华录》实际上一点也不‘精华’”，何等谦逊！
过了几天，我去冯先生府上取回他赠我的著作和墨宝：“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是郑板桥的诗句。
那天我为他拍了几张照片，他高兴地笑着，眼睛眯成一条缝，慈祥极了。
冯先生晚年常对人说起他一生的两个“心病”，一是1958年时文艺界领导要他写的批判艾青的文章，一是1958年时他主编的《德国文学简史》。对于第一件事，他曾说，领导关照要写，这是“任务”，谁敢拒绝不从？
冯至去世前不久，曾去病房看望同住协和医院的艾青，艾青看见冯至拄着拐棍步履维艰地走来，感动得伸出大拇指向冯至致敬，冯至也伸出大拇指以示回敬，两位老诗人，前嫌顿释，把这个历史造成的恩怨还给了历史。
至于那第二件事，同样是当时的时代悲剧。在1958至1959年的狂热气氛中，什么“拔白旗”“插红旗”啊，在这种时候，有多少人敢说真话，敢凭学术良心正确评价外国作家和作品？然而冯先生严于律己，他认为这本书中的观点、材料上的问题，都是他的责任，他把一个沉重的历史枷锁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他并没有把一切都推给历史。这是何等心境，何等胸怀！
我们可以把冯至当镜子来对照，反问自己在荒诞的岁月里做过什么荒诞事，是不是把自己做错的事都一股脑儿算在了历史的头上？也许我们可以列一份清单，把那些伤过的人的名字写在上面。
